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我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最近我得出结论，确实有所不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就停下来了，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我们3:45就上了飞机，要飞三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四点多钟乘务员就开饭，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我的这点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这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从小就有。1950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而我则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六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大伯父叫茅以南，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大房有八个，二房有七个，再加我们这房四个。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三个右派，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我还有一位姑妈，叫茅以纯，她很不幸，在抗战中1941年去世了，活了不到四十岁，她生...

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富强之路。 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拿什么来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告密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 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

我原来是学工程的，后来研究经济。这才知道经济对社会的重要性。一个社会要变得富有，主要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好的制度下，科学技术才有发挥作用的可能。透彻地懂得这一点，我是下了很大努力的。我很想把我的这点心得告诉别人，可是真正懂得它并不是看一两篇文章就能做到的。 由于研究了经济学，看问题总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想。一个国家的强弱就看人均生产总值。人生的目的就是建设一个富有的国家。做为一个经济学家，就应该为国家找出能够致富的政策。一个措施、一个项目、一条办法是否正确就看它是否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财富成了方向标。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它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在市场经济中就是追求钱。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筑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的。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也是按照这个假定来设计的。政府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人们买股票是为了赚钱；孩子们在小学里学写和算，到了大学学专业，其目的就是培养一门谋生之道。整个社会都是忙于赚钱。我从来不怀疑这里有什么问题。 一直到我七十岁前后才逐渐产生了怀疑。我看到不少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国改革二十多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可是大家的怨气似乎也在增加。我想起三四年前看王建国教授的一篇文章，“争名次的经济学”，说的是人们未必是追求财富的绝对多少，而是财富的相对多少。或者说，人们是在彼此攀比，追求的不是钱财的绝对值，而是想超过别人。一个人不论他如何富有，只要他以为有更多的人比他更有钱，他就会骂娘。如果这是真的话，经济学整个就要改写。而且一个国家不论如何富有，百姓还是不会满意的。 这样的话，我们追求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呢？ 后来又看到黄有光教授的文章，“经济增长能否增加快乐？”虽然快乐不能客观地度量，但是主观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了快乐是由什么决定的。它们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的人们中做了大量调查统计，并不能证明快乐由财富决定的。即使有所影响，也决不是主要决定性的因素，倒是宗教、婚姻等起的作用还大一些。这些研究不能不是经济学家深刻反省。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去追求？前些时候，天则经济研究所请了浙江的陈惠雄教授来演讲，题目是“人本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