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作者：陈子明 十八年前，笔者在《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中写道："'八九学潮'......它的整个氛围，整个进程，整个结果，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它的悲壮的美感将永远值得人们赞叹，并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悲剧中充满了偶然性。本文拟从分析八九民运中的必然与偶然入手，进一步阐释八九民运的悲剧性质，并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总结它的历史教训。 一、 学运一触即发，"四二七"、"五一三"出乎意料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从这段话来看，邓小平是个八九民运必然论者。他前面的话有真有假，后面的话纯属捏造，需要仔细地加以辨析。 所谓国际大气候，无非是指西方和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影响。如果说当时美国对中国民间人士有影响，主要是文化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始于基辛格访华和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又因为邓小平的访美而成为时代风尚。至于苏联东欧的改革，首先受到影响的也是邓小平本人。1980年邓小平"八一八"讲话因为陈云、胡乔木、王任重等人的抵制而被雪藏，正是在戈尔巴乔夫鼓吹"公开性"、"新思维"受到西方朝野的好评后，才得以在1986年重见天日，并掀起了新一波的政治体制改革热。 事实上，国际形势对于八九民运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直接影响运动的是国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大气候是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情绪。邓小平说，"对方......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这是他为了给镇压辩护而信口开河。"六四"之后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官方没有指控其中哪怕一个人是文革造反派。笔者后来在监狱中遇到许多官方所谓的"暴徒"，都是正经的工人、农民、个体户，而不是邓小平口中的"社会渣滓"。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几乎人人受益的"帕累...

Technorati 标签: 何家栋 ,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 李盛平 , 王军涛 , 袁方 , 闵琦 , 陈子明 , 龚祥瑞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 简要历史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及其前身、姊妹所、下属机构）是1980年代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它的宗旨是：倡导知识分子的良知、客观性、公正性和历史感，开展具有独创性、超前性、批判性和实证性的学术研究。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面向社会、面向科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间思想库，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王之虹、于国禄于1984年8月创办北京自强实业有限公司，10月创办北方书刊发行公司。陈子明、李盛平、杨百揆加入了北方书刊发行公司董事会。1985年，北方书刊发行公司作为主要发起单位和出资单位，联合北京经济研究所、中国金融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等单位，成立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何家栋、陈子明任联合校务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两所函授院校共招生23万人，在全国28个省市建立30余所分校，成为全国最大的民办函授学院。 1986年3月，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下设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陈子明任主任，主要成员有李盛平、王军涛、闵琦等。同年8月，经国家科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批准，成立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中国政治学会第一副会长李正文应邀担任所长，陈子明、李盛平任副所长。1987年2月，国家科委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决定与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脱钩”，全所人员分流到该中心批准成立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陈子华）和北京社会和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李盛平）。 1988年，陈子明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陈小平、费远、郑棣、谢小庆、王之虹、王巍、陈子华、方宇、毕谊民、白桦等人先后担任所务委员。聘请李正文为名誉所长，谢韬（原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副校长）、何家栋、徐联仓（中科院心理学所所长）、袁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龚祥瑞（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为顾问。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下设办公室、科研处、资料室、计算机室、开发部、培训部、编辑部、音像部、人事部、财务部以及经济学部、社会学部、心理学部、政治学部四个研究部门。 1988年3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签订“带资办报”协议，由经济...

Technorati 标签: 陈子明 , 改革30年 , 政治改革 ２００８年2月17日下午2：30，中国改革30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在三味书屋举行。与会者有张祖桦、张显扬、茅于轼、杜光、陈子明、章立凡、余世存、崔卫平等，以民间视角深入探讨了30年来的抛弃政治改革的官方改革。下面是陈子明的发言（略作整理补充）： 我觉得将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个首先还是正统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一个体现。这个三十年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比如说公民社会三十年，民主运动三十年，民营企业三十年，流行文化三十年，这样的一些标题都可以对这三十年做出一些深刻的刻画，如果我们把它局限在叫改革开放三十年，实际上就等于把我们自己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视角，就是对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对这个路线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态度，就是限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视角上了。所以我想就是首先我们要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要意识到这个话题的局限性，不要把我们自己搞糊涂了，不是说不能说，不能谈，当然最想谈的是官方，民间也不是不能谈，但是民间在谈的时候要清醒，不要不知不觉的上了这个话语霸权的套。 那么这个三十年不管叫什么名称，它首先有一个划分时段的问题，从现在已经发表出来的几篇比较重头的文章来看，朱学勤是分成两段，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秦晖是分三段，可能还没有发表，到1992年是一段，到2002年是一段，2002年以后是一段。我现在也在写一篇文章，我也分为三段。我最近病了十几天，因此到现在还没有写完。今天我只从这篇文章中摘一两点谈一谈。 第一点，我对改革开放这个话语史做了一点简单的回顾，当然在文章中我是从康有为、梁启超说起。现在我只说一下在中共的文献中“改革开放”是怎么热乎起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热乎起来的。从1899年梁启超把戊戌变法的过程叫做“改革实情”，在附录中又谈到“改革起源”，“改革”这个话语逐渐流行起来以后，实际上20世纪中国的政治党派可以分为分为两大派系，一个是改革党，一个是革命党。共产党是属于革命党这个派系的，所以“改革”这个话是不大说的，偶尔有的时候也说，比如在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时候都提到了“改革”，九大政治报告是这么说的，“改革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