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张维迎曾经说过的这个观点在网上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今天看到有个自称是经济学博士的作者借分外汇储备的话题又提出反对这个观点。 其实如果反对者耐心的把张维迎的论证看完，可能就不会那么激动的去反对了。因为张维迎在这句话的后面提出了，提高学费之后，可以让高学费的部分变成助学金，使用这些助学金补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这样解决上不起大学的问题。这样做的效果就是，提高大学学费以后，那些家庭富裕的大学生不能再享受到低价学费的福利，而贫困学生却部分依靠家庭富裕的学生的学费得到了救济——这部分救济肯定只占全部救济的一小部分，因为国家必须还得补贴一部分给贫困学生。 其实，我的观点更加彻底一些。国家不应该补贴大学生。因为，相对于那些更多的未上大学，初中高中毕业以后就出去打工的人来说，上了大学的人的未来收益预期肯定比这些人要高，用国家的钱来补贴大学生其实是“劫贫济富”。这样低价大学学费（因国家补贴而低价）是一种隐含的，对沉默的大多数打工者（他们自己也未能意识到的）一种大大的不公平。 更公平的做法是，国家公立大学应该按照教育成本向大学生收取学费（这肯定造成比现在的学费更高），不能支付学费的大学生向银行贷款来支付学费。其实这还只是相对公平的办法而已，因为，从中学毕业的打工者的角度来看，相对大学生，他们失去了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不公平依然存在，不过比低价大学学费相对又好了一些。 在机会均等的平等观下，国家更应该补贴的是中小学教育，而不是大学教育。补贴大学生的本质是补贴未来的富人（相对中学毕业打工者而言），剥削穷人。 很多自称穷人代言人的人往往因为情绪激动而没看到上面的逻辑，悲乎！

（括号蓝色文字为博主简评。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这篇文章是分析当今司法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的一篇好文章，尤其对那些主张司法独立的理想主义者，从这篇文章可以窥视司法为什么不独立的些许原因，“存在即合理”这个道理值得再次回味。——萧山评论） 2008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政法工作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政法机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组织开展了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积极投入了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斗争，依法妥善处置了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安全保卫任务，不仅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绩，而且增强了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捍卫者的信心和决心。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政法机关的重大政治任务。政法机关要把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紧围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目标，切实转变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体制机制，努力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变成解决政法工作和党性党风党纪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过程，变成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提高执法能力、改进执法作风的过程，变成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政法事业科学发展的过程，真正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政法工作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2009年，政法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着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加强政法队伍思想作风建设，着力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一、紧紧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积极主动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法律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法律的第一要任务，只要一党专政，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政法”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写也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有个疑问，这样做的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2009年经济...

Technorati 标签: 十八亿亩耕地 由于土地的用于农业的产值低于用于其他方面的产值，这样如果没有十八亿亩耕地指标的存在，那么，在自由市场的情况下耕地面积的减小是肯定的。因此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安全，以严厉的行政手段干预土地使用，保证耕地面积就是必须的。这就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存在的逻辑。 茅于轼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划定是计划经济的表现说到本质上了。但是茅于轼没有说的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是个“阳谋”，是一个让政府权力继续控制任何土地使用权交易审批权，获取权力租值的一个阳谋。因为只要有这条红的存在，各级官员控制土地自由流转的权力就理所当然。所谓土地私有化就永远不能够变成现实。阳谋的本质是防止让农民控制土地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学者大多学问没做好，或者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反对个人（农民）利益，或者是思维逻辑有问题（如秦晖说的李昌平），或者兼而有之。学问做的踏实认真的秦晖教授已经证明过，所谓土地私有化导致中国帝国时代的激烈的土地兼并，继而引起“无地则反”的理论是错误的。其实理由非常简单，近于常识。把一件东西的处分权置于分散的个人手中更容易引起兼并，还是集中于某个非民选的代理人（在中国就是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更容易兼并？基于逻辑和日常经验，肯定是后者更容易兼并土地，而且我们可以说，中央政府是最大的土地兼并者。这是其一。其二，秦晖论证过，即使是私有制下的土地兼并存在，中国的农民暴动更多的不是针对“地主”，而是朝廷，因为朝廷才是剥夺农民利益最大的压迫者。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比朝廷与“自由农”关系好的多。这点也容易理解，因为地主和农民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不仅是由宗族血缘形成的共同利益），类似于现代企业与员工的共同体。而朝廷与农民的利益链的层级更加长一些，所以地主比朝廷更加在乎农民的利益。朝廷本质上是破坏地主农民利益共同体的“第三者”。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学者（如果他们是真诚的话）一般来说是没有掌握好经济学原理。 1.限制自由交易（例如土地权利的交易）大多产生福利的损害。所以要特别小心的论证：从不长的长期来看，限制自由交易是否带给双反的利益超过自由交易的利益。——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限制毒贩与吸毒者的毒品交易带给吸毒者的长期利益大于其交易（吸毒）的短期利益，禁止毒品交易才是正当的。 要禁止土地自由交易，就必须证明土地交易带给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