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北京（亚洲新闻）—中国政府推出的刺激经济计划可能进一步摧毁民工生活、助长党员干部的腐败。鲍彤致信于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的全国人大，执着阐述、透彻分析。现年七十五岁的鲍彤，也在《零八宪章》上签字，是知名的中国民主和非暴力持不同政见者。这位政治家认为，需限制一党专制、重新审议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屠杀告终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前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的私人秘书和友人，曾于一九八九年和前总书记一道反对军队干预并最终上演天安门屠杀。为此，他被关七年。自一九九七年以来，一直被软禁家中，受到二十四小时监视。他的电话被监听、经常中断。陷入逆境前，曾与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密切合作。 鲍彤致信全国人大提出三点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是鲍彤。对全国人大本次会议，我有三点建议。 一，农村居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农村居民的收入，七成来自外出打工。经济危机中最大的失业群是农民工，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村居民。但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思潮的支配下，某些领导机关制定了 “只救先进生产力，不救落后生产力”的方针，作出了“腾笼换鸟”的决策。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受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支配，轻率使用政策手段强制，往往会一边倒，会有致命性的后果。中国劳动者数量占世界第一。没有农民工，没有劳动密集的乡镇企业，中国不会有今天。歧视他们，等于自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责任加以纠正。请大会就《宪法•序言》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法律解释，明确宣布这一思潮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一样，并不具备制定政策的法律效力。政府的天职是公正，对一切合法企业，对全体劳动者，必须依法办事，一碗水端平。请大会责成各级政府：继续爱护乡镇企业，尽最大努力救助失业的农民工，全面地大幅度地削减国家直接支配的巨额基金（特别是党政机关的公费开支），相应地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基金，彻底改变“国富民穷”和城乡悬殊的不正常局面。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才有可能形成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国内市场。八亿农民没有象样的购买力，国内市场根本无从谈起。不拉动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不提高这个最穷最大的社会群体的支付能力，所谓“拉动内需”，难免走上邪路。 二，全国公众都在担心四万...

眼前的流行话题是改革和三中全会。我也有些回忆和想法，记录下来，供比较，供批评，如果有人愿意，我也欢迎声讨。从哪里谈起?从源头谈起。源头在于为什么非改革不可。名人名言：“不改革死路一条。”这位名人已经与世长逝了。他显然不是坚持计划经济的陈云，但是，也确实不是主张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赵紫阳和胡耀邦。他，是鼎鼎大名的邓小平。     邓小平有个特点，要言不烦。别人（例如胡乔木）替他起草的稿子难免罗里罗嗦，他自己说出来的话总是深思熟虑明快干脆的。“不改革死路一条”，就是一例。活不下去了，因此非改革不可。为什么活不下去了？被谁逼的？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逼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人谁也不懂，只有老大哥毛泽东一个人懂，连刘少奇、周恩来都稀里糊涂，邓小平更不在话下。按照毛泽东，社会主义有三个内容：公有化，计划化，高速化。公有化的结果是一切生产资料，从土地到牛羊，从原料到工具到流动资金，一律充公，归各级干部支配（他们代表着党和国家）。至于老百姓，人人两手空空，只剩一副枷锁，全是赤贫无产者。计划化的结果是，由党和国家编制大大小小的计划，每人每天吃几两米，每年用几尺布，是十年长一次工资，还是年年不长工资，今年只许生几个娃娃，多少儿童可以上学，哪些青年必须下乡，一概由党国定夺。全国男女老少，大家服从党国就是了。高速化的目标是压倒苏修，超英赶美，年年粮食放卫星，岁岁钢铁翻一番（毛泽东是钢铁“主帅”，邓小平是钢铁“次帅”）。达不到怎么办?好办，吹个牛，画饼充饥，把农民的救命口粮硬生生夺到党国手里来，填补大跃进所不可或缺的城市和出口用粮的大窟窿。就这样，1959到1961三年，活活饿死了四千万农民。你说，叫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     不搞社会主义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有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作用就是镇压反抗者。“对党不满”就是滔天大罪。专政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凭什么有权对别人专政？凭毛泽东一句话：“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凭什么有权规定国家的一切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真理。简言之，毛泽东决定了共产党有绝对统治权。毛泽东和共产党决定了...

（一） 我和宗先生见面虽然不多，相识已二十年。一九八六年前后，紫阳夫人梁伯琪大姐告诉我，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宗凤鸣退下来了，热心改革，愿意义务劳动。体改委如果有甚么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可不可请他参加?安志文知道了，很高兴，聘请他兼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员。 后来我有机会和宗老见过一次面，听他谈在濮阳油田所作的调查。他主张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不应忽视社区居民和地方财政的利益。宗老所追求的，是全社会受益，我至今记得他的感叹：濮阳地区是抗日根据地，五十年了，群众很穷很苦；许多国营大企业过去与民争利，今后应该主动关心群众的利益；油田越替群众着想，群众也就越会爱护油田。那天他给我的印象是，热心於改革，热心於社会公益，是一位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者。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有过两次波澜壮阔的大普及，或者说，大异化，第一次，它被毛泽东界定为“共产党领导一切 ＋ 阶级斗争 ＋ 消灭私有制”，使“社会主义”得以成为官府和斗争爱 好者们共同勇於实践的信条。第二次，它被邓小平界定为“共产党领导一切 ＋ 稳定压倒一切 ＋ 发展是 硬道理 ＋ 先富起来”，使“社会主义”得以成为权力和金钱爱好者们皆大欢喜的现实。经过这样两次 大普及之后，仍然热心於以全社会为本位，不忘无势无钱的劳苦大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中国越 来越少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二） 后来我没有机会和宗老见面，重逢竟在我坐牢以后。 我家客人历来不多。偶尔，一九八五年一天晚上，突如其来邓小平的一位女儿光临。说，科委在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请她父亲后天去讲话。她父亲说，你们给我起草一个稿子。写得好，我就讲；写不好，我不讲。虽然离开科委已经五年，禁不住小平女儿几句“十万火急”。我被动员到丰台一个招待所里加了个夜班。第二天她告诉我，小平看了稿子，说，“好，我明天讲”。这就是《邓选》中那篇“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由来。不过，闲话还是少说，言归正传。 话说多少年来，不速之客，届指可数。我坐牢后，慰问者反而络绎不绝。过去在反右中挨批，文 革中挨斗。那些时候，连本机关的同事也迫於形势，必须和我“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这一次是“坐牢”，当“刑事犯”，性质之严重可知，而且在全党全国“大清查”的形势下，却引来了好些相识和不相识的宾客。宗老就是其中一位。 他比我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