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文/萧山 在很早的一篇文章里，我给出了一个估算贪腐额度的方法。那个方法用的是均衡分析。 ​ 假设同级别的官员和同级别的上市公司（国企）的总经理可以比较顺滑的转换，那么追逐实际收入的官员们竞争的结果是，同级别的官员的实际收入（明面上的收入+灰色收入）应该和同级别的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实际收入是相近的；由于同级别上市公司董事长的收入相对透明一点——比方说其工资加福利计800万一年，那么我们可以估算出同级别官员的实际收入大概也是这个数量级；用这个实际收入减去明面上的收入，大概就能估算出一个官员一年的灰色收入的数量级。 这个方法得到的估算肯定不太准确，不过，就研究的目的，如果能够大致估算出灰色收入的数量级，也算有用的方法了。 如果一个县长一年的实际收入是800万，那么我们说，一个县长年值800万。现在要问，为何处长会值这个价？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这个800万是怎么来的？ 官员既创造价值也消灭价值 经济学中，一般对官员贪污腐败的行为称为“寻租”。比如，某个企业家要开工厂，但是资质不够，于是给一位县长200万，县长收到这200万后就给这位企业家放行了。这200万，可以视为控制办厂资质的权力的租金。 当然，一个县长的800万年收入也不都是权力租金。因为县长毕竟干了不少事——招商引资，城市规划，协调投资，解决纠纷等等，没有能力的人，一般还做不了县长。 这位县长如果不干县长，干点别的，他的收入也不是现在他那点明面上的工资可以衡量的。简单来说，县长的名义工资因管制而被压低了，就像医生的工资被压低了一样——医生不得不借用其他灰色的手段来获得市场收入。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位县长的实际收入分为两块：一块是他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价值而应得的市场收入（类似医生的实际收入），另一块是他用权力设置障碍获得的权力租金。前者衡量的是新创造的价值，后者完全没有创造价值，是负和博弈中“转移支付”。负和博弈中的净负值，就是官员毁灭的价值。 以上对县长的灰色收入的区分启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贪污问题。自然，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应该激励官员创造价值，约束他毁灭价值，即增加前者的值，降低后者的值。 初看起来，我们可以用严厉的监管和反贪来制约县长，降低后者的值。但是这么做的一个副作用是，强监管同样也降低了官员干活的积极性，把前者的值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