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路透北京2月25日电--春节已过，数千万从城市回到家中的农民工面临再次进城或在家乡发展的选择。许多昔日的农民工们也萌发了留在本地创业的念头。 为了帮助农民工自主创业，全国总工会日前启动了"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以工会的名义出头，争取政府和社会资金，为农民工提供多种形式的低息和无息贷款。其中宜昌市已经使用工会、县区、地方担保公司合作的模式，为每个农民工提供2-3万元的贷款，扶持了600名农民工创业。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回乡的部分农民工中不少人有了打工的经验、见过市场，也有了创业的愿望，唯一缺乏的就是资金。因此，如果小额贷款能帮农民工解决启动资金的问题，还能从而创造 其他的工作机会，是很好的一件事。 然而对于政府出面为农民工提供的这种低息、无息的小额贷款方式，多年来一直从事小额信贷研究和实际操作的茅于轼认为并不可取。"低息和无息，这个是一片好心，但是从世界发展小额贷款的经验来看，我们还是应该实行市场利率"。 茅于轼表示，低利息贷款的问题在于钱很容易被有钱有势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得到， 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人却得不到。而这些拿到低息贷款的人可能转手就把钱用来放高利贷 。他表示，只有提高小额贷款的利息，才能鼓励更多的机构参加到其中，通过竞争降低贷款的利息。 从1993年起，茅于轼在山西等地开始了小额贷款的尝试。他表示到目前已经发展到山西两个点、北京一个点、甘肃一个点，其中山西永济的规模最大，有近600万的资金。小额贷款业务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其中山西永济的还款率达100%，临县还款率达97%，北京100%。 茅于轼表示，自己试点的小额贷款机构目前年利息率是18%,虽然这一利息率远远高于央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31%的水平，他表示其实也"仅能保本，并没有多少利润"。茅于轼说，这是因为小额贷款的额度小，但风险比较大，人力投入多，成本也就趋高。 在政府对小额贷款机构的管理上，茅于轼认为仍需要进一步放宽政策，"现在很多限制是不必要的"。他举例说，现在政府要求每个股东的持股不能超过10%，这就意味着至少有10个股东，而这10个股东互相不能有关联，"谁会愿意把自己的钱交给9个不认识的人去管呢"？相反，他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是由互相认识、互相...

说话、写字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作为思想和感情的载体，它表达的可以是野蛮，也可以是文明。 文革是中国野蛮史的高峰。文革结束之际，比经济极度贫穷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也陷入极端贫困和野蛮状态。“火烧###”、“油炸###”、砸碎###狗头”、“打倒”、“打退”之类语言暴力后面，是人们满脑子“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钦定的信条绝对不容置疑。复杂的社会简化为壁垒分明的阶级阵线，每个人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历史成了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图。对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个脚”，理所当然。 众所周知的大事不必唠叨，说件令人哭笑不得的小事吧。文革结束后不久，上中学的小儿回到家里说：一位同学在课堂上捣乱引起哄堂大笑；语文老师板着脸孔教训大家：“笑什么笑？笑有革命的笑，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的笑！”这位普通教师的即时反应，是当时环境下阶级斗争 “天天讲”的必然产物。仇恨的毒汁——“狼奶”无孔不入，潜移默化，成了普通人言行举止中的习惯，肃清余毒十分困难。 上个世纪90年代，艾晓明教授在她的长篇小说《血统》中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文革的时间。”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 不幸，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没有告别文革。浏览互联网，除了娱乐至死的各种花样，“汉奸”、“卖国贼”等政治帽子满天飞成了另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后者正是文革余毒在作祟。 最新的案例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布他领导下的团队的研究成果，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后， “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立即从四面八方飞来： 茅于轼“走向了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做人良心的汉奸之路。” “茅于轼肯定是当代汉奸伪军，看看他的资助老板就知道了。” “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后有赞成、反对等不同声音非常正常。有些学者提出重要数据质疑茅先生的结论；有的则从研究方法上提出商榷意见；如此等等，展示了观点多元化的喜人景象，有助于学术和重大政策研究的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检验需要足够的时间，不可能是非立判。90年代以来，格林斯潘的经济政策，不是赢得一片喝彩吗？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无情揭露了他的失误。这个领域特别需要冷静、宽容和多元的声音。 与之背道而驰的上述暴力语言说明什么？ 棍棒背后是无知。这些谩骂的首要特点是缺乏...

上世纪八十年代，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很多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第一次认识茅老师是1982年的春天。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后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进行。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被分配到一个小组当秘书，茅老师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这个会上讲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来去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在小组讨论中，他的发言引起很多争议。我理解，因为他从工程最优化开始研究资源配置，然后深钻西方经济学，思维和当时的另一些人——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来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以秘书的身份在小组发言，得到茅老师的支持，因此推荐我到大会发言。在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引起他们的责怪。事后，茅老师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这是一件小事，但能看出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 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到北京。我跟他开始书信往来。可以说，与他通信是我在研究生期间非常愉快、并让我的知识体系大大改变的一件事。他时常给我邮寄些好文章，使我接触到很多独到的思想和理念。那时候就发现，他注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我记得，有一次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免费修理锅碗瓢盆到底好不好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好”。因为免费修理使得一些人把本来不值得再修的东西拿来修理，从社会的角度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人力，加上排队的时间，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观点。 由于受他的影响，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个读书会，系统地自学西方经济学。这当中有一些问题，也不断写信向他请教。到了83年8月，我写《为钱正名》之后，遭到学校批评，报纸上也有很多批判文章，不但在陕西，全国都有。当时我心情很不好，茅老师写信鼓励我，说正确的观点刚出现的时候，经常面临多数人的反对，但最终会被人们接受，所以你应该充满信心，坚持自己的主张。 1983年春节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茅老师接待我，给我安排了住宿。第二天，又约我到他家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