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原题）改革的异化与政治危机：关于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月中旬一家美国智库组织的一次中国问题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稿。在这篇发言中，作为对‘改革终结论’的补充和深化，作者又提出了‘改革异化论’，并围绕这个论点展开了对于中国政治危机的分析。现在，虽然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作者的观察和分析并未过时。今征得作者同意，分两期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中国的现行制度，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当中，相当有效地避免了政治危机。当然，这个论断，需要有所限制。首先，它并不是完全能够避免政治危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一次重大政治危机。其次，其他的危机还是不断出现的，比较近的，比如说，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危机。那开始并不是政治危机，但是它可以转化为政治危机。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讲政治’的国家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危机，最后表现为政治危机，那才真正构成了危机。这两个限制，其实也帮助我们进一步准确判断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这是我们下面要集中论述的。从这两个限制来看，我们开头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精确化，那就是：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并没有再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但是多次出现了其他危机，主要是由于治理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危机；第二，现政权应对这些危机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表现为避免政治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控制它不会蔓延成为政治危机。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讨论，中国目前这一套制度，是靠的什么东西来维持稳定、避免危机？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中国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卷入全球化等各个方面，也都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如果应对不当，就会出现问题、麻烦、乃至危机。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一套制度，本质上与这些变化有极不相容的性质。可是，至少过去十几年来，它大体上应对有方。以前的讨论当中，我从政治吸纳、政治镇压等这些不同方面，分析过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在换一个角度，试着分析中国当局的政治应对和中国的政治危机相互之间的某种辩证互动关系。以前的分析比较集中在学理上讲的那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state-society relations），这次可能比较注重政治操作的层面；以前的分析也比较多地着眼整个政治发展，这次则准备就政治稳定和政治危机问题比较聚焦地来讨论。 一。强制与收买：当局维持稳定的...

一．大国奇观：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却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断‘突出政治’、‘讲政治’的国度，但却是一个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的国家。经常被民族主义劫持的当代中国政治本身，以及本质上依附政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常常很有一些自恋的癖好，但却对于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最不感兴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极度落后，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 公平地说，在学界的努力下，在国际学术潮流的激荡下，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已经稍有起色；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也不能说是一片空白了。但是，这些仍然零散和初级的研究的出现，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前面所述的基本状况。而且，开始在中国初呈热闹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属于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等分支；对比之下，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冷清、薄弱、浅陋与落后，就显得尤其突出了。 世界的通例却是，一个大国（甚至不那么大的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往往是首先研究本国政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要基地所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科学，在美国所呈现的基本分支学科划分，不外乎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四大领域。其中，美国政治这一领域，相较于其他几个领域，无论就学术的发展水准而言，还是就实际的社会影响而言，往往独领风骚。当然，这一领域，在其他的国度，就为那一国的本国政治研究所替代。比如说，在英国，那就是英国政治；在加拿大，那就是加拿大政治；在澳大利亚，那就是澳大利亚政治。1 同样，在那些国度，本国政治的研究，也是政治科学的最为重要的分支和最为热门的领域。在大学里，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政治学系人数最多的一组；讲授本国政治及其研究的课程，总是政治学系名列第一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一个大学，但凡有政治学系（事实上，在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大学都有政治学系，虽然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会把政治学和比如社会学、历史或其他学科合为一系），哪怕规模极小，小到很多方面的政治学专家缺位，但却绝对不会没有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极而言之，如果某个美国（或者英国、加拿大）大学的政治系，规模小到只有一位教授，完全不必怀疑的是，这位教授的专业，...

日前，国内300多名各界人士发佈了“零八宪章”，就中国的国事及走向作出全面的建设性宣示。     我们注意到，此宪章的签署者涵盖中国各界人士，包括体制内自由人士、体制外的异见人士和草根维权人士，是近年来罕见的民间政见之集合性表达，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之觉醒、勇气之提升和力量之壮大。作為海外各界华人，我们為之一振。     签署者一本中华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又基於理性、独立、权利与责任之现代公民精神，廓清歷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所言切中时弊，主张客观中允。     对此，我们深表钦佩， 对宪章之各项主张深表赞同。     近三十年来，中共官方一改给中华民族带来诸多灾难的“以阶级斗争為纲”的施政方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还公民以部分自由，由此造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宽慰。但在政治上，当局依旧坚持专制，垄断新闻，控制司法，各种社会利益无法正常表达，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乃至於腐败盛行，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环境坏毁，公正不彰，社会衝突不断，暴力事件时有所闻，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堪忧。     因此，我们又深感不安。     值此世纪之初，回首百年中华现代歷程，其中之歧误挫折和奋斗牺牲，我们有诸多感喟。对“宪章”所言“自由不昌，则中国距现代文明尚远矣”，深以為然。如何汲取教益，把握时机，让中华民族能在本世纪迈上现代文明的康庄之路，于内达成社会安祥，族群和睦，人民幸福；对外主持正义，於人类福祉有所贡献。这既取决於新兴的公民社会之努力，亦有赖於执政者的远见智识，能否适时开啟社会对话之门，加速制度更新，振衰起弊，清明司法，还政於民，以期化戾气為祥和，消祸乱於潜隐，為民族的良性发展奠定不颓之基趾。     在此，我们特发表声明，以示我们对国内各位公民先进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华人各界与国际社会给与关注，也希望中国当局能倾听社会之呼声，正视民意，从善如流，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