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按：我是一个法律的门外汉，我倾向于认为，相对 于无规则或者潜规则的人治，有法可依自然是一个进步——因为法律同样约束普通人们和统治者，而很少有法律条文会赤裸裸的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

作者：胡德平      时间：2010-01-07   来源：南方周末 1950年7月,中共川北区首届代表会议大会主席团合影。前排左四为胡耀邦,左一李文清,左五刘聚奎,左六李登瀛,左七郭林祥,左九孙先馀。后排左一饶兴,左三王叙五,左四王贵德,左五赵林,左七李林枝  2009年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宣布将废除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决定重新制定《城市拆迁条例》。这是利国利民的一项重要决定。全民应该热烈欢迎并积极参加讨论。须知毛泽东也有论拆迁的名句:“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鸟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25) 经济的发展不应引起社会的持续紧张和各利益群体的尖锐对立,何况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呢?我认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当然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改革开放也为我们分清优劣、真假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条件,解放了的社会生产力究竟为谁服务? “祖国”一语,在多国词语中都有这样的含意,即祖辈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国家”和“祖国”不同,“国家”是拥有固定领土和固定人群的权力组织形式。“政府”又和“国家”不同,“政府”则是国家执行公权力的社会公共事务机构。毛泽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不能说就没有中国!中国是祖国,早已存在几千年,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新中国,只有相当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功能的组织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才是新中国的法定代表。“祖国”和“政府”的关系,也即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一样,都是主仆关系。历史上,“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合理要求,固然都是新旧民主革命政纲追寻的目标,但何尝不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人们对其祖国最基本的诉求,但实现到何种程度,则和当时国家、政府所处的历史角色紧密相关。 新中国建立之后,全国新解放区的农村继续完成了土地改革,但在广大城市并没有开展房地产业的革命,除去没收反动政府、少数官僚资本和反动分子的房产以外,人民政府给所有拥有房产物业的家庭都颁发了房地产合一的法律证书,予以保护。但毕竟旧秩序打破了,新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了,新政府要办公、要住房,国家要建设,城市要发展改造, 人民政府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因手头材...

今天，我们怀着极沉痛的心情，悼念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的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在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胡耀邦同志从青少年起就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是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二九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少年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他身上至今还留有敌人的弹片。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同志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从一九五二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一九六四年底后他在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努力工作，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

我特意选出这张照片放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是为了表达我对耀邦同志的哀思。 这张照片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在烟台拍摄的。那一年，因为他患坐骨神经痛、脊髓炎，站起来和走路都不方便。秦川同志要为我们拍一张合影。我先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他把我拉下来，紧紧地靠着他挤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留下了这张令我终生难忘的珍贵照片。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整整七年时间里，我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是他的助手，是同他并肩奋斗的战友，是他亲密的同志加朋友。七年来，人民日报的工作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人民日报许多深入人心的宣传报道，都闪烁着他的思想光辉和智勇双全的胆略。这张照片充分体现了我们这种亲密关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耀邦突然去世，使我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每当我为怀念耀邦而难以抑制悲痛时，我就拿出这张照片，凝视沉思，希望可以减轻一点痛苦。但是，以油浇火火更旺，越看越使我更加悲痛。七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我不能不把这段珍贵的历史纪录下来，献给耀邦的在天英灵，献给一切关心耀邦的同志和朋友，也献给受他指导和鼓舞的广大新闻工作者。 1．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处险象丛生，我们党每迈出一步都得进行艰巨的斗争。 行路难，首先是领路者难。仔细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这支浩浩荡荡大军的司令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抗日战争胜利，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曾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跌落，很多领导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搞乱套了。几千年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毛泽东后期的种种错误，既是我国以前混乱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后开山辟路的思想阻力。 由于对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信奉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因之它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对，不敢说不，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把这...

“反对精神污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时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对“精神污染”具体内涵和如何“反对”、“清除”的做法都有不同的看法。听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非议”。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的那一年，我亲自听到胡耀邦同志就这个问题的一次讲活。他全面、清晰和针对性很强的论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难以忘怀。最近我找到笔记，并和当时一道听讲话的同志核对了记录。现记述下来，以飨读者。 “精神污染”的概念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二届二次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他着重讲了整党工作要防止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要加强思想战线领导的问题。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各地迅速地传达贯彻了会议精神。在层层动员开展整党工作的同时，“清除”精神污染“它在人民群众中间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当时“清除精神污染”的声势很大，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有关言论、评论、文章和“清除”的消息。人们的思想很紧张，过去多年来搞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很多人心有余悸。 团中央于十月十九日发出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团中央第一书记发表谈话，号召团员、青年积极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各地共青团的组织在正面向团员、青年进行“三热爱”教育的同时，也在青年中搞“清除精神污染”活动。本来，邓小平同志是“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但是，一旦把“清除精神污染”搞到群众里面去，不少地方就针对青年日常思想、生活中一些“看不惯”的穿戴、或者“标新立异”的现象进行“清除”。比如当时流传：“反对打扮、穿花服...

二○○八年感到過的特別快，說明我在這一年生活得比較順利。這一年，我的身體比想像中安康，我的寫作也預想不到的豐收。儘管我們所處的大局還是令人憂慮，我們所希望的轉機也並沒有到來，但是這一年心情卻是很舒暢的。 今年，我的腰腿比較有勁，這是一個很好的反映。我因為得了「腰椎椎管狹窄病」，影響了腰和腿無力，活動困難，成為十分苦惱和討厭的事。醫生早已宣告，除了動手術以外，沒有其他辦法。因為我堅持不動手術，近幾年來，就成了一個不治之症。誰知今年出現一點好的變化，不能不說是一件吉祥的徵兆。今年，我拄著拐杖，在家裡獨自可以慢慢走上幾步；在報社大院裡，我推著輪椅也可以走四五十米。這說明近三年來，我堅持請保健醫師按摩和自我鍛鍊是有效果的。因為腰腿有一點勁，整個身體就顯得精神多了。 今年上半年，因為肺炎住了兩個月的醫院。現在血壓偏高，特別是早晚高。如果不發生什麼突發症狀，那就阿彌陀佛了！ 今年，在寫作上可以算是一個豐收年。這說明我的雄心還不衰，文思還盛。進入九十以後，寫作能力的確在減退；因為記憶力差了，積累和查閱資料的能力也差了。今年下半年，請來了一位頗有研究能力和寫作經驗的老伙伴──姚監復同志作為我寫作的合作者，開始撰寫關於「胡趙新政」的一系列專文，已經發表了幾篇，還有幾篇正在寫作和醞釀。寫作的方法是：我先起草一個寫作提綱，然後由我說，他記，他整理，最後由我修改定稿。看來，這是耄耋老人堅持寫作的一個相當理想的好辦法。 今年上半年，我還寫了一個專欄《餘絲集》。從去年開始寫，今年繼續寫，已經發表了七篇。這一組文章比較短，主題是我一生中幾件最根本性的問題，這些文稿算是我這一生的一個總結性理論概括。（已經發表的有：我革命七十年，為什麼三十年都是「反革命」？幾十年我們搞了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共產」究竟是什麼意思？等等。）是不是繼續寫下去，這要看新的一年的發展情況才能定。 所以，今年經常思考，不斷寫文章，就感到精神特別振奮，心情特別舒暢。這樣，就更加肯定：堅持腦力勞動，也是長壽的一個訣竅。 迎來的二○○九年，是一個富有紀念意義的年份：是新中國建國六十周年，也是胡耀邦冤死的二十周年；是偉大的「八九民運」二十周年；是趙紫陽被趕下台、遭受軟禁的二十周年；是震動世界的「六四慘案」的二十周年；是「六四」以後以「六四劃線」的清查運動和清黨運動、一股...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和世界与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 关于《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的讲话》一文座谈会 10月8日下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在世界与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关于《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的讲话》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各界专家学者有：闫长贵、李凡、张博树、李胜平、吕朴、王波、黄斌华、张耀杰等近20人。 德平同志的《重温叶剑英30年前的讲话》一文于10月2日在《 南方周末 》发表之后，反响巨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讨论会上各位学者热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认为：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德平同志发表的这篇文章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一个总结。纪念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30年改的怎么样？这些都是需要总结的。30年前叶帅提出民主、法制问题，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思想，30年后，德平同志又一次提出了“民主法制改革”，仅仅是重提吗？现在讲是因为现在还有讲的必要，30年民主法制改革，改来改去，30年改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们现在讲思想解放，都是空话，还是30年前的老问题，从结果来看成效不大。但是，从另方面来说，老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越来越高，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了。思想解放的问题很多，这需要我们再接再厉从思想上真正的明白要怎么做，将取得的成绩巩固持续下去。 吕朴认为我们要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考，他指出：30年来，今天对改革是什么看法，不是简单的“两场改革，两个阶段改革”的问题，人人都在说改革，但是从方向、目标、过程、结果，都要做个全面的分析。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深入思考社会问题的很少，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入研究很欠缺。大家讲的都是物质，注重经济，但是思想上都不搞清楚，经济发展没有保障，就不能够好好发展。吕朴还说到30年改革的历史定位问题。他说；文章实际是指明现在仍然存在三十年前改革的重新定位问题。前三十年叶帅所提是积十七年与十年文革的经验教训，今天文章所提是积十七年、十年文革与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及叶帅早已提出而经三十年仍未解决的问题。现在是积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再次提出改革的方向定位问题。无疑德平同志的提示是有其重大意义的。同时吕朴还说：德平同志文章在实际效果上还是稍欠不足，一是改革方向定位问题的提出只是暗示；一是再提民主、法制、反封建缺乏具体内容，稍感空泛、不解...

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紫阳同志在北京逝世。此时，我在美国，无法赴赵家弔唁。从北京来的消息，富强胡同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因为人们都拥向富强胡同了。人民爱戴自己的领袖，这本来是好事，应该高兴的。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同年十一月，胡耀邦九十诞辰，中央决定纪念，但规格一再降低，规模一再缩小。参加纪念的人严格控制。此时，我已回到北京，胡家也提名给我发请柬，但是我没有收到，被剥夺了参加纪念的权利。不只是我，许多耀邦同志的老朋友，老部属也都不让参加。对两位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卓越功勳的总书记为什么要採取这样的态度呢？连接这两位总书记命运的就是“六？四”，胡耀邦逝世引发了举世瞩目的“六四”；赵紫阳对“六四”所坚持的态度导致他的下台直到终身软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个章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哀史。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闻名於世的邓力群先生，把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公诸於世。他的本意在标榜自己的一贯正确，却正好为两位受人民拥戴的好书记所受的冤情提供了许多有力的佐证。短短的时间里，哀悼赵紫阳逝世，纪念胡耀邦九十寿辰，加上《十二个春秋》连在一起，把历史浓缩了、凸现了，使人深受教育。 怀念伟人，最好的纪念是尽力瞭解他们，全面瞭解他们，不仅自己瞭解，还要让更多的人瞭解，这是我们活着的人的责任。想到这里，我提笔写下了这篇拖得太久的纪念文章。 赵紫阳对胡耀邦的评价 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傑出领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他们两位性格不同，有些思路也不一样，存在着矛盾，甚至有一段时间有传闻：胡耀邦的下台赵紫阳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於这种传闻，赵紫阳很不以为然，也很在意。十年前（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日、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二日），他和我有过断续的三次长谈，详细分析，介绍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当时没有录音，我把他的讲话记了下来，经他看过并做了修改。 赵紫阳说：耀邦这个人优点是待人宽厚，心胸坦荡，可以争论，不整人，不记仇：弱点是太喜欢出语惊人，喜欢提口号，喜欢标新立异，不受约束，重大问题随便表态，不是有意想凌驾於组织之上，是喜欢即兴就发表一番意见，而这些和原来大家讨论的又不一样。“关於胡耀邦下台赵紫阳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传说，最近我才知道，无非是三件事：一件事是八三年陈云讲话批评耀邦，有人说陈、赵联手倒胡；第二件事就是八四年我给邓写过一封信；第三件事就是八七年生活会上我的发言。现在，我一件一件说给...

我很小就患口吃。我的口吃是吓出来的。我小时调皮，父亲就叫一个像门神一样的山东汉子手执板斧吓我，我一见到他便惊恐万状，口不能言，久而久之，说话就结巴了。口吃最怕人耻笑，越怕，口吃越厉害。记得上初中时，寒假去南京成贤街的市图书馆借书，面对图书管理员我就是开不了口，因为“同志”的“同”字怎么也说不出来。憋了老半天，非要重重地一跺脚，才能说出。每次跺脚时，“砰”的一声巨响，声震四座，总是把管理员吓一跳。管理员对我说：“你要是对我们工作有意见，请好好提，不必要采取这种惊人的方式。”上高中之后，因为发表了诗歌和小说，很受同学的尊重，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口吃居然也逐渐地不治而愈。到了大学，更是踌躇满志，不但自信甚至自负，口吃更是消逝得无影无踪。 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不行了，今日挨批，明日挨斗，魂飞魄散，一日数惊，不但不再有自信，连起码的自尊也没有了。精神的紧张，内心的惊恐，使得我又再次口吃。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个著名的结巴，一是剧作家王炼，二是化妆师朱士场，三是我。三人的结巴似有分工。朱士场是一句话的开头结巴；我是中间结巴；王炼最妙，是结尾结巴，话都快说完了，他还结巴！比如骂人，他骂起来是这样的：“滚你的蛋……蛋……蛋……噢！”其实后边三个“蛋”完全可以省略不说，说到前边第一个“蛋”字便可戛然而止，可他老人家为了语气的完整，为了那最后一个“噢”字，非要结巴三次不可。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日坐愁城，但大伙碰在一起，也会苦中作乐，偷偷说笑，其中也会说到我们三人和别人口吃的笑话。最精彩的有如下两则。一则是说有一青年沪剧演员，说话结巴，唱戏倒一点也不结巴。某日，家中失火，他急忙奔至父亲的单位处，大叫：“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越急越结，怎么也说不下去。父亲见他急得满头大汗，便举起手做了个音乐指挥的姿势，说：...

王仲方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与胡耀邦同志的两次谈心，现整理出来以纪念耀邦同志九十诞辰。 当选总书记后的一次谈心 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3月2日发表召开十二大的决议，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公布了书记处成员十一人的简历。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独自一人读《东华录》。我们做了一次长谈，将近两小时。谈兴未尽，我告辞了。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心之谈，当然主要是他谈的。 我首先谈到五中全会开得好，公报也写得好。耀邦说，这个公报是下了功夫的，在写法上不按议程一项一项地写，而是集中起来写。突出了五中全会的主题，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公报中，为少奇同志平反占了两大段，篇幅最多。但是并不影响主题，并不使人认为五中全会就是解决少奇同志平反问题。其实五中全会上议论最多的是汪东兴等四位同志的问题，但公报上对四个人的问题就是几句话。本来对汪还可以说得好一些，但他在政治局检查时，总想把总理拉下水，这就不好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总理当时的处境，大家是理解的。 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七时四十二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 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应非常强烈。总的反应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公报一些重要的论点，可以开出若干题目，写一批文章，如不搞终身制等等。宣传部要抓好五中全会的宣传。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 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

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那一年，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一年，出版了两部重头的党史书。 一部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的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此书有“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一章。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认为刘少奇的构想，实际上“也是发端于毛主席的理论”，“在大的问题上两者是基本一致的”。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对待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 在引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之后，薄老认为，列宁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经济等思想，“实际上是提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十分注意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的问题。”“看来，少奇同志的有些想法，是从列宁的这些论述中受到了启发。”“回想起来，应该说当时在我们党内注意学习和深入研究、领会列宁这些论述的同志还不是很多。到了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愈来愈感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六十一——六十四页） 同时，薄老在这本书里肯定毛泽东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批评，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所以“是很难巩固的”。他还表示完全同意历史决议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的结论，因为总路线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转变”，融为一体，...

十三大以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来回顾和反思建国以后的历史，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应该说是一九八七年十三大结束不久在汕头召开的那次党史会议，在我这篇系列文章的“之一”《读林蕴晖〈走出误区〉》中已经谈到，这里就不重复了。 在这个问题上给予最大推动的，当然还是一九八八年三月党的一位元老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专有一节“关于加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其中说： “从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角度，重新研究一下我们建国以来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历史进程，也是很有好处的。建国前，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曾经设想革命胜利后，要搞一段比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允许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发展，目的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暂时没有提社会主义。……但后来事实上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搞几年就结束了。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毛泽东同志的预计是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但结果也只搞了三年就宣布基本完成了。对于这一段历史，包括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缺点、问题，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已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估。但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以研究。比如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搞的时间再长一点，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按原定时间去搞，搞它十五年到二十年，也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更有利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逐步健全呢？这些问题都还可以探讨探讨。” 这段话的灵魂在于，在肯定历史决议已有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探讨”历史决议没有涉及的问题。这是对待决议的既很尊重又不拘守的真正科学的态度。 继这位元老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给予有力的推动的，是多年担任国家经济发展领导工作的学者薛暮桥。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他写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引用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论》到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一系列论述之后，薛文指出： “新中国成立以前和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党的领导者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不称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

精神文明决议做出以后，接着就准备第二年将要召开的十三大的报告。这个报告当时自然是预定由胡耀邦总书记来做。 记得还在北戴河的时候，大约是九月中旬，精神文明决议草案已经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十二届六中全会就要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向我们几个参加精神文明决议起草小组、大概也是他准备列入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的人透露：在十三大上他将不再担任总书记，他对他当总书记——主席——总书记七年的工作，有一个一分为二、总体合格的自我评价。他希望，十三大报告要从理论上讲深讲透，要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写出一篇《新民主主义论》那样，十三大报告要好好写出一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报告的准备工作，十月上旬已经在北京开始。十月三日和十日，胡两次主持有高级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会议，酝酿思想。在会上胡提出，十三大报告的题目是不是叫《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新民主主义论》是建党以后经过近二十年才写出来的。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了九年，从建国以后算起，则已经三十几年。为什么社会主义只能是这样搞，不能那样搞，经验丰富，不亚于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总结得好，就能站得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可阐发，很多政策是从这里出来的。他要求尽快写个出个一二千字的设想，他拿去送小平和常委。十一月座谈一月，十二月动手。明年一、二月拿出初稿，宁早勿迟，投石问路。他还说，明年他不准备出国，集中精力考虑班子问题。即使文件没起色，解决了班子问题就是大胜利，可以管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么大的国家，中间不能出问题，不能临时想问题，每年干什么都要想一想。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可能最热闹了，翻两番实现了，确定下个二十年干什么，那个时候的总书记最有味道了。 十月二十八日胡在江苏还排了个大跨度的进程表：十三大解决规律性认识，十四大提出到本世纪末的任务，十五大为下世纪发展作准备。 这是一位即将卸任的总书记，前瞻党的事业的未来、展望今后十年的胜利，所表示的关注和责任，信心和希望，欢欣和艳羡…… 为准备这个报告，起草小组连续召开了一系列有理论家、各工作部门和各地方的领导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还到外地去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十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起草小组在郑必坚主持下进行讨论，强调报告要突出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