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他是这样一个人！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吗？我能够承受这样一个人吗？如果当年能够这样问自己，也许我们会成为世上最令人羡慕的朋友，不管我们是否恋爱是否结婚。然而，我不能。我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希望所爱的男人既强悍深沉又温柔顺从。 一九八五年春节前夕，我们终于结婚了。没有房子，没有仪式，没有钱，甚至没通知各自的家庭。我们置办的惟一家当是两块五毛钱一把的特小号铝壶。在一个临时外出的朋友家里，我们用这把小水壶和一个五百瓦的电炉烧水做饭，度过了新婚后最初的日子。二十天后，他急性肠梗阻发作住进医院，但这并没妨碍我忘乎所以地认为，只要拥有他我便拥有一切。 两个月后他出院，我们住进了一间借来的小平房。虽然房子只有十平方米多一点儿，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我们觉得很知足。 冬天，炉子上的水壶和窗纸的响声呼应着，水蒸气把玻璃画得斑斑点点。那时北京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得多，最冷时用湿手拉门上的铁把手会有被沾上的感觉。他回到家总是先摘下满是哈气的眼镜，一边擦一边念叨着，“还是家暖和！还是家好！”我们吃着炉台上烤的馒头片或烧饼，讲各自单位里发生的事情，谈论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追忆老北京的掌故。如果赶上下雪天，又正巧有朋友来访，他就像个孩子，一边顺口把“风雨故人来”的诗句改成“风雪故人来”，一边张罗着喝二锅头吃涮羊肉。他喜欢这种情调到了痴迷的程度，把我这个对北京风俗一无所知的南方人也感染得兴趣十足。夏天，他喜欢喝生啤酒。那时，北京的生啤酒不好买，我常常拿着大小不等的塑料桶去排队。我知道他下班回家，特别是朋友来了，喝不上生啤他会难受得坐立不安。 我们的小屋从不冷清，常有人不约而至，深夜十二点也有人来敲门。来得最多的是鄂复明，家里的力气活儿、技术活儿全由他一个人包了。最方便的是不用请，只要等着，不出三天他准会来。史铁生也是那时候的常客。房子小，没有沙发也没有扶手椅，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折叠椅，铁生摇着车到门口一喊，他就跑出去背他进来。一个体重不足一百一十斤的人背一个体重近一百五十斤重的人，况且他放疗烧伤后没有腰肌和腹肌，背起来一定非常吃力，但每次他都坚持亲自背才放心。后来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让他能休息好，铁生写了一张条贴在我家的柜子上：因主人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来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客人看着表，坐到十五分钟便开始不安，但只要他能坚持，总是说：“那张条不是为你写的，踏实坐着。”于是客人便心安理得...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很微妙的。一次，我和画家栗宪庭从外地出差返京，他去火车站接我，握手寒暄之后很快便分手了。后来我和栗宪庭成了朋友，他对我说： “你的男朋友真棒，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我当时吃惊地说：“你们只有一面之交呵。”以后十几年，他们几乎没有交往，听说他去世，栗宪庭说：“老周可是个好人，葬礼我一定得参加。”我想，这只是一种印象，一个艺术家夸大了的直觉。但是，一个男人，他之所以引人注目必有原因，肯定不是衣着，不是相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的份量，他的独特，肯定别有原因。 一年多以后，《今天》被迫停刊，但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那时我重病在家，又刚刚经历了一次感情挫折，他常去看我，帮我挂号陪我看病。有一段时间我住在清华大学，怕我孤单，下班以后他赶到西郊再坐末班车回城。一次，他打来电话让我别买饭，他来了才知道，那天是腊八。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给我送来了腊八粥和包子，赶二十里路用饭盒带粥，这样的事恐怕只有他才做得出来。 他住在单位，家虽然离得很近，为了自在宁肯住在库房，晚上把一块木板搭在写字台上就是他的床。库房原是一座大庙，阴冷而潮湿，常有各种小动物出没。他津津乐道地给我讲过一只每晚必到、把两只前爪搭在门槛上陪他看书、听音乐的黄鼠狼，并开玩笑地说：“它能我和交流，早晚会成精变仙。” 他的单位在市中心，朋友们路过时坐一会儿便不想再走，于是办公室成了客厅，下班以后常有规模不等的聚会。不管是谁来，都是面条一碗，一碗面条，有时外加八分钱一个的大火烧。即使喝酒，也只有二锅头、花生米，拌白菜心、水萝卜就算是奢侈之物了。鄂复明、王捷、万之、田晓青是那时候的常客。他们有时候海阔天空，国事家事天下事无所不谈；有时候话又很少，可贵在于“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默契，总之彼此都觉得很满足。田晓青这样描述当年的感受：“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隔多长时间，只要见到他，喝一杯酒聊几句就觉得心里踏实，觉得世界没变。”苇岸在一篇写黑大春的散文中称他为“诗人的摇篮”。我不喜欢这种形容，这是夸大了的赞誉之词，虽然出于好意，却不符合事实。但我相信一个充满了幻想与躁动的十八岁男孩儿的心灵，在那种娓娓的彻夜交谈中，会变得平和而安静。 这种神交成为他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男人与男人之间既了解并珍爱各自的优点，又了解并包容各自的弱点的友谊，成为他生活的支点、人生的事业，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我想，很多朋友怀念他，是...

深秋，我终于为丈夫选定了一块墓地。陵园位于北京的西山，背面是满山黄栌，四周是苍松和翠柏。绛紫和墨绿色把气氛点染得凝重而清远。同去的朋友都认为这地方不错，我说：“那就定了吧。” 我知道这不符合他的心愿。生前，他曾表示希望安葬在一棵树下。那应该是一棵国槐，朴素而安详，低垂着树冠，春天开着一串串形不卓味不香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色小花。如果我的居室在一座四合院，我一定会种上一棵国槐，把他安葬在树下，浇水、剪枝，一年年地看着它长得高大粗壮起来，直到我老，直到我死…… 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在如今已成为死者的奢华。那么，就把遗憾再一次留给自己吧。我在心里说：“郿英，对不起……” 人活在世上到底需要承受多少遗憾才算了结呢？活着，就一定会有明天有下次，有弥补的机会和方式，死了，给活着的人留下的只有遗憾——切肤的遗憾。 然而，我必须跨越生与死、男人与女人、过去与现在的界限，重新翻阅他人生的全文，咀嚼它，品味它，不管那会使我怎样地痛苦和心酸，除了面对，我别无选择——这是一个男人能够留给一个女人的全部财富，这是一个父亲能够留给一个儿子的真正遗产。 和周郿英第一次见面是在北岛家。那是一九七八年冬天，他在西单墙看到第一期《今天》，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还四处游说约来了许多他的朋友。那天，除了北岛，我谁也不认识，印象最深的是程玉和老周。我和程玉同在半步桥的北京看守所坐过牢，虽不是同案，但也算是难友，自然有一种同命相怜的缘分。老周使我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胡子，两腮光光的，惟独下巴底下留着。开始我以为那是现代派的标新立异，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人太瘦，不好刮。有一次住院，护士们因此给他起外号叫“老山羊”。 以后，我们经常在七十六号《今天》编辑部见面，他几乎每天下了班都去。他话少，使人感到深不可测。 那时大家都穷，没有钱下饭馆。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我骑车去七十六号路过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馆，饭馆的灯光昏暗，昏暗的灯光下，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把粮票凑到眼前，用大姆指一张一张捻着数。我觉得眼熟，刹了闸仔细看，原来是“老木头”，正用大家一两二两凑起来的粮票买烧饼。“老木头”是赵振开的外号，北岛是赵振开的笔名。老周去了常常买些切面，当时挂面是每斤二毛六，切面是每斤一毛五，省下一毛一再加一分钱，可以买三个一两一个的芝麻烧饼，买两个二两一个的大火烧。这笔账振开、芒克都不会算，但老周天生是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