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     1957年反右运动究竟打了多少右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全国所划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中右分子’，或工人、民警等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数量很大。其中，仅失去公职需要安置的，全国约有十六万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此外，当年在农村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也划了不少右派，虽然后来中央下令不许在农村小学和基层干部中划右派，但是为时已晚，划和不划已经乱了套。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这两者大体上也有几十万戴或没戴右派帽子，却按右派，甚至重于右派的处理办法处理的‘中右分子’。”这几部分人加在一起，总数不会少于一百万。1991年，丁抒《阳谋》（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一书中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2006年1月，又有香港杂志援引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的数字，各类右派人数竟然超过300万人。     1980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五人的右派分子身份不予改正。此时，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外，陈仁炳是五人中唯一活着的一位。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 55万人或130万人或300万人中有多少“真右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按照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的定义——“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当时所谓“章罗联盟”的头子章伯钧和罗隆基，也没有“反共”即推翻共产党的胆识。如果按照毛泽东在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添加的“六条标准” 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因为对这些标准的解释要灵活得多。     本文不采取“真右派”与“假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而采用“主动右派”与“被动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是主动地登台表演还是被动地揪上台，比较容易辨别。      ...

一 引言 二 事件的经过 三 "六*四"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四 1989年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五 北京在1989年6月初没有发生"暴乱" 六 "六*四"屠杀的性质不容质疑 七 戒严是非法之举 八 北京市"游行示威十条"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九 20年的反思 十 结论：没有结束的请愿 一 引言：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让世界人民关注她的不是"四大发明"也不是她的宇航员在空中行走，而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1989年6月4日只身阻挡针对平民的坦克。1989年6月3日中国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和占领天安门广场，在行进过程中军人们向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开火，导致了大量的伤亡。那一刻环绕着地球的是这样的声音：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是中国当局自己的电台播出的新闻，它是其编辑根据其在上班的路上所目睹的情况所写出的新闻稿。新闻播出后不久，即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强行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军人枪口押送下，撤出天安门广场。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1989 年天安门屠杀事件。 有关中国军队向平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的报道，以后不断有录像�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中国官方也从未否定军队动用了武力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他们说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多年后，中国当局一方面避讳提起"暴乱"和"平暴"而讳称说是一场"政治风波" ，另一方面坚持说1989...

80年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萌芽发展的时代，文革后的反思，中国知识阶层开始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有限度地比较和思考文化思想体制等诸方面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天高皇帝远的USTC（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由主义思潮，领军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方励之以及略为保守的以改革著称的温元凯。而方励之无疑是引导自由民主思潮的第一人。 搞天体物理研究的方励之，他对前辈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的学说和观点知之不多，他的很多观点，是作为第一批去国外访学的学者比较和观察中西方科学文化社会所得到的朴素见解。以现在的眼光看是相当稚嫩和朴素的，也是相当保守和温和的，与给学生和公众演讲时有些夸张的言语和比喻不同，他其实主张换药不换汤不流血的英国式革命。加入共产党时对学生说他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帮助党改革党，他的情感是真挚的。同时恢复党籍的项峙磷教授（曾被打成右派）更激动的脑溢血。虽然方励之对温元凯式的改革有些不屑，上课时对我们（学生）不无挖苦地说：当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确定时，（微分方程）的解是一定的。 USTC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并非方励之温元凯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大环境和小气候合力形成的，尽管80年代初思想文化领域仍然不断有控制的举措，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对科技界影响却不大，公派的大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热，以及不断来访的国外学者，使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几乎突然敞亮起来。邓小平搞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客观上让已经不懂行年事已高的老干部退出了科教系统的领导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党员干部，他们当然不会直接附和方励之等人的言论，但内心却是理解和同情的。 USTC是58年才成立的年轻大学，着眼于前沿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属科学院直属大学，口号是所系结合，科学院各所所长也兼任各系主任，例如近代物理系的系主任是高能所所长张文裕，副主任何祚庥，数学系系主任华罗庚等。但是文革时，由于林彪要搞备战，USTC从北京下迁到合肥，所里兼职的教师以及会钻营的党团干部留在了北京，北大和一些北京科研机构更把一批曾被打成右派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人发配到科大，其中就有方励之以及他的"难友"，如尤峻汉张家铝吴杭生等，可以说在合肥科大的理科教师骨干相当多是北大毕业的右派或准右派。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委书记的刘达相当重视和尊重人才，温元凯就是被...

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常识了，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力和个性价值的社会。 我们现在说人文主义，实际上所谓的人文指的都是人的个性，我们说的人权实际上也是公民的个人权力，因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解释什么叫侵犯人权、维护人权。如果我们说人权指的是所有人的权力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或国家的权力，那就很难讲什么叫做侵犯人权了。所以我们现在讲人权、讲人道主义，都是基于对个人权力的尊重、对个人个性自由发展的尊重而言的。这恐怕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的共识，既是跨文化也是跨主义的。比如马克思说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从事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自由，越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是共同体的产物、财产，因而也是作为共同体之父的那个人的财产。仅只是在我们这市民社会中，个人才成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按他的说法，历史的发展是从以人的依赖性即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阶段。这是理想阶段。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大家知道卢梭一般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理解的个人权利观持批评态度的，因为他有很多关于人权的概念，这种概念如果膨胀得很厉害的话，就会对个人自由有很大威胁。但即使是卢梭，他也以个人权力来作为划分公民和臣民的一个重要指标。自由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关于个人本位的言论在那里有着许多经典说法。我之所以在这里列举马克思，列举卢梭是因为按照自由主义来看，这两个人都对个人权力和本位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但即使是他们，在谈论现代社会、市民社会的时候，也是把尊重个人的权利、尊重个性的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几乎是本质性的指标。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是在这个基点上产生出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长期讨论中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就是把个人本位及非个人本位当作一个文化特征来谈论。我们现在有必要去反省这种观点。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个人本位的，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或亚洲价值的特点是整体本位的，而这个“整体”的说法不一，有说家庭本位的，有说宗族本...

"陈笛，如果斑马资本公司将来成功，假如由我们从Ibbotson先生手里把股权也接过来，等我退休，你会愿意接手掌管公司吗？"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一旦斑马公司成为我们家的企业，我是否愿意在将来接班？" "是的。如果你要接的话，你将来就要学投资基金管理，也要学会如何管理企业。不过，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现在看，做基金管理是一种收入很高的职业，你帮客户理财投资，不仅赚基本的管理费，而且帮客户赚钱时，你还能参与分成，跟客户二八开。" 陈笛，"那是说，拿客户的钱去投资，每赚10块钱，我得2块、客户得8块？" "对。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富有，大家的钱会越来越多，这些钱往哪里投呢？总得找人帮他们做投资管理吧？所以，将来投资理财行业肯定前景极好，今天的基金管理公司日后增长机会一定非常多。" 陈笛，"不过，我还是想从事别的创业。可不可以这样，你晚些年退休，等我将来成家，让我的儿子长大，由他接手你的公司？" "那要等到哪年？" 陈笛，"你看，我现在14岁。假如我28岁生小孩，等他到30岁，那总共还有44年。也就是说，等你到90岁再退休！" "你说的倒好，妈妈可能不会同意我那么晚才退休！那怎么办呢？关于家族企业的接承，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以前我们谈到，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父亲创业成功了，儿子接过来，十有八九会失败；即使儿子不失败，也很难到孙子辈。所以，财富到了第三代就基本走向没落，这就是'富不过三代'的诅咒。" 陈笛，"或许你可以先退休，但是在我儿子长大接手之前，我们继续拥有公司的股权，只是雇用一个能力强的人来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由他们经营一些年，作为过渡期。这就像你上次讲的，说要吸收第三方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成为斑马公司的股东，让他们能够监督斑马公司的运作，并在公司出现困难时出面帮助。所以，雇用外面的人来管理我们家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问题是，你雇用外面的职业经理人来帮你管理企业，怎么能保证他们能为你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呢？就像你以前看到Dunkin Donuts的员工做事无所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