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中央研究院院士 林毓生 2010年1月3日 北京中級法院於2009年12月25日對於「08憲章」起草人劉曉波初審判刑十一年，這是違反正義原則的政治審判的結果。本人嚴正呼籲中共當局在劉先生提出上訴之後，儘速予以無罪釋放。我的基本理由，有以下三點，分述於後。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進入了WTO，其政府代表既然也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簽了字，當然已經認可公民的身份與權利。公民不是臣民，也不是子民。公民具有不可剝奪的，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權利。劉曉波先生的「08憲章」，只是一個公民提出來的建議政治改革的草稿。大家見仁見智，儘可公開討論。當局何必緊張？ 中共當局已經不是當年在山溝裡打游擊的那群人，見過世面，何必自我矮化，與北韓、緬甸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是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大國。大國要有大國的格局與風範，包括說話要算數。既然在國際上承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具有公民的身份與權利；那麼，北京中級法院對於劉曉波先生的判刑，明顯地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的承諾。在國際上，說話不算話是沒有尊嚴的。為了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尊嚴，我嚴正呼籲儘速無罪釋放劉曉波！ （二）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許多嚴重問題（包括權貴資本主義所構成的「權」「錢」直通的關係、腐敗充斥於政治與社會之中、強烈的貧富不均，以及嚴重的環境污染等等），之所以無法獲得實質的改善，其基本原因是因為它們都擠在沒有政治改革的瓶頸中。因此，如要突破阻礙，唯一的辦法是進行政治改革。站在關懷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立場，本人呼籲中共當局慎重思考政治改革的必要，並逐步進行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改革。（任何人間的制度與思想，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憲政民主只是最不壞的制度，其他的制度則比憲政民主更壞。憲政民主的制度與文化落實以後，仍然需要繼續從事內部的改進。不過，憲政民主的優勢是：它具有自我改進的機制。）「欲速則不達」，漸進的改革是最能產生實效的途徑。總要做一點，落實一點。漸進的改革是要漸進和改革，沒有「進」的漸進不是漸進。如果不進行以法治（the rule of law，不是 the rule by law）為基礎的政治改革，經濟發展將來也要發生大問題。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包括不少政府官吏與普通國民），有一種說法，否認公民權利是普世價值。他們認為公...

石按：以下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电话采访推特记录整理，她在做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界动员工作，更是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一个创举。 另，崔的电话采访都已经过事主授权公开。这个创举还在继续中，用她的话说，那就是“从明天起，谁接到我的电话，心里也许就会说‘鬼来了’”。童庆炳之前（含童）是1225宣判前的采访，之后是宣判后。为规避传播风险，我已将里面的部分敏感词做了处理，最敏感的三个字人名都置换为一个字：“他”。 以下记录，请尽快转走： 崔卫平的电话煲 诗人芒克称自己与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都挺愉快的。从来也不认为他做错什么事情。”在听说了他的近况后，芒克说“但愿他明天没有什么事。” 他八十年代的朋友、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回忆，当年黑马他明明认识刘再复，当面却假装说不认识。但他同时说，对于他近年来的思想发展，越来越认同，觉得他越来越结实。在中国目前语境中，他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理性。 原北师大教授、鲁迅专家王富仁教授今天仍视他为“朋友”，尽管许多观点不相同。王教授听说他近况之后，说：“人在思想上应该是有自由的，在行动上应该是有限制的。思想自由是不能干涉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解决。” 他念博士的导师之一、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听说他近况之后，想对他说：希望他“珍重”。“毕竟有过一段师生情谊，希望他珍重。” ——20091225—— 钱理群先生刚才在电话里说，比起八十年代，他写的文章越来越理性了。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五三五的表现，二是坚守国内。钱先生“不觉得他有什么罪。”不一定同意他的所有观点和做法，这是另一回事；但他属于平和、理性的批评者，对他都要判刑，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觉得很难接受。 汪晖先生来信：谢谢来信和电话。我不赞成他的许多观点，但反对任何以言治罪的方式。我会关注此事的发展，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表达我的看法。 作家莫言同意将他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丁东的看法：文章自古多奇狱，又添十一载；思想从来要自由，何止零八年。——圣诞中国 乐黛云的看法：一，看过零八县长，觉得其中没有颠覆国家的想法，是希望改善；二、零八县长是一个讨论，如果一个讨论也要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三、如果（弄得...

Your Majesties, Your Royal Highnesses,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citizens of America, and citizens of the world: 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 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委员， 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 I receive this honor with deep gratitude and great humility. It is an award that speaks to our highest aspirations -- that for all the cruelty and hardship of our world, we are not mere prisoners of fate. Our actions matter, and can bend history in the direction of justice. 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And yet I would be remiss if I did not acknowledge the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that your generous decision has generated. (Laughter.) In part, this is because I am at the beginning, and not the end, of my labors on the world stage. Compared to some of the giants of history who’ve received this prize -- Schweitzer and King; Marshall and Mandela -- my accomplishments are slight. And then there are the men an...

（原题）改革的异化与政治危机：关于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月中旬一家美国智库组织的一次中国问题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稿。在这篇发言中，作为对‘改革终结论’的补充和深化，作者又提出了‘改革异化论’，并围绕这个论点展开了对于中国政治危机的分析。现在，虽然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作者的观察和分析并未过时。今征得作者同意，分两期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中国的现行制度，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当中，相当有效地避免了政治危机。当然，这个论断，需要有所限制。首先，它并不是完全能够避免政治危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一次重大政治危机。其次，其他的危机还是不断出现的，比较近的，比如说，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危机。那开始并不是政治危机，但是它可以转化为政治危机。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讲政治’的国家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危机，最后表现为政治危机，那才真正构成了危机。这两个限制，其实也帮助我们进一步准确判断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这是我们下面要集中论述的。从这两个限制来看，我们开头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精确化，那就是：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并没有再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但是多次出现了其他危机，主要是由于治理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危机；第二，现政权应对这些危机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表现为避免政治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控制它不会蔓延成为政治危机。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讨论，中国目前这一套制度，是靠的什么东西来维持稳定、避免危机？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中国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卷入全球化等各个方面，也都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如果应对不当，就会出现问题、麻烦、乃至危机。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一套制度，本质上与这些变化有极不相容的性质。可是，至少过去十几年来，它大体上应对有方。以前的讨论当中，我从政治吸纳、政治镇压等这些不同方面，分析过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在换一个角度，试着分析中国当局的政治应对和中国的政治危机相互之间的某种辩证互动关系。以前的分析比较集中在学理上讲的那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state-society relations），这次可能比较注重政治操作的层面；以前的分析也比较多地着眼整个政治发展，这次则准备就政治稳定和政治危机问题比较聚焦地来讨论。 一。强制与收买：当局维持稳定的...

一．大国奇观：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却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断‘突出政治’、‘讲政治’的国度，但却是一个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的国家。经常被民族主义劫持的当代中国政治本身，以及本质上依附政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常常很有一些自恋的癖好，但却对于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最不感兴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极度落后，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 公平地说，在学界的努力下，在国际学术潮流的激荡下，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已经稍有起色；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也不能说是一片空白了。但是，这些仍然零散和初级的研究的出现，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前面所述的基本状况。而且，开始在中国初呈热闹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属于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等分支；对比之下，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冷清、薄弱、浅陋与落后，就显得尤其突出了。 世界的通例却是，一个大国（甚至不那么大的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往往是首先研究本国政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要基地所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科学，在美国所呈现的基本分支学科划分，不外乎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四大领域。其中，美国政治这一领域，相较于其他几个领域，无论就学术的发展水准而言，还是就实际的社会影响而言，往往独领风骚。当然，这一领域，在其他的国度，就为那一国的本国政治研究所替代。比如说，在英国，那就是英国政治；在加拿大，那就是加拿大政治；在澳大利亚，那就是澳大利亚政治。1 同样，在那些国度，本国政治的研究，也是政治科学的最为重要的分支和最为热门的领域。在大学里，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政治学系人数最多的一组；讲授本国政治及其研究的课程，总是政治学系名列第一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一个大学，但凡有政治学系（事实上，在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大学都有政治学系，虽然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会把政治学和比如社会学、历史或其他学科合为一系），哪怕规模极小，小到很多方面的政治学专家缺位，但却绝对不会没有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极而言之，如果某个美国（或者英国、加拿大）大学的政治系，规模小到只有一位教授，完全不必怀疑的是，这位教授的专业，...

    2009年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刘晓原律师推出了“ 2009年度民间版本十大法治人物 ”名单。当晚，CCTV也公布了“ 2009年度官方版本十大法治人物 ”名单——说实话，CCTV公布的那十个人，俺一个也不了解——他们或是“人民的公仆”或是CPC塑造出来的法治模特儿——他们跟法治或许有点儿关系，但是，他们与民主法治似乎没有任何瓜葛。     刘晓原推出的“2009年度民间版本十大法治人物”俺在网络上都见过，他们就在大街上人流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跟咱老百姓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图片来自网络）： 邓玉娇     拔刀自卫的巴东修脚女。     她无意成为侠女，一把水果刀，书写了弱女子的人权宣言。     在文明与法治面前，无论工作、身份、社会地位如何，都应该一样拥有平等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黑暗中，不管有没有抑郁症，都应当理直气壮的捍卫最后一道防线。邓玉娇，客观上完成了一次具有伟大现实意义的全民普法。 李荞明     云南“躲猫猫”案死者。     全世界第一个在监狱里玩游戏的男人死了，他就是李荞民，玩死他的那个游戏据说叫躲猫猫，又称瞎子摸鱼。     天下没有不吃腥的猫，也难说会有牢头狱霸完全绝迹的监狱。他们是被监狱里的黑色权力养大的猫，这种猫不吃老鼠，攻击的对象却是人。     李荞民的意义在于，他的死第一次让人们注意到猫的主人，为什么总在顾左右而言他呢？ 孙中界     断指自证清白的被钓鱼者。     “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资本论》中对万恶的资本家脍炙人口的描述，却成了上海市钓鱼式执法的生动写照，据说通过钓鱼，有关部门获利数以千万计。 ...

美国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BLOOMBERG 室 2009年12月1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艾滋病疫情，我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 远在1982年有专家已发现艾滋病病毒进入中国。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报道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先生发现库血中存有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这些重要举措，负责人民生死的父母官们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90年代“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200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蔓延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道理，真可谓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对艾滋病属于“保密”范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了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的人，等捂盖的措施。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还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区。 1996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的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从此把以往我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不久前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时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自199...

在上海被拆迁户用燃烧弹对抗拆迁之后，成都被拆迁户以自焚身亡表达抗议，再次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法性乃至合宪性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可以从道义上同情被拆迁户，可以谴责拆迁大军（不论是开发商还是城管）不近人情、暴力执法，甚至可以指责拆迁条例本身违法违宪，但是各地频发拆迁悲剧的根源其实并不在此；拆迁只不过是执行政府和开发商联合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的最后一步，拆迁悲剧的种子早在决策阶段就已埋下。 综观全国各地的暴力拆迁过程，直接原因无非是拆迁许可来得太容易，只要开发商把当地政府搞定就成了，许多地方的被拆迁户直到政府贴出限期搬迁通知才知道自己的房子要拆了。被拆迁户完全不知情，当然不可能参与拆迁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拆迁许可来得尤其快，因为政府和开发商悄悄就把安置补偿标准给定了，当然是往低里定；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开发商有钱赚，政府也有钱赚，拆迁成了两厢情愿的事情，拆迁许可能不快吗？这是为什么中国当前征地尤其多、拆迁尤其多，因为征地和拆迁就等于赚钱，只不过赚的都是被征地户和被拆迁户的钱。等到一切内定了再来通知被拆迁户，他们当然有人不接受如此决定的安置补偿。这样的拆迁过程能不产生“钉子户”吗？能不出现暴力拆迁、暴力抗法产生的拆迁悲剧吗？ 因此，拆迁悲剧的根源不在拆迁条例，而在于整个城市规划和拆迁决策过程；换言之，只要市民仍然被排除在拆迁规划过程之外，只要拆迁对于政府和开发商来说还是一门利用公权无本生利的行当，那么无论如何修改条例，拆迁都文明不起来。要让拆迁文明、让城市规划理性，首先要保证拆迁没有钱赚；没钱赚或至少没那么容易赚，政府和开发商也就不会那么“热心”拆迁了。有时想想某些地方领导的逻辑是挺可笑的：没钱赚？那谁干呀！他们在潜意识里早已将拆迁与发展划等号，早已将地方GDP增长和自己的“政绩”与仕途联系在一起，以至根本想不到也许不拆才更有利于当地人民安居乐业。 如何让拆迁没钱赚呢？拆迁显然是一种财产征收行为，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要求征收给予“公正补偿”，也就按照财产的“公平市价”标准给予补偿；要拆的房子在当地市场上值多少钱，政府或开发商就得给被拆迁户补偿多少钱，付不出这个成本就不能拆，否则强拆必然酿成社会悲剧。拆迁悲剧的制度根源首先在于我们没有从宪法或法律上保证公正补偿。2004年宪法修正案确实规定征收必须给予“补偿”，但没有说明必须是“公正...

(以巴围墙，3.6米高。总长度预计为650公里。仍在建造中。图为约旦河西岸Qalqiliya附近的一段) 二战后的世界，建有四堵著名的界墙：柏林墙，南北韩间的非军事区，美国-墨西哥边界的大铁篱笆，以及，以色列建造的隔离巴勒斯坦的围墙。我们（方和李）前后横穿过前三堵墙。 第四堵墙，以巴围墙，没有去过（第八届Marcel Grossmann会在耶路撒冷开，没去），一直觉得它同我们关系不大。——错了。   2009年11月9日，西方大小领袖云集柏林，歌手们高唱“欢乐颂”，庆祝柏林墙倒闭二十年。没有以色列参加。那天，我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是反对“抵制以色列”。发信者是CCS（Committee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由一批关心人权的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其中不少是学界朋友。要我考虑签名支持，不能置身事外了。 事情起因是挪威科学技术大学（NTNU，在Trondheim）的34位教授署名一个提案，建议NTNU抵制与以色列的学术交往。他们主要理由是，以色列建造的围墙，是以种族和信仰为界，破坏人权原则，直接破坏了巴勒斯坦学生和学者的学术交流自由。CCS 的立场是反对这一“抵制”。NTNU的校董会也持反对立场。为避免事态扩大，校董们于11月12日快速地否决了这个提案。所用理由一样，“抵制以色列学界”将会破坏国际范围上的学术交流自由。 34教授提案未被接受，“抵制以色列”问题，在学界进一步表面化。 抵制，制裁或反对以色列，一直有。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起，阿拉伯世界就抵制和反对。新纳粹，光头党等等极端组织，也都以反犹太复国（anti-Zionism）和排犹（anti-Semitism）为主要目标。这都不奇怪。 NTNU的“抵制以色列”，有一点引人注目。NTNU是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主的大学。其中的教授们，整体而言应当不是种族或信仰上的基本教义派。他们的提案，应当不是基于“圣战”意识形态。再则， NTNU是在挪威，即主持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家。 在西方学界，公开“抵制以色列”的声音，NTNU并不是第一个。自2002年建造以巴围墙以来，英，美，法，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都有大学教授公开反对。没有德国学者，可能因为，排犹抵以等言论，会被指为类纳粹，在德国算犯罪。 今年夏天在欧洲，就听到议论，欧洲现在...

在2009年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昨天，我和大家一样，在公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来到连州。晚饭时品尝到了著名的"连州腊肉"。说到腊肉，想起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标语："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赏华南虎照，品镇坪腊肉"，这是2008年网民的一场空前狂欢。很可惜，腊肉的余味在喉咙间尚存，2009年，我们被奉上了一道名为"老妈蹄花"的大餐。在这不寻常的一年的年末，我们聚会在连州，共品连州腊肉，让我们感谢十方神灵，我们来了，聚了，吃了，喝了，就是最大的快乐！ 前几天，digitalboy在Twitter上说，"胡泳，将在2009网志年会做第一场演讲，《自由泳不是胡泳》。"然后他自己又批注说："后半段是谣言"。所以，我们知道，并且要永远记住，网络上的消息是真假参半的。说他这个话真假参半，是因为，我的确在下面的主题演讲中不会讲到自由泳，但是，我会讲到自由。 我的演讲题目是：《小时代，大人物，微动力》。 小时代 郭敬明 最近看很多育儿书，甚至把前两年买的王朔的《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都翻出来看，昨天在北京飞往广州的飞机上，翻开《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看到这样一段话，讲到如何划分时代，王朔说："说到大陆地区，有佯狂时期，党同伐异时期，全体变成孙子时期，假装不是孙子时期和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期。"我就在想，到底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给以怎样的命名？我想来想去，觉得郭敬明的一个说法其实蛮贴切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小时代"。 2008年，郭敬明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小时代1.0折纸时代》。做书的人是这样吹的：故事以经济飞速发展的上海这座风光而时尚的城市为背景，讲述了林萧、南湘、顾里、唐宛如四个从小感情深厚、有着不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女生，先后所经历的友情、爱情乃至亲情的巨大转变，"是一部当下时尚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郭敬明自称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群趴在被窝里的渺小的人物"。郭敬明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他后四部的创作。体例类似于美国连续剧，分第一季和第N季，内容风格分别用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