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上面这幅图说的是：伊甸园里蛇引诱亚当和夏娃去吃苹果（禁果）。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诱惑，吃了禁果，于是懂得了善恶和羞耻。 如果亚当和夏娃是中国人（专指汉人，没有歧视其他民族的意思），这条蛇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俩把蛇给烤了吃了。 毕竟蛇肉相当好吃，比苹果的蛋白质含量更高。 除了尊重祖先外，中国人没有多少禁忌。中国人几乎什么东西都吃，只要它们好吃。不仅在吃的方面相当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社会学家李银河证实，古代中国在性方面也是相当实用主义的，没有太多原罪的观念。从明清言情小说也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同性恋，双性恋等等非常态的性行为相当包容。 中国没有严密的宗教，也就没有严密的来世理论。大多数人对来世将信将疑，所以更追究在世的幸福，不太在乎死后自己会怎么样。这是中国人重实用主义的一个解释。 但是，为何中国人对宗教不太在意？为何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能一直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问题实在很深奥，我甚至怀疑是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不管怎么样，中国本土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宗教，外来的宗教也一直没有成为站稳脚跟成为国教。 特别尊重祖先，尊重长辈，是中国人同欧洲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猜想，这大概也同中国的实用主义相关。 子女在小时候是天然崇拜父母的，因为小孩子有很多东西不会，而父母尤其是父亲在儿子心里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父亲的能耐很大，懂得很多儿子不会的东西，可以教他很多东西。儿子对父亲的崇拜，就像一位物理系的新生对爱因斯坦的崇拜一样。 这种崇拜，自然是实用主义的崇拜，一旦儿子长大，懂的东西越来越多，本领越来越强，对父亲的崇拜也就逐渐衰弱。 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崇拜祖先，崇拜长辈和实用主义是相容的——因为老一辈见多识广，他们的经验教训能够为下一代带来好处。当然，我不是说，中国人崇拜祖先，尊重长辈完全是缘于实用主义的哲学。也许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地理资源，以及西北“蛮夷”的入侵威胁，都迫使血缘宗族不得不绑定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而在共同体内部，显然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有智慧的人作为“核心”统帅。 实用主义也可被称为经验主义，功利主义。按理说，这种人生哲学、社会哲学不太容易让人走极端，而会亲睐中庸之道，很难为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理想主义理念较真，争个你死我活，因为它又具有善于妥协的气质。 想想，同性恋在欧美直到几十年前还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本世纪著名的计算机科...

不知内情的人可能认为，（西）朝鲜官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官员。也许在饺子上台前的20多年间确实是这样的，然而，在饺子上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目前，（西）朝鲜官员群体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福的群体之一。我们通过追索新闻联播中官员们开会时的气氛可以发现，之前官员们在开会时无法掩盖的自得和轻松已经被普遍的凝重和抑郁所取代。 即使在掌握权力核心的七个人里，除了饺子和小李子以及小山子这三个人外，其余四个人几乎看不到笑容——甚至连假装一下都觉得已经没有必要，索性完全无表情。 如果观察再仔细一点，我们还能发现，除了饺子一人以外，即使从小李子和小山子（ 更不必说其余核心 ）的脸上也能读出深刻的不安全感。 隔代遗传 饺子一人谈笑风生。其一颦一笑，张合自如，无法不 让人联想到太祖再世。——那“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的霸气和自信，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太祖去世三十多年后， （西）朝鲜 人们又一次在最高领袖的身上看到了久违的大气蓬勃、权御群臣的神情。在上一届的最高领袖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目前，只有这个人才真正抓住了官员们的痛点，也只有这个人才有自信和实力利用这个痛点杖责 （西）朝鲜的官员们 。 因为只有他才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红色贵族血液的继承人，继承的不仅有权力基因，还有生物学上的基因。而他的上任和上上任都不具备这两者合一的优势。 正如在太祖治下的官员们普遍的不幸福一样，目前的官员们也普遍的不幸福。前一分钟还在台上宣讲（西）朝鲜梦，后一分钟就被锦衣卫当场带走。这另类红色恐怖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 （西）朝鲜的官员们头顶上随时可能刺下来， 却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正如太祖时代发动群众揪出当权派一样，人民群众对此欢欣鼓舞。 可是一切没有那么简单。 反腐败和GDP增速的两难困境 三十多年来，官员们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最高原则下，早已习惯把自己定义为一方经济发展的董事长，早已习惯了隐蔽经商，谁的屁股干净呢？这就是官员们的痛点。 可是，被愚昧的人民群众看不到的是，一旦官员们的这个痛点被抓，他们不可避免的会消极怠工——董事长兼总经理不干活，公司不可能搞好。即使小李子的三番五次的开会、发文、甚至以撤职相威胁催他们干活，但是他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不...

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是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 ”这个词看起来很容易理解，然而在标准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里却没有这个词的解释。不过，即使我们没学过经济学，也大概能理解它出现的逻辑。简单来说，产能过剩意味着，工厂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卖不出去，以至于很多工厂不生产了，削减生产工时，甚至停业休息。

​ 本文系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的获奖演讲，摘编自最新一期《财经》杂志.

公开信指出，20年前的6月，在中国首都北京，中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对敌作战武器，对和平居民进行屠杀。公开信要求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重新查处前国家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滥用国家暴力，屠杀和平市民的事实和责任。 公开信的作者指出，根据他们亲历和观察到的事实，1989年6月3日军队屠杀和平学生和市民之前，北京并没有发生所谓"暴乱"，没有军人被杀，也没有执行任务的军车被烧。中国公民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地方，是依照宪法，和平表达政见，要求按照宪法规定程序，调查和解决当时正在争议的政治问题。尽管北京市政府放弃在北京市部分地区的管理，北京市依然秩序井然，甚至没有刑事犯罪案件。公开信指出，即使一定要采取强制措施，控制局势，也没有必要使用用于战争的武器对和平市民屠杀、滥杀。公开信指出，军队的暴行及其后果，激怒了北京市民，一些市民进行了抵抗。只有极少数军人死亡。 公开信认为，1989年6月3日及之后数日在北京发生的暴力事件，是邓小平和李鹏在国家和平时期，滥用军队，采取战争方式使用对敌作战武器，镇压和平市民的暴行，而所谓"暴乱"是他们制造的欺骗公共舆论和国家权力机关的谎言。这一暴行，违背人类社会的政治道义原则，践踏中国法律；对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公开信指出，从此，在公民没有任何方式有效制约政府的制度下，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成为不治之症。邓小平和李鹏应当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现行宪法的相关条文，公开信的签名者们对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提出三项诉求： 一、     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重新调查1989年6月前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和平时期大规模动用正规军使用对敌作战的武器，对和平市民屠杀的事实和经过。 二、     在查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澄清邓小平、李鹏和前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制造的谎言，纠正、撤销和停止执行邓小平和李鹏强迫各国家机关对1989年事件所做出的各项错误决议和文件，包括开放公民调查和讨论、撤销通缉令、更正判决、释放系狱公民、准予因迫害不能回国的公民归国等。 三、     根据调查结果，对1989年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道歉和补偿，...

1978年 1978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式开播，成为中国收视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但其三十年“假大空套”不变的风格，与其说是“新闻联播”不如说是“宣传联播”。中央电视台也被舆论称为“木乃伊”电视台。 1978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第一条商业广告——“瑞士雷登表”。 1978年2月26日-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设置人民检察院。在当年6月份之前，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陆续开始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复办并恢复招生。新时期法律教育正式开始。

大家好，我原来报了一个题目，是《怎样看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后来接到一些电话，我发现引起了一个误解。大家以为我要讲美国现在花了8000多亿，怎么用这些钱救市问题。那么我先声明一下，我不讲这个问题，假如大家是冲这个话题来的，现在退场还来得及。我要讲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讲100年来，从宏观的角度怎样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来呢？是因为主流媒体上以及一些我看到的文章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不行了，也得政府来救市了，美国也走国有化道路了，也就等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这样看来，反证出我们原来的体制还比较好。我想这样逻辑和概念有很大的误区。第一，这种看法是把自由市场经济当作绝对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实际上现在不存在这样的经济。第二，把政府干预等同于国有化，国有化又等同于社会主义，这里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又等同于我们原来的那种高度计划的、大锅饭铁饭碗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一圈转过来就等于说我们还是不要改革的好。所以，我想就美国政府干预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的干预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把我了解的一些历史情况，和我的一些想法跟大家来探讨、分享。 从根上讲，美国确实是以自由市场起家的。美国立国是从抗税开始的，当时美国人要求独立最重要的是因为英国政府课税太重，他们认为不合理，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纳税。意思就是如果我没有发言权我就不能纳税。你要叫我纳税，我就得有代表参加讨论如何纳税、这个钱怎么花。后来慢慢的这个理念形成了美国后来的立国之本。美国《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就包括发财致富，因此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从立国开始，完全是自由市场经济。 另外，美国人天生的对政府有一种疑虑，认为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但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也认可有些事非政府管不可，比如治安、法律这些事。美国开始的时候是个移民国家，从欧洲陆续移民，一点一点开荒。那时候真是没有什么人管的，它的经济就是自发的竞争起来，所以美国早期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到十九世纪中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来时，立即在美国得到拥护。其核心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我发财了我成功了是因为我比较优秀，因为我又勤奋又聪明。你失败了是因为你又笨又懒。他...

     我先说说经济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在新的形势下，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的经济危机。中国是物品输出国，美国是输入国，美国那边出了问题，全球经济就循环不起来了。美国的问题出在消费环节，对消费的金融支撑方面出了体制性的问题，是过度消费造成的问题。有国家过度消费就必然有国家过度生产。本来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生产，从全球来说是平衡的；现在美国过度消费不下去了，我们过度生产就没有买家了。美国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危机不一样，这一点是最明显的。 第二点，美国和中国还有一个时间差。美国是在信用制度、信贷制度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他们要解决这个全新的问题。而中国就像立平说的，与1930年代的美国情况类似，生产过剩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差。这是我对目前中国经济危机的判断。 这个问题怎么样联系到社会溃败呢？中国实际上还是要走一段美国的老路。在能源问题上，在环境问题上，克林顿夫人前几天也说了，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但是在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建设方面，中国还是要走一段美国的老路。比如说，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政府公开信息，法治的健全，由此提升政府的信用度和金融系统的信用度，这是中国要继续走的路，不走的话就上不了立平所讲的耐用消费品的经济台阶。为什么中国的信用制度建立不起来呢？就和社会溃败有很大的联系。 立平提出“社会稳定——社会动荡”、“社会健康——社会溃败”两组概念，这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对中国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不一定是社会动荡，社会溃败本身就会严重制约中国的发展。 “溃败”这个概念立平已经定义了。我是学生物学出身的，我认为“溃败”是很准确的说法。光是局部性的溃疡还好办，这儿也溃疡，那儿也溃疡，最后形成了败血病，就呜乎哀哉了。立平之所以还要反复推敲“溃败”这个词，是因为在“草泥马”和“河蟹”两族对峙的情况下，要考虑它能不能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通用的问题。 下面我想谈的题目是《行政溃败与社会动荡》。行政溃败是社会溃败核心的东西，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现行体制下的国家，...

我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最近我得出结论，确实有所不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就停下来了，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我们3:45就上了飞机，要飞三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四点多钟乘务员就开饭，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我的这点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这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从小就有。1950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而我则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六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大伯父叫茅以南，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大房有八个，二房有七个，再加我们这房四个。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三个右派，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我还有一位姑妈，叫茅以纯，她很不幸，在抗战中1941年去世了，活了不到四十岁，她生...

今天，我们怀着极沉痛的心情，悼念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的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在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胡耀邦同志从青少年起就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是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二九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少年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他身上至今还留有敌人的弹片。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同志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从一九五二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一九六四年底后他在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努力工作，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

我特意选出这张照片放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是为了表达我对耀邦同志的哀思。 这张照片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在烟台拍摄的。那一年，因为他患坐骨神经痛、脊髓炎，站起来和走路都不方便。秦川同志要为我们拍一张合影。我先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他把我拉下来，紧紧地靠着他挤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留下了这张令我终生难忘的珍贵照片。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整整七年时间里，我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是他的助手，是同他并肩奋斗的战友，是他亲密的同志加朋友。七年来，人民日报的工作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人民日报许多深入人心的宣传报道，都闪烁着他的思想光辉和智勇双全的胆略。这张照片充分体现了我们这种亲密关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耀邦突然去世，使我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每当我为怀念耀邦而难以抑制悲痛时，我就拿出这张照片，凝视沉思，希望可以减轻一点痛苦。但是，以油浇火火更旺，越看越使我更加悲痛。七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我不能不把这段珍贵的历史纪录下来，献给耀邦的在天英灵，献给一切关心耀邦的同志和朋友，也献给受他指导和鼓舞的广大新闻工作者。 1．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处险象丛生，我们党每迈出一步都得进行艰巨的斗争。 行路难，首先是领路者难。仔细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这支浩浩荡荡大军的司令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抗日战争胜利，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曾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跌落，很多领导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搞乱套了。几千年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毛泽东后期的种种错误，既是我国以前混乱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后开山辟路的思想阻力。 由于对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信奉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因之它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对，不敢说不，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