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

一篇2001年内10月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的《怀念耀邦》第四集中的文章，该文章为李锐所写，其中记录了1989年4月5日胡耀帮去世十天前与李的一次谈话。以下是谈话中涉及的十个问题，括号内楷体为李所写。

我的四月五日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谈了十条分歧。“要树自己”。导火线在 “同意全下”，“自己半下”（两下对话）。这肯定是我当时的观感。事实是否如此，当由历史评定。
一：关于华国锋的问题。（一九六二年短期下放湖南时，耀邦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同华国锋有过一段共事经历，在党校也合作过，比较了解其人。当年在党的高层议论华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华是坐直升机上来的，是造反派出身。耀邦认为：）主要问题在继续搞“两个凡是”个人崇拜，受了汪东兴身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响；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点，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赞同。他讲了很长一段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处理华国锋的决议，乔木起草，经他修改，措辞较和缓。华下台后，本人也一直没有说过什么过头话。）
二：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三：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从宽还是从严，一直争论到一九八三年整党。有些省矛盾很尖锐，如山东、广西、江西、湖南、内蒙等。处理不好，又会发生内乱。我顶住了过急的一面，坚持冷处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他谈到刘建勋、刘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情况）保与不保，在高层中是有争论的。有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陈云谈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很是赞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 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三个人决不能整。（大家知道：这二位“左王”是怎样利用所谓“异化”问题整周扬和王若水的。邓后来被这二位说动了，于是十二届全会发难：清除精神污染。）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这也说明，耀邦胸无城府，从无抓人家小辫子的习惯，并不把这样的文件留在手里）。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得《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紫阳联手抵制，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停止了下来。赵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是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故意提问“清污”问题，于是我回答：“日本军国主义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耀邦说，“他们两位总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端。如批白桦的问题，《解放军报》的文章，幸亏乔木也不大赞成，否则我顶不住。”
五：外事问题。一九八二年前，讲联美反苏，徐总不赞成。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紫阳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耀邦说：）我们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不谈东欧、中日关系等。一九八0年四月，意大利贝林格来时，耀邦谈）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的提法，战争不是可避免的（这个话讲得较早）。“我是老鼠上秤勾，自己称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象。”
六：一九八0年一月，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共讲了二十八条。一九八0年邓小平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过党政要分开（但办不到）。这个说法，毛主席批评过：党政又分又不分。我的讲话中，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全党都要懂经济。喜欢讲四个字：“藏富于民”。这二十八条，书记处都看过。乔木当时在云南，改了几个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提不同意见。赵紫阳认为，现在不忙毛里毛糙搞全面改革、搞政体改革，向小平反映。乔木后来又说不知道个文件，没经过书记处。于是只好向小平谈：文件经过书记处的，这样才没生气。于是定个协议：文件暂不发表。“（此事又关系到 “你要树立自己形象问题。”）
一九八四年开三中全会，开始没有题目。后来想到两个：还是谈改革；或者一年工作报告，讲七、八个问题。小平认为改革纲领存在困难，争取讲第一个问题。这就又一百八十度转弯过来。同时取得紫阳的支持，列出十二条，仔细交代，提纲也向紫阳讲得太多。我从来不同意“理顺物价”的说法。紫阳提出“物价是改革关键”，几经商量，定稿改为“物价是改革的成败关键”。这个报告大家都赞成，说成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上面这段话是耀邦的原话，可见他是一直坚决支持邓小平一九八0年讲话，搞经济政治全面改革的，两者要同步。问题就出在两位老人之间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矛盾。同时两位“左王”实际上抱住老框框、死教条，如雇工七个即是搞资本主义，主要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等，并不赞成改革开放。他们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在两位老人之间钻空子，谎报军情，藉以得逞。于是出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刚刚过去史事可说并未结束，根深蒂固的 “左”害也还时在发作，人们对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这些未了之事，应当彻底弄清实情，总结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这就是列席十五大时，我为什么要写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的原因。）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耀邦曾支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被胡乔木强行制止）。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处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口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元。头十年和后十年的问题。头十年定要有个速度。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点二。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邓也同意。这就翻不了一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年（耀邦多次谈过，自己一九八七年下来），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一九八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邓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印发的材料）：“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这就是要采取紧缩措施，压制当年“经济过热”现象，说否则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要爆发经济危机）。我会上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一九八二年全国经济形势看好，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七。）一九八三年那次会[6]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没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据我所知，还有如此令人意外之事：一九八八年耀邦到湖南时，邓力群竟找他，要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严辞拒绝）。
八：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开始时不赞成这种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责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对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书记处都不赞成，不能不停下来（这个问题只提了一下，接着讲下面最要害的问题）。
九：“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在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言，坚持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于是就闹大了。
（这个最后导致耀邦下台的最大问题，谈话时他只说了这样一句，就没有再说下去了。这可能是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对此事首尾很是清楚，也有可能是怕触动自己感情不愿多谈。为了读者便于理解，特就此导致耀邦下台的问题做一扼要说明。关键就在改革开放以后，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理论务虚会乔木并不赞成，反而夸张当时形势“像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还说“不要逼华主席反右派”。于是代邓小平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大讲专政、贬斥民主，使会议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一九八0年八月，政治局刚通过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强调国家政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胡乔木立即利用当时发生的波兰事件，上书告诫，使这个讲话置之高阁。此后就不断以“不坚持四项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罪名，大整坚持经济改革尤其坚持解放思想政治改革的人，党校事件[7]、特区事件、[8]周扬事件、《人民日报》事件等等，接连不断，矛头指向耀邦：是这些人的总后台。事情发展到一九八六年，耀邦主持起草的将提交中央全会讨论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文件避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特别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放性，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突出了政治民主化，“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文件总结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现代化”、 “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并且规定要 “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最后反对这个文件的是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稿送给邓小平与陈云，其中仍然是宣扬清楚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调。

陈云批示赞成修正稿；邓批示赞成原来的文件草稿，否定了修正稿。随后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二人极力活动，引起激烈争论，耀邦作了妥协，在草稿中加了这样一段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以这样的话来限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解释。但是这段话遭到陆定一的坚决反对。他三次发言，从历史角度论述“反自由化”这一提法的荒谬和危害。指出这是当年苏联反对我们“双百方针”时提出的；后来“文革”时“四人帮”也使用这一提法批判过陆定一、周扬和邓小平；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同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民的自由权利相冲突，而且对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极为不利。这场争论最后一幕出现在九月二十八日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我亲身经历了这个场面。对《决议》进行表决前，陆定一又站起来发言，坚持他的意见，在《决议》中去掉这一段话，引起全场的掌声，我们中顾委这一边席位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等发言反对陆的意见。胡耀邦采取调和立场，主张暂时仍保留这一段落。接着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最后说，反对自由化，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耀邦会后布置传达时，说不要将这个争论传达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讨论《决议》本身。然而胡乔木、邓力群却借此机会来整倒胡耀邦。王震在中央党校带头发难，印发邓小平的讲话，在全校大会上责难耀邦，说道：有人故意不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说，在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现在再加五十年，反到下世纪。于是这件事和年底发生的学生上街，成为迫使耀邦辞职的一个导火线。）
十：政法问题。主张从理论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国。不要再像毛老人家一样，强调专政。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不赞成搞什么“几大战役”，不要搞新的冤假错案。彭真说过我：“四个坚持”，你时而说，时而不说。留学生反映，再搞“四个坚持”，就回不去了。邓几次讲，“反右派”没错，只是扩大化了。
（最后，耀邦谈到自己的事情：）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主持工作这七八年中的作为），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结论。没有，也不能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我已无所谓。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耀邦还谈到，）当时作检讨，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也为了保护这个家，是他同别人谈到的）。
（最后谈到：）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李锐最后写道：

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选举，“是非公道在人心”是言中了的。大会选举中央委员，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只少几十票。随后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三人，耀邦得一百六十六票，后来知道未投他的七票中，有他自己一票。
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邓力群落选了，据说为了照顾，违反程序，临时将他放到中顾委候选名单中（无差额），以最少票入选。在中顾委选举常委时，又想让他进常委，气氛很是紧张（我是亲临其境的）。一共有一百八十七投票，邓力群只得八十五票，连零头都不够，又落选了。胡乔木只得了一百三十五票，是票最少的二人之一。选举完后照相，临时撤去邓力群的前排座（事先为当选常委准备的）。胡乔木最后走过来，一脸死色，无人同他打招呼。早在六七月间，就听说王震等极力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后来有人向邓小平写信揭发此事，并检举邓力群之种种劣迹；小平批示，撤销其一切工作。
十五大召开时，我是列席代表，曾写了一个近万字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其中第三段：“应当开始总结这二十的（1978-1998）的经验教训”。谈到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自发进行，还是有组织领导；是内部动态参考，还是允许报刊讨论？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二十年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随后就提出七个问题，不能回避讨论。其中第五个就是“一九八七胡耀邦辞职问题”。
多年来，有关耀邦的书出版甚少。最近收到的港版《怀念耀邦》一、二两集，共五十二篇文章，近六十万字，作者六十人，是耀邦在各个时期的战友、同事和部属。所有这些书刊文章，当然都是研究耀邦其人和党史资料，我写的这篇资料当然也可归入其中。

（二000年八月中旬）

[6]即胡乔木准备发动召开而被邓小平制止的中央工作会议。

[7]一九八一年，有人向陈云进言：中央党校校刊《理论动态》有篇文章是影射攻击你的。从而耀邦受到指责，陈云查询。耀邦答没有此事，可以调查。于是中央组织部派调查组进党校，审查校刊编辑负责人吴江、阮铭、孙长江。结果并无攻击陈云之事。但不久，王震接任中央党校校长，即宣布这三人调离党校，并且不久将铭开除出党。
[8]当时广东、福建的领导人挨批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