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人间四月芳菲尽——胡耀邦逝世14周年感言
Technorati 标签: 胡耀邦志 , 任不寐 2002年10月中旬，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某研究中心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那部电视片，我仿佛一个人独坐在那里，泪水一直旁若无人的流着……我吃惊地看到了我自己，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在晨光朦胧、硝烟弥漫的长安街六部口附近，我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伸手拦着学生以使他们离开街道，当时一辆坦克绕过来，压倒了十几个学生…… 我常常感慨，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我自己的人生。它留下了我的生命，却给它指明了一条离开北京的道路，一条和“十载寒窗”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道路。多年来，这条道路充满了想象不到的苦难和艰辛，它剥夺了我很多人生的乐趣，甚至几乎导致我亲人离散——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1999年欧洲某国的一家新闻媒体采访我的时候，问我参加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否后悔，我这样告诉他：我常常想这个问题，但每次答案都是一个——如果我不参加，我会后悔的。 我相信很多人的命运都从那一年发生了变化，他们以不同的姿势告别了“北京”。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应该这样确认，这些变化也和一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叫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从这一天开始，胡耀邦如同一个殉难的使徒一样启动了中国抵抗“灾民理性”的事业。今天，中国仍然生活在“耀邦之后”的巨大影响之下，无论是“反政治”的恐怖和反恐怖的自由多少都从这耀邦之死找到某些文化上的根据。 今年4月是胡耀邦逝世十四周年。我不能以回忆录的名义谬托知己，他去世的时候，我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不可能与他相识。因此我只能从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角度谈谈这位“党内异端人士”在中国当下政治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胡耀邦在两方面给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第一，他试图（或客观上）终结权术型政治，以使中国的反政治的政治回归政治文明。这种努力一方面和文革的苦难记忆有关，一方面和他本人的道德品质有关。事实上对这一点目前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即使胡耀邦过去的朋友和同事也对此缺乏意识，他们往往把胡耀邦的这些努力视为政治上的不成熟而感到惋惜，这一点和胡耀邦的政治对手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