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当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世界地位日益凸显时，中国在政治上是坚持专制还是推进民主，就不仅是中国人的最大关切，也成为全人类的紧迫课题。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世界主流国家就可以专注于解决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否则，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分野就仍然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矛盾，中国将无法与发达国家开展深层次合作，并继续被后者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潜在威胁。 举目四望，如果不算索马里那样国不成国的失败国家，现在世界上仍然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已经为数不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的中东产油国家，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本国居民已经贵族化，劳苦大众基本上都是外来移民；一类是像朝鲜、古巴那样的残存极权国家，一个是子承父业，一个是兄终弟及，政治继承问题是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前者中国学不来（虽然中国的城乡关系有点类似沙特的原住民与外来移民关系），后者中国已经退不回去。况且，这些国家的民主化也是或迟或早的事，前者更可能通过和平宪政改制，后者更可能通过革命改朝换代。 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中，既有坦克上街、人头落地的案例（葡萄牙、罗马尼亚），也有解严修宪、政治妥协的案例（韩国、台湾）。后一种模式不仅在政治上比较平稳顺滑，对于经济的不良影响也相对较少，是更为理想的政治转型方式。 中国要实现和平宪政改制，需要有多种因素的合力。首先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其次是执政党在理论和政治上的革新，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体制内外两方面的良性互动。 一、希望在民间 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写过几篇讨论中国民主前景的文章，强调制定政治计划的基础是政治气候学而不是短期的政治气象预报，政治观察应当聚焦于民间，而无须过多考虑邓前邓后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民主力量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将获得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与其揠苗助长，不如辛勤耕耘。民主制度的各种基础设施与基本要素，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建立和完善起来。争取民主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独家事业，不应当也不可能由知识分子来垄断或者包办。民主社会的最终形成将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工人、农民、企业家、国家公务员和军人、中共党务工作者都可以为之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当时，赞成上述观点的人为数不多，很多人或者期待剧变，或者期待新政，把过多的精力放在预测邓前邓后上。后来，又有不少人寄希望于江前江后。十几年过去了，民间的政治主体意识大大地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