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自述：童年往事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后来被叫作“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1938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识青年中的两个。他们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不算太大。只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我才七岁，刚进小学，不大懂事，家里也没人对我讲这件事。所以到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给爸爸平反后，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这件事在我那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波澜不惊。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过一点问题，但是他们都很小心地掩饰过去了。所以直到我过了青春期，从来都没听到过什么关于他们俩的坏话，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个“和谐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健康，大概同我生长的环境从来没有经受过太大的精神创伤有关。这个生长环境给我带来的唯一负面影响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绪不容易激进，成功的动力不容易太大——因为从来没有缺过什么，也没有过什么大的挫折感，于是也就没有太多强烈的渴望。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时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从小我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由于父母一辈子搞新闻，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政治热情比较充沛，所以给我起个小名叫“三反”，我一直到七岁上小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运动中出了事，所以他刚认识我的时候，好一阵子不能习惯我的小名，他曾用难以掩饰的厌恶声调抱怨过：你的小名怎么这么难听啊。 我开始记事似乎相当晚。一生中最早的印象是妈妈要把我送到一个人民日报幼儿园办的学前班去，我闹着不去。我围着院子里的一个花坛在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追呀追，追不上我。妈妈后来是生气了还是笑了，我都没印象了。因为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所以不想去上什么学前班。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去了。 那个学前班在一个有个怪名字的胡同里，叫娘娘庙。学前班是住宿的，每礼拜一送去，礼拜六回家。遥远的记忆中还有我们那些小朋友在娘娘庙排队上厕所的样子。我之所以对上厕所印象深是因为老师不允许我们起夜，所以每个小朋友临睡觉上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