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二十年前，我们见证了赵紫阳拒绝镇压学生的事实。去年《改革历程》面世，又使我们听到了这位总书记内心的声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镇压”是赵紫阳做总书记的原则──对学生不镇压，对一切公民不镇压，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工人，对资本家，对行使法定权利的同胞，不论上访还是请愿，游行还是示威，批评领导还是表达政见，一律不可镇压，不得镇压。 赵紫阳口袋里没有“敌我矛盾”这种武器。尽管军委主席判他犯了“分裂党”罪和“支持动乱”罪，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没有给任何人戴过“敌我矛盾”的帽子。──这是我自愿提供并且乐意接受检验的证言。 决定敌我，是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本人，就是靠在划分敌我界限和发动敌我斗争中崛起的。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继续有计划地长期地大量地制造各种敌对分子，全面动用国家力量，加以镇压，或管制，或关押，或斗争，或杀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共产党执政权力的核心。有人以为，专政是用来对付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暴徒的。其实不是。所谓敌对分子，几乎都是些手无寸铁的人，如王实味，如胡风，储安平，林昭，如刘晓波，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文弱书生，同年老的马列主义者刘少奇一样，一旦被党的领导定为敌人，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中国的冤假错案，无一不是共产党对“敌人”或“敌对思想”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牺牲品。 但赵紫阳并不认为自己这个公民当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有权给别的公民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大概是一九八七年，湖南驻军打死了一个学生，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向政治局常委请示如何审判。赵紫阳说，你们自己去依法办案，常委不办案。大概也是一九八七年，对电影《芙蓉镇》有争议，有位中央书记向总书记请示：这个电影怎么样？总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不审查电影。是啊，有罪无罪，应该由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电影好坏，应该由观众各抒己见，都不应该在党的权力范围之内。八十年代初，河南兰考县的农民向他诉苦，我们这里沙土地，种花生有多好，可领导非让种粮食不可。赵后来谈起这件事，就感慨系之，说，瞎指挥实在要不得，必须维护农民的自主权。种花生还是种粮食，尚且不在党的权限之内；公民的生死存亡，怎么能归共产党的领导决定？ 产自前苏联的“天赋党权” 现代文明社会，有“天赋人权”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有判定合法和非法的程式...

结束语：赵紫阳走出了旧的思雄方式 中共高层领导提出中国要走上民主与法治的第一人 一、赵紫阳破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先例 根据自己多年经历和体验，过去我们往往习以为常地遵循以下的思维原则： 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以党的利益为利益，要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党内的气氛又是 党的利益高於一切，一切服从党的利益 。党需要你牺牲，你就必须表现出牺牲的精神，如果表现出胆小怕事，缺乏牺牲精神，那你在众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对党员的要求是，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献身，紧紧地团结在党周围，一刻也不离开党；若要离开党就等於没有了生命，认为个人的肉体生命可以牺牲，但政治生命不能牺牲；如果一个党员犯了错误，任何处分都可以接受，就是要求不开除党籍。有的人留下遗言，甘愿牺牲以保留党籍，或以此请求组织追认自己为中共党员。 此外，我们的思维方式还都以党组织意志为意志，个人一定服从组织，认为党组织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遇有自己的认识同党组织的决定、党的领导人的认识不一致时，都无例外地检讨自己，努力改变自己的观点，那就是说，都必须服从组织。那时提倡的是党的力量就在於组织。因此个人一定要服从组织，一切行动要通过组织；口号是没有党的组织就没有个人的一切，一切实际行动都要听党组织的指挥。正如毛主席号召的，要我们当 一个驯服的工具 ，不管组织的决定对还是错，都必须先要服从执行。行动上都必须与组织保持一致，否则被认为是反党、反组织。 党过去培养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就是在这样封闭的意识形态下接受培养的一代人，要改变上述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很困难的。 正如前述《潜龙八动》一书作者指出的：中共党内从 彭德怀 到 刘少奇 ，从 邓小平 到 胡耀邦 ，过去受到批判的 所作所为 ， 都 被历史证明 是正确的 ，却一再 认错 、 认罪 ，致 使党内发生是非不分 ， 盲目主义 ， 唯上是从的弊端 。赵紫阳则改变了这种错误的传统，创造“赵紫阳模式”揭示真理和信仰的价值。 赵紫阳大概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有了新的认识，再也不能做驯服工具了。自己认为不正确的，就是不能服从；自已的意见是正确的，就不应作检讨。从而他独树一帜，开创了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生活史上的先河。问题是赵紫阳为什么能摆脱正统的意识形态，很多人难以摆脱的旧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呢？ 我认为，首先，基於他对理念的追...

2004 年 1 月 25 日 老战士的民主心结 上次谈话我曾转述了李锐对“六四”事件的观点：“六四”不单是“六四”问题，应把“六四”视为当代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环节，它引起了东欧变化，促使苏联瓦解，改变了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这是他从国际眼光来观察。我从实际感受的是： 动用几十万大军，用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广大人民，即所谓人民军队镇压人民，它不仅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使共产党失掉了党心、民心，也使共产党的组织涣散或者名存实亡了，从而产生了信仰危机 。对台湾统一、香港回归，也发生了重大负面影响，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危险，更不用说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国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了。 我就此评论说，“六四”的镇压乃是专制的胜利，民主的失败，从此中国就继续沿着专制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近百年来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土，前仆后继，牺牲流血，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民主政治，脱离专制主义的羁绊，但到现在还未实现。现在人们公认为，胡耀邦、赵紫阳乃是具有现代意识，富有民主理念，要把中国转向民主政治的两个代表人物，却被一一罢黜。而赵紫阳又是中国共产 党内提出要把中国转向民主与法治的第一人，并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进行了实践探索，一时间中国 转向民主政治似乎有了希望。可惜这一切终因“六四”而夭折，实在令人伤怀！这乃是中国的不幸！ 我是一个实际工作者，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了将近一生，也历尽了种种艰险，虽不能说九死一生， 起码也是“五死五生”了。也是革命的幸存者之一，在渴望中国走向现代化文明——转向民主政治的心情方面，再没有比我们付出了牺牲的老民主战士更迫切了。可悲的是由於“六四”事件的武力镇压， 使中国再一次转向专制的道路，实在使我伤感得很！ ———————————————— ①《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2003年出版。高文谦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3 年 8 月 15 日 人们对胡锦涛期望值过高 记得在上次谈话时，赵紫阳曾说拟在阴历年前去贵州，时间不会长，大概五月份就回来。后由於北京发生“非典” ① ，故从贵州又去了山东威海，所以离京时间较长。 今天见面后，我首先问身体怎么样？ 赵说，老宗，看来不服老不行。过去一套生活习惯习以为常了，到一个新地方就很不适应。 我接着说，这次北京发生的“非典”事件，胡、温处理得比较好，得到控制，人们是称赞的，尤其把隐瞒疫情公开说假话的卫生部长张文康给予撤职。但北京市长孟学农撤职，人们认为是垫背。由於张文康是江泽民的亲信，据说江从上海回来后，特意邀张文康到家吃饭，表示安慰。传说：张文康对疫情的表态，是江泽民“内外有别”的旨意。 赵说：大概又在中央给张安排了新的工作。 我说：对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孙志刚在深圳被执法人员纵容拘容人员打死事件，这次温家宝亲自————————————————— ①非典事件，2003年萨斯SARS瘟疫，从中国南方蔓延部分省份及北京、香港，造成死亡和大量疫情，北京隐瞒疫 情，导致卫生部长下台，萨斯又称非典型肺炎。 过问处理，给有关执法人员以严惩，给孙志刚家属五十万元的赔偿，这样来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人们甚表满意。对新领导班子上台后，制订的要开展党内民主并要推广逐步实行社会民主一些措施，人们更是抱有希望。这些具体措施我从香港凤凰电视台看到，都作了广播报导。但不知怎么，“七一”突然又转向要掀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 这样一来，人们失望了。杜老说：在中国实行民主自己这一辈子看不到了。李慎之也说过，中国要实行民主还得一百年。一般青年人看到老一辈不出头推进民主，故而也缺乏信心了。 赵说，人们对胡锦涛期望值过高，如同江泽民上台后，期望江搞改革一样。虽然胡和温都是好人，但都缺乏理念，缺乏历史抱负和眼光。再是 中国现在已形成利益集团 ，无论是 政治精英 、 经济精英 还是 知识精英 ，都 相互结合一致 了...

2002 年 1 月 27 日 关於中国的文化传统 我首先将安志文的看法作了如下转述：中国今后五十年有可能转向民主政治，因为历史潮流是任 何人阻挡不了的。一党政治只剩下中国、越南、朝鲜、古巴了。对江泽民则不抱任何希望，他是权迷 心窍，搞个人权威，为个人树碑的。他身边的人认为江是在搞平衡。其实江是耍权术，外边的人说江是拉帮结夥。国外人固然对李鹏不看好，但对江印象也不好；却对胡锦涛、温家宝 ① 印象还好。 安说，这次江泽民在美国购买个人专机一事，花费了这么多钱不说，还被人家安装了一套窃听器。这个“丑闻”，如果允许言论自由公开出来，江就得下台。这次中央全会江主动退下来，对江本人说是好的，不管如何在他任期内保持了稳定，经济高增长，如果垂帘听政，江没有这个资本。就是今后，无论谁当主席、总书记，也没这有个资本。 安还说：所谓潮流不可挡，从现代历史看得很清楚。二十世纪初发生的工业革命，继而引发的中国人民救亡浪潮，把清朝推翻了。二十世纪后期发生新的技术革命，把苏联瓦解了。现在则是经济全球化，自由、民主、人权乃是世界主流，这种新的国际潮流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所能阻挡的，从世界近代历史看，欧州的启蒙运动动摇了中世纪黑暗统治；后来的文艺复兴，提出来的 自由 、 平等 及 天赋人权 观念，产生了 人文主义 ， 西方 的 这一文化传统把人类社会推进现代文明 。 中国是几千年专制主义，根深蒂固，没有个性解放，没有民主、人权概念。虽然梁启超提出启发民智，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但被民族救亡及此而产生的国民党专政，以及1949年后我们的专政，长期压下去了。中国始终没有摆脱儒教思想统治，几千年搞人身依附，毛泽东又提出“驯服工具论”。安志文感叹地说，反思起来，我们大家都成了毛泽东的工具，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在中亚、北非地区一直是神教统治，巴比伦、埃及、犹太、突厥族等都信神信上帝，或师法耶稣，后又分裂为基督、天主教新旧两大派。接着发生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又宣导 为“圣战”而死，这是这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传统。 马克思学说创立时，也是有各种派别的，马克思是承认派别存在的。只是到了列宁，在那种极其 严重的战争环境下，逐渐搞成一党制，不准派别存在，形成了极权主义。实际上执行的是...

2001年 2001年与赵紫阳多次谈话的综合记述 我记得 孙中山 曾说过：“ 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 ” 我认为赵紫阳就是这样一位适应潮流，顺乎民意，致力改革推动社会进步，实行人类社会现代文 明而“求真、率真”的人。 从这些年我同赵紫阳的接触谈话中，他始终不离开思考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新途经的话题。他一再说，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固然不行，但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不是理想的制度；他很欣赏孙中 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又利用又限制。他又声称，经济上固然不能乌托邦， 这是我们的历史教训；但政治上也不能乌托邦，实行民主政治、多党制应具备一定条件。他对孙中山 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认为有一定道理。赵对我说：孙中山虽然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 但他的这些思想仍然是光辉的。 使我感到赵总是在思考探索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途经，这从他提出的今后社会的发展是否不以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作为先进与否指标，而 应以社会综合指标作为先进与否为标准 的主张，也可说明。 赵在谈到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时，他一再强调说，不清理中国这个基地不行，不解决国民性问题不行。由於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下， 国民性中形成了依附性 ，容 易信赖权威 ，却 不相信自己 ，也就 是 人们常说的所谓“ 奴性 ”。再加上我们过去一直 强调集体，强调服从 ， 即所谓的 “ 驯服工具 ”论。这就必然全面束缚了人性、个性的解放，国民性中缺乏 自由 、 民主 、 人权观念 。赵引用鲁迅的话说：无论什么东西放到这个染色缸里面都会变颜色。因此，他提出，在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文化启蒙运动。 我理解赵紫阳之所指，即 中国人民的这种劣根性已深入膏肓，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要治本 。从而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行列。 赵回顾历史时曾对我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个启蒙运动，但很快被民族救亡运动淹没了。他认为当时新文化运动宣导者也分化了。如 梁漱溟 ① 等 转向了儒家 学说，提倡东方文化；而 陈独秀 、 李大钊 则 转向马克思 主义、 列宁 主义；只是 胡适 ② 等人仍 坚持 “ ...

2000 年 5 月 13 日 我们不能过於苛求马克思 我於2000年5月13日去赵紫阳那里。首先，我谈了目前的一种国际舆论是，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了；认为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有的学者甚至於说这个学说破产了。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辩证法是诡辩论。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商品使用值中，通常包含自然资源（原料），资本（工具、设备）和劳动，三种共同的东西，对於劳动所断言的一切，对於自然资源和资本都适用。因此， 劳动获得工资 ， 自然资源获得租金 ， 资本获得利润和利息 ，道理基本相同。这三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决定价格，不是单单决定於劳动量的耗费。对马克思的关於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设想，他们认为更是乌托邦。他们说： 马克思 的“ 阶级斗争 ”、“ 暴力革命论 ”、“ 无产阶级专政 ”论，以及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把旧世界 打它个落花流水 ，进行 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 ， 把人类社会引向了灾难 ， 犯有反人类罪 。 另一种看法是，认为马克思以“人”为中心，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自由人联合体”新社会，求得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个学说永远是光辉的。马克思根据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提出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原理，推演出了新社会一定要代替旧社会的历史规律，社会总是由低级的形态向高级的形态发展，认为这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规律。不能因为东欧巨变，苏联瓦解，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彻底崩溃”，应该进入坟墓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应该消失了，但也认为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采取的手段、方法确是错误的。马克思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不要商品，没有市场，实行计划经济。而 实践结果 ，却是“ 公有制 ”、“ 计划经济 ” 形成了对广大人民的另一种形式的奴役 ，人民反而被剥夺了自由，成为新的专政体制的基础；由於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尤其斯大林、毛泽东过於突出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结果被演变成为对人民实行专政，并发展成为对党内外一切不同政见者...

1999 年 9 月 26 日 赵紫阳推荐鲍彤的论文：《中国的忧思》 这次见面，赵紫阳首先对我说，鲍彤写了一篇论文，他认为很好，交给我，建议我一读。我对此文反复看了几遍，确实观察锐敏，分析深刻，句句针针见血，切中时弊，令我感叹不已。 鲍彤这篇1999年9月26日发表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的忧思》， 目录如下： l. 发展需要忧患意识； 2. 中国的大患在於权力没有制约； 3. 绝对权力和停滞僵化： 4. 绝对权力的腐败变质； 5. 绝对权力和文明危机； 6. 遇上绝对权力，什么都会变质；没有民主，什么药都用不上。 鲍彤文章最后说： 邓小平有句名言： 不改革死路一条 。这句话是对的， 用在经济上是对的 ， 用在政治同样是对的 ，——在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年而政治改革尚未上路的情况下，尤其是对的。 中国现在 问题成堆 ， 腐败 、 市场变形 、 不公平竞争 、 失业 、 鲸吞国有资产 、 贫富悬殊 、 社会动荡 、 宗教 、 民族 、 人权 、 法制 、 统一 、 环境 、 人口 、 道德 ，以至国际社会中的面子和地位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民主 。有了绝对权力就没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什么药都用不上，仔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就能知道，不管什么处方，什么良药，只要和有封建特色的极权政治一结合，就一定变质，变得有名无实：有的无法实施，有的面目全非，有的不起作用，有的适得其反。 无药可治的病是最危险的 。不进行民主改革， 中国 现在面临的 诸多重大社会问题没有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 。 有人怕民主影响稳定。中外古今的经验恰恰相反，高压必然导致大震荡，民主具有最可靠的内聚力。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满以为高压可以长治久安，结果二世而亡。处在大国之间的瑞士，小国，多民族，不靠高压靠民主，然而和睦、团结、稳定、昌盛，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中国要稳定，要消弭矛盾，避免震荡，推进统一，承受得住风险，也唯有靠民主。 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线 。有民主则共和国存，无民主则共和国亡。所以，不要怕民主，民主能救共和国，亡不了共和国。 有人提醒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素质低。据说，革命早己成功的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比革命远未成功的西方老百姓差了一大截，自己作主会天下大乱，所以必须把公仆请出来...

1998 年 10 月 17 日 赵紫阳谈人权 1998年10月17日去了赵家，这次赵紫阳首先从人权谈起。他说，中国人既没有纳税人的观念，也没有人权观念。由於长期封建帝王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所谓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人们只有皇权、官权观念，认为自己是靠皇帝的恩赐过活的；只有依附性，只好奴隶般的服从，才能生存。不像西方欧美民主国家那样，人们知道国家一切官员都是由纳税人来养活的，人民拥有自己的权利来监督；认为 行使自己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同时，纳税也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他又说：过去我们一直宣传“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这实际是否定人权的正义性；过去又不断地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都是属於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其实乃是人类的本性、共性。 后来，虽然承认了“人权”，但又认为西方世界所谓的“人权”同我们讲的“在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上是根本不同的，应予以抵制；继而强调“人权”是一国内政，属於主权范围的问题，强调“国情”不同，人权的标准不同；从而提出了“人权”就是生存权，发展权，以此同人权的普遍性原则相对立。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最后，才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承认了人权的共同标准“普遍性原则”，这样，才算与国际接轨了。与此同时却仍藉口：不能干涉内政，来进行抵制，但《 世界人权宣言 》第一条，就明确的规定“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凡签署国均要有接受监督的任务，每年都必须向国际人权委员会写报告，叙述本国在执行国际公约改进人权的情况；如果以“不许干涉内政”为盾牌那就切断了与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中国就成为孤岛了。 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以解放“人”为中心的学说，这就是人权价值观；马克思提出的“工人无祖国”这个口号，就是否定国家主权论，实际也是在宣导“人权”的普遍性原则。 赵继续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