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读：今天我们经历的跟乾隆时期经历的基本是同样的事情。为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土地产权的清楚界定并明确所有者身份已经是不能再回避的改革。 对所有社会，土地权是社会产权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性产权。界定产权，特别是土地权，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是关键之关键。 于建嵘教授的研究中，有几组数据特别帮助说明这一点。根据他收集的数据，中央某媒体观众电子声讯关于三农的问题中，68%跟土地纠纷有关系。他的第二组数据是基于来北京上访的农民调查，其中，来访者中也有73%是因为自己村里土地产权问题引发的纠纷。其他的数据情况类似，04年上半年130起农村群发性事件中，有67%也是跟土地产权有关，农民和警察发生冲突。这些数据说明，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容易引发社会纠纷、对社会秩序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从制度层面来说，土地改革如果真的能够进行的话，对于规范农村社会秩序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都可以是极有帮助的一件事。 实际上，不只是今天农村的现实如此。在历史上，根据美国教授Thomas Buoye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人命案发生频率跟土地权是否界定清晰关系很大。他的研究是依据清朝刑部档案中的人命案数据，该教授的研究重点放在乾隆时期。从乾隆元年1736年，一直到1795年乾隆朝结束，历年在全国各地方，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引发的人命案总数情况是这样的：1736年的时候，全国大概有450起，但是到1775年时，达到了一个顶峰，差不多有1600起。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从大约1780年左右，一直到1790年，这个期间全国范围内，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案子数量明显下降很多。 这些数字背后到底可以看出什么呢？为什么从乾隆初期一直到乾隆中后期，这种人命案数量直线上升，从1780年到1790年的十年里，人命案子的数量直线下降，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把米价和田价，从乾隆初期一直到乾隆末期每隔十年的变化情况放在一起，画出三条不同的曲线，第一条是全国因为地权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案件数量的变化情况，第二条是江南的田价、地价的变化情况，第三条是全国米价指数的变迁情况。从总的上下波动来看，有一点很明显，随着米价的上涨、地价增值越来越高，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数量也直线上升。这个背后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随着当时人口的猛涨，对粮食需求增加、人均耕地减少，所以，粮价上涨，土地也变得更珍贵、更值钱，这时，本来对土地产权界定清...

　今天我们经历的跟乾隆时期经历的基本是同样的事情。为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土地产权的清楚界定并明确所有者身份已经是不能再回避的改革。 　　对所有社会，土地权是社会产权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性产权。界定产权，特别是土地权，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是关键中的关键。 　　据于建嵘教授的研究，中间有几组数据特别帮助说明这一点。根据他收集的数据，68％的三农问题跟土地纠纷有关系。他的第二组数据是基于来北京上访的农民调查，其中，来访者中也有73％是因为自己村里土地产权问题引发的纠纷。其他的数据情况类似，2004年上半年130起农村群发性事件中，有67％也是跟土地产权有关。这些数据说明，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容易引发社会纠纷、对社会秩序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从制度层面来说，土地改革如果真的能够进行的话，对于规范农村社会秩序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都可以是极有帮助的一件事。 　　实际上，不只是今天农村的现实如此。在历史上，根据美国教授ThomasBuoye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人命案发生频率跟土地权是否界定清晰关系很大。他的研究是依据清朝刑部档案中的人命案数据，该教授的研究重点放在乾隆时期。从乾隆元年1736年，一直到1795年乾隆朝结束，历年在全国各地方，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引发的人命案总数情况是这样的：1736年的时候，全国大概有450起，但是到1775年时，达到了一个顶峰，差不多有1600起。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从大约1780年，一直到1790年，这个期间全国范围内，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案子数量明显下降很多。 　　这些数字背后到底可以看出什么呢？为什么从乾隆初期一直到乾隆中后期，这种人命案数量直线上升，从1780年到1790年的10年里，人命案子的数量直线下降，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把米价和田价，从乾隆初期一直到乾隆末期每隔10年的变化情况放在一起，画出三条不同的曲线，第一条是全国因为地权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案件数量的变化情况，第二条是江南的田价、地价的变化情况，第三条是全国米价指数的变迁情况。从总的上下波动来看，有一点很明显，随着米价的上涨、地价增值越来越高，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数量也直线上升。这个背后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随着当时人口的猛涨，对粮食需求增加、人均耕地减少，所以，粮价上涨，土地也变得更珍贵、更值钱，这时，本来对土地产权界定清不清楚是无所谓的人们，一下变...

从2008年初开始，我就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并且分析了这样的政策对拉动民间消费、促进社会公平、转变中国“国富民穷”不均衡模式的好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拥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倡议，但我以为，如果不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效果的。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才能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2008年7月，我提的一个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一个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 “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的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较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我很高兴地看到，对我的民有化改革建议，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最近，邹恒甫、谢国忠、张维迎等从不同角度提出类似的建议，上海的一位政协委员正式提出了专门提案，设计如何率先把上海的国有资产实现民有化。当然对于我的民有化建议，也有很多质疑，为了避免一遍遍地解释同样的问题，我想就几个质疑做一个集中的回答。 在政治上民有化能否被接受？ 政府会是什么态度？ 我想这确实是国情，如果管理层不推动，事情会难以办到。除了给社保基金划拨一些国有资产股权之外，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下一步十分关键的改革，得到政府的支持无疑极为重要。 首先，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当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历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