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旅伴》：近日，关于蒋介石译名错误的新闻沸沸扬扬。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于俄罗斯，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英文(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令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产生巨大疑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加之常有大学教授、学生学术造假的事例发生，现在的大学治学到了什么地步？在您的记忆中，大学最好的阶段在什么时候？ 袁伟时：任何人的成长都需要时间，一个学者的成熟也要有个过程。宽松、宽容的环境是学术繁荣的基本条件，更是年轻学者顺利成长必不可少的氛围。我不认识王奇教授，也没有看过他的书。一个人名翻译错了，应该批评，但不必苛责。 20世纪30年代，鲁迅嘲笑梁实秋教授把the Milky Way（银河）翻译为“牛奶路”，斥责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但梁实秋后来成为公认的翻译大家和文学名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是公认的精品。他的翻译成就，鲁迅绝对望尘莫及。回望当年这桩公案，不少公正的研究者都认为那些尖刻的批评体现了鲁迅品格的弱点，也没有多少人认同他的“硬译”和给文学乱戴“阶级性”帽子的主张。 与此相关联的是应该全面评价现在大学的学术状况。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大学都是良莠不齐的。但中国大学的经历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经过将近30年无奇不有的折腾，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才逐步复苏和发展。满目疮痍，一切从头开始。时至今日，80年代大学毕业的一代已经成为教学、研究和管理骨干。公正地说，他们比上一代的教师——他们的老师强多了，但总体上还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大学教师的水平。责任不在他们。关键一在教育部门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方式；二在校领导的水平，同一蓝天下，各校的差别很大。 中国的大学一直多灾多难。相对地说，1917——1928年间中国大学生长环境最为良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学术最为自由，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淫威局限在广州，尚未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大学，从而使它们能保持现代大学自治、自由的本性。2.相对良好的环境，使以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为代表的民办大学得以破土而出。 《旅伴》：从历史看...

唐德刚先生走了。感恩十年前，培云读了唐先生的《胡适杂忆》，从此踏入胡适之门，生活与思考也因此豁朗；感恩十年前，读了唐先生的《晚清七十年》，知道历史万种风情，还有另一种写法；感恩十年前，读了唐先生的《战争与爱情》，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主义叫“床上爱国主义”……感恩十年前，唐先生给培云带来的所有机缘与改变，虽无缘谋面，却长存于心。 ——思想国·21世纪评论( www.21pinglun.com )   消息一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先生，已于周一(26日)晚间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曾经参军并做过中学教员。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也是华人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他与民国政要如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张学良等人多有接触，和人在纽约的胡适则为忘年之交。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等。 他的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在《胡适杂忆》序中说，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他还曾参与发起在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要求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运动。 其夫人吴昭文，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吴昭文表示，唐德刚生前饱受肾病折磨，后来决定不再洗肾，在旧金山家中安详辞世。 消息二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禤福辉表示，唐德刚夫妇定居新泽西州多年，因健康和气候问题，加上其子女均在加州，今年5月才迁往加州。临搬家前，将全部藏书共计124箱，委托退休华裔学者马大任捐赠安徽大学。 唐德刚1920年8月生于安徽合肥，人在异邦仍心系故园，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故将藏书悉数捐出。 记者从安徽大学网站获悉，最近的10月26日上午，唐德刚赠书仪式已在该校文典阁举行，其亲属出席了捐赠仪式。校长黄德宽高度评价了唐德刚先生的学术造诣及爱国...

Technorati 标签: 自由主义 , 刘晓波 , 思想史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不是源于内在的改革动力，而是源于回应西方列强的挑战，现代化的起步也是向西方学习，从船坚炮利 到君主立宪再到科学民主，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当然也是舶来品。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五四运动，在抗日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自由主义也曾一度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一起构成的三大思潮。    然而，中国自由主义具有先天不足,一直在社会动荡中左右摇摆，处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思潮的夹击中。百日维新失败后，严复最早介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先后译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梁启超也撰写了大量宣传自由主义的时评；之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而作为爱国运动的“五四”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民主启蒙和民族救亡相混合，为知识界在政治上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的扶植下诞生，国共之间关于中国未来领导权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或者说，在现代中国，从来没有过英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的仅仅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即便是那些自由主义的坚守者，也大都服膺罗素、杜威和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由此，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每况愈下，甚至已经找不到真正的信徒。    一 社会条件的先天不足    在持续动荡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先是淹没于军阀混战之中，继而又不得不服从抗日救亡的主旋律，最后消失在中共打败国民党的胜利中。    从1916年－1928年的军阀混战期间，北京政府的轮换如同走马灯，短短13年间就历经8任元首、38届内阁、5届国会，其背后操控力量全部是拿枪的军阀，中央政府既无权威也无效率，唯有国民党还能够提出纲领性的政治主张。孙中山为中国转型为现代文明设计了三步曲——军政、训政、宪政；蒋介石在苏联的军事扶持下，通过“军政”（北伐）基本完成了各政治力量的初步整合，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宣布结束“军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