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以巴围墙，3.6米高。总长度预计为650公里。仍在建造中。图为约旦河西岸Qalqiliya附近的一段) 二战后的世界，建有四堵著名的界墙：柏林墙，南北韩间的非军事区，美国-墨西哥边界的大铁篱笆，以及，以色列建造的隔离巴勒斯坦的围墙。我们（方和李）前后横穿过前三堵墙。 第四堵墙，以巴围墙，没有去过（第八届Marcel Grossmann会在耶路撒冷开，没去），一直觉得它同我们关系不大。——错了。   2009年11月9日，西方大小领袖云集柏林，歌手们高唱“欢乐颂”，庆祝柏林墙倒闭二十年。没有以色列参加。那天，我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是反对“抵制以色列”。发信者是CCS（Committee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由一批关心人权的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其中不少是学界朋友。要我考虑签名支持，不能置身事外了。 事情起因是挪威科学技术大学（NTNU，在Trondheim）的34位教授署名一个提案，建议NTNU抵制与以色列的学术交往。他们主要理由是，以色列建造的围墙，是以种族和信仰为界，破坏人权原则，直接破坏了巴勒斯坦学生和学者的学术交流自由。CCS 的立场是反对这一“抵制”。NTNU的校董会也持反对立场。为避免事态扩大，校董们于11月12日快速地否决了这个提案。所用理由一样，“抵制以色列学界”将会破坏国际范围上的学术交流自由。 34教授提案未被接受，“抵制以色列”问题，在学界进一步表面化。 抵制，制裁或反对以色列，一直有。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起，阿拉伯世界就抵制和反对。新纳粹，光头党等等极端组织，也都以反犹太复国（anti-Zionism）和排犹（anti-Semitism）为主要目标。这都不奇怪。 NTNU的“抵制以色列”，有一点引人注目。NTNU是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主的大学。其中的教授们，整体而言应当不是种族或信仰上的基本教义派。他们的提案，应当不是基于“圣战”意识形态。再则， NTNU是在挪威，即主持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家。 在西方学界，公开“抵制以色列”的声音，NTNU并不是第一个。自2002年建造以巴围墙以来，英，美，法，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都有大学教授公开反对。没有德国学者，可能因为，排犹抵以等言论，会被指为类纳粹，在德国算犯罪。 今年夏天在欧洲，就听到议论，欧洲现在...

80年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萌芽发展的时代，文革后的反思，中国知识阶层开始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有限度地比较和思考文化思想体制等诸方面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天高皇帝远的USTC（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由主义思潮，领军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方励之以及略为保守的以改革著称的温元凯。而方励之无疑是引导自由民主思潮的第一人。 搞天体物理研究的方励之，他对前辈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的学说和观点知之不多，他的很多观点，是作为第一批去国外访学的学者比较和观察中西方科学文化社会所得到的朴素见解。以现在的眼光看是相当稚嫩和朴素的，也是相当保守和温和的，与给学生和公众演讲时有些夸张的言语和比喻不同，他其实主张换药不换汤不流血的英国式革命。加入共产党时对学生说他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帮助党改革党，他的情感是真挚的。同时恢复党籍的项峙磷教授（曾被打成右派）更激动的脑溢血。虽然方励之对温元凯式的改革有些不屑，上课时对我们（学生）不无挖苦地说：当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确定时，（微分方程）的解是一定的。 USTC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并非方励之温元凯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大环境和小气候合力形成的，尽管80年代初思想文化领域仍然不断有控制的举措，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对科技界影响却不大，公派的大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热，以及不断来访的国外学者，使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几乎突然敞亮起来。邓小平搞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客观上让已经不懂行年事已高的老干部退出了科教系统的领导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党员干部，他们当然不会直接附和方励之等人的言论，但内心却是理解和同情的。 USTC是58年才成立的年轻大学，着眼于前沿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属科学院直属大学，口号是所系结合，科学院各所所长也兼任各系主任，例如近代物理系的系主任是高能所所长张文裕，副主任何祚庥，数学系系主任华罗庚等。但是文革时，由于林彪要搞备战，USTC从北京下迁到合肥，所里兼职的教师以及会钻营的党团干部留在了北京，北大和一些北京科研机构更把一批曾被打成右派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人发配到科大，其中就有方励之以及他的"难友"，如尤峻汉张家铝吴杭生等，可以说在合肥科大的理科教师骨干相当多是北大毕业的右派或准右派。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委书记的刘达相当重视和尊重人才，温元凯就是被...

日前，国内300多名各界人士发佈了“零八宪章”，就中国的国事及走向作出全面的建设性宣示。     我们注意到，此宪章的签署者涵盖中国各界人士，包括体制内自由人士、体制外的异见人士和草根维权人士，是近年来罕见的民间政见之集合性表达，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之觉醒、勇气之提升和力量之壮大。作為海外各界华人，我们為之一振。     签署者一本中华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又基於理性、独立、权利与责任之现代公民精神，廓清歷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所言切中时弊，主张客观中允。     对此，我们深表钦佩， 对宪章之各项主张深表赞同。     近三十年来，中共官方一改给中华民族带来诸多灾难的“以阶级斗争為纲”的施政方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还公民以部分自由，由此造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宽慰。但在政治上，当局依旧坚持专制，垄断新闻，控制司法，各种社会利益无法正常表达，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乃至於腐败盛行，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环境坏毁，公正不彰，社会衝突不断，暴力事件时有所闻，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堪忧。     因此，我们又深感不安。     值此世纪之初，回首百年中华现代歷程，其中之歧误挫折和奋斗牺牲，我们有诸多感喟。对“宪章”所言“自由不昌，则中国距现代文明尚远矣”，深以為然。如何汲取教益，把握时机，让中华民族能在本世纪迈上现代文明的康庄之路，于内达成社会安祥，族群和睦，人民幸福；对外主持正义，於人类福祉有所贡献。这既取决於新兴的公民社会之努力，亦有赖於执政者的远见智识，能否适时开啟社会对话之门，加速制度更新，振衰起弊，清明司法，还政於民，以期化戾气為祥和，消祸乱於潜隐，為民族的良性发展奠定不颓之基趾。     在此，我们特发表声明，以示我们对国内各位公民先进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华人各界与国际社会给与关注，也希望中国当局能倾听社会之呼声，正视民意，从善如流，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