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现在，世界银行预测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5%，我个人预测也应该在7%到8%之间，可能比较接近8%，但绝对不会低于7%。无论怎么样，跟全世界比较中国还是相对最快的。 一个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产业升级有相当大的空间，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投入有相当大空间，再加上经济增长那么快，民间积累也多，政府财政也是相对比较宽裕，所以动员政府的力量，跟企业、民间的力量来扩大内需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说，从19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又碰到一个全球性经济衰退，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变成另外一个大萧条。这种情况之下，解决问题就不是单个国家的能力能解决的，实际上是要一个全球的努力。 对于全球努力，目前大家知道，货币政策的空间比较小，像美国、日本的利率已经零利率，欧洲很快到零利率。这种状况之下，目前的共识是必须有一个协同的财政刺激政策。 这可以讲是凯恩斯主义，但是协同的财政刺激政策是不是能解决问题，真正把世界经济又启动起来，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从其他国家过去用财政刺激政策来讲，经常政府多花钱，将来要多扣税，老百姓预期到将来要多交税，现在就必须多储蓄。所以政府的财政刺激，并不能真正地启动需求。这在经济学理论上叫做李嘉图等价，这种状况需要一种新思维来打破。 之所以出现李嘉图等价，原因就是政府的投资，政府的刺激，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未来是不会增加的；但是，假如政府的财政刺激能够用在一些项目上面，去消除增长的瓶颈，然后等到这轮经济危机过了，经济开始复苏了以后，经济增长率可以比过去的平均增长率提高的话，那政府的财政刺激，它所创造的是未来更大的增长，未来更大的财政收入，那就不会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 怎么实现呢？要看增长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哪边的投资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想我们不仅要有积极的财政刺激，还要寻找这个新的全球增长点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的看法，全球的增长点更多的会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还有非洲，或是南亚这些收入比较低的国家。为了启动世界的经济，发达国家有责任把一部分钱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刺激，那么能够同时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打破李嘉图等价的经验，实际上是我总结中国1998-2002年的经验得来的。1998-2002年碰到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都在基础设施上面，高速公路、港口、电网改造，结果怎么样？ 从...

——专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1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财经》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海外专场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受到媒体们的“围堵”。生长于台湾、深造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顶尖学府，而后多年在北京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决策建言，至2008年进入世行工作，林毅夫的独特经历与身份，让他关于中国、美国与世界的意见尤受关注。 在《财经》年会上，林毅夫用数据和史实阐述了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资产泡沫导致的过度消费，以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残余扭曲导致的过度储蓄。所以，人民币升值扭转不了中美的失衡，应该解决两国各自内部的结构问题。 1月14日，《财经》记者在世界银行总部大楼专访林毅夫。访谈在中午11点多开始，林毅夫从一个会上匆匆赶来；采访结束后，他又立即坐回自己堆满书的办公桌前，因为“1点钟还要和行长佐利克开会，要准备一下”。 赴美任职七个多月，以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为专长的林毅夫说，自己在世行任职数月最大的感触是：“天底下的穷人和农民，都是一样的可爱，都一样希望能够改善他们自己和子女的生活。” 他说，世行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走访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过去不太思考的问题；也让自己进一步确信，发挥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发展之道。 《财经》： 这次全球性危机让我们看到，金融原来可以以如此方式拖垮经济。你对二者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 金融属于服务业，所以，金融应该为真实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应根据真实经济的需要来考虑金融服务的安排。金融的结构、创新，都应该围绕这一点来展开。实际上，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从非正规金融变成正规金融，后来变成银行，小银行变成大银行，股票市场，二板市场，再到风险资本……都是根据真实经济的需要而不断创新，对真实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贡献。 当然，金融业有其特性。它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着道德风险泛滥的可能。所以，发展过程中如果监管不到位，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财经》： 可不可以说，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 林毅夫： 很难这么说。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应该还是跟实体经济同步的。这次危机的问题是监管不到位，而不是金融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道德风险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