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大家好，我原来报了一个题目，是《怎样看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后来接到一些电话，我发现引起了一个误解。大家以为我要讲美国现在花了8000多亿，怎么用这些钱救市问题。那么我先声明一下，我不讲这个问题，假如大家是冲这个话题来的，现在退场还来得及。我要讲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讲100年来，从宏观的角度怎样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来呢？是因为主流媒体上以及一些我看到的文章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不行了，也得政府来救市了，美国也走国有化道路了，也就等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这样看来，反证出我们原来的体制还比较好。我想这样逻辑和概念有很大的误区。第一，这种看法是把自由市场经济当作绝对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实际上现在不存在这样的经济。第二，把政府干预等同于国有化，国有化又等同于社会主义，这里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又等同于我们原来的那种高度计划的、大锅饭铁饭碗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一圈转过来就等于说我们还是不要改革的好。所以，我想就美国政府干预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的干预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把我了解的一些历史情况，和我的一些想法跟大家来探讨、分享。 从根上讲，美国确实是以自由市场起家的。美国立国是从抗税开始的，当时美国人要求独立最重要的是因为英国政府课税太重，他们认为不合理，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纳税。意思就是如果我没有发言权我就不能纳税。你要叫我纳税，我就得有代表参加讨论如何纳税、这个钱怎么花。后来慢慢的这个理念形成了美国后来的立国之本。美国《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就包括发财致富，因此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从立国开始，完全是自由市场经济。 另外，美国人天生的对政府有一种疑虑，认为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但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也认可有些事非政府管不可，比如治安、法律这些事。美国开始的时候是个移民国家，从欧洲陆续移民，一点一点开荒。那时候真是没有什么人管的，它的经济就是自发的竞争起来，所以美国早期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到十九世纪中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来时，立即在美国得到拥护。其核心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我发财了我成功了是因为我比较优秀，因为我又勤奋又聪明。你失败了是因为你又笨又懒。他...

世界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传染到全球，也成了世界各国政府掩盖长期经济政策失误的挡箭牌，似乎各国的经济下滑全部归罪于美国的金融风波，而与本国的指挥、监管、政策导向无关。世界各国也在纷纷采取着几乎同样的拯救经济活动的措施，似乎也忽略了各国发展的差别和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好像唯有振兴计划、唯有用财政刺激投资、唯有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才能拉动各国的经济。于是中国也摆开了一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同类的救市与振兴的架势，将中国的经济维系于政府的投资拉动上。 中国的房地产业并未列入振兴计划之中，似乎使许多人，尤其是房地产商大失所望；似乎未列入计划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似乎中国的房地产也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才出现了民众的观望与量价齐跌的现象。其实中国的外贸出口、大宗商品价格、汇率等均较大的受到境外经济的影响，当然也会间接的影响就业、收入从而间接的影响到房地产业，但核心的问题却并不在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在于自身的政策影响。 2003年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并没有因房价问题产生整个社会的争论，自1998年以来到2003年底，平均年房价仅增长了3.5%，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年均为9.5%，远远高于房价的增长速度。 2003之后中国外汇的高储备增长，在汇率不可浮动和央行独家收购形式的固定高价人民币对美元的情况下，变成了基础货币发行的流动性增加，于是引发了投资的快速增长和资产价格的增长。而政策却将流动性过剩引发的病灶打板子在了投资上，尤其是打在了城市化加速中本就出现了住房市场供不应求、分配式住房福利快速下降或消除、市场化进程扩张的房地产业身上。 于是自2003年之后为调控房地产出台了一系列的抽篱笆的政策。先是土地招拍挂、8.31大限、121文件、严控土地和信贷的闸门，以及国八条、国六条、加税、限制流通、压缩投资、抑制消费、缩减拆迁规模、限制二套房信贷等等的政策。所有的政策都是提高门槛、增加限制性条件、筑起了一道道各种各样的篱笆墙。从宏观到微观的四处撒网，让政府看得见的手成了闲不住的手，到处可见；让市场机制在政府的限令下不断扭曲；让政策与市场的博弈不但变成了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法律与法规的对立、经营主体与消费者的对立，也成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对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变成了被闲不住的手搞乱了的一盘棋，马走田、相走日、车翻山、士过河的各种怪现象就都出现了。直到在美国金融危机出现...

节后看春运的报道。铁道部说，年初六后，有15天全国铁路客流每天在500万人次以上；正月十五后，更有连续五天每天突破550万人次的历史记录，"今年返程客流高峰持续时间之长，创下春运史上的记录"。整个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亿人次，同比增加10.6％。 这大体验证了以下判断：无论金融危机导致多少工厂关门、影响多少农民工失业与返乡，春节过后，返乡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还是继续离乡进城。我的看法，在没有更系统可靠的调查资料公布之前，记下这点很重要，因为它指出未来应对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 改革开放30年，没见过如此"惊涛骇浪"般的失业报道。先是温家宝总理访欧途中，对媒体讲到约12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随后就是农业部的一项十省调查，推算全国失业农民工为2000万。官方公布此结果之后，从英国《金融时报》到美国《华尔街日报》一路转载，"2000万中国农民工失业"引起全球高度关注。有媒体更出惊人之语，声称中国失业农民工的人数高达1亿！ 大家不免担心，这次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下岗，将引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一波"返乡潮"。那次是一道命令就把2000万人从城镇清退回乡。连带来的，是对农村稳定的担忧、关于"在农村扩大就业"的建言，以及提高农村低保与农业补贴的设计。有的地方还叫停了土地流转，怕返乡农民工流离失所。 那些已有过离乡进城经历的农民工，到底会不会因危机而长期重返乡村，甚至从此"定居"乡下，再度延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呢？我自己不大相信这个前景。即便在40多年前，要不是行政强制力的作用，也不容易就把几千万人从城市送回农村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城镇总比农村有更多的机会。除非没有选择自由，人们为什么逆向而动呢？所以，我把今年超历史水平的春运返程客流量，看做一个间接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最后还是离乡进城。 问题是，重新进城的农民工能不能再就业？对此，有的媒体提出了看法，例如，那家爆出1亿失业农民工"猛料"的媒体，在节目中举证"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100万新的就业"。然后推论：就算2009年中国"保八"成功，全国新增就业也不过800万而已。是的，给定新增1亿失业农民工的天文数字，巨大就业缺口...

　　主持人：2月初爆出的东欧国家出现危机，有评论认为危机正在向处在西方中心国家蔓延，并有可能掀起第二轮金融海啸，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谢国忠：金融危机就没停过，最早爆发于2007年8月，2008年初贝尔斯登倒闭，9月雷曼和AIG爆出问题。大批投资银行的倒闭引发了信贷市场大规模的萎缩，以此为导火线，世界经济开始硬着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硬着陆对银行带来的影响。经济硬着陆之后，银行资产价格下降，所以就出现了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的问题。 　　首先提出金融危机第二波概念的是香港经管局局长任志刚，然后大家就都在设想金融危机有没有第三波，第四波……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概念的炒作，跟实际情况相差太远。 　　主持人：对于概念的专注也反映出大家对于金融危机的恐惧心理，以及对于当下世界经济状况的担心。您认为最糟糕的情况有没有过去？我们处在金融海啸的什么阶段？ 　　谢国忠：所谓的金融海啸第二波，它的关键问题是银行国有化。现在美国政府不愿意国有化，引起了市场对未来的悲观预期。 　　阶段暗含经济危机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现在的具体问题是，信贷的扩张引起了信贷的泡沫，就是所谓的去杠杆化。资产价格要下降，引起了经济的萧条。 　　主持人：奥巴马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即将推出，您给予的评价似乎不高。原因是什么？ 　　谢国忠：钱花下去总会对经济有点影响。人们认为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之后，经济会出现小的反弹，在经济反弹的过程中，公司就有扩大生产的愿望了，然后去贷款、投资、雇人，雇来的人又会产生新的收入，这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果银行状况不好的话，是形成不了良性循环的，花下去的钱是浪费的。 　　有些人认为，美国的问题可以依靠经济刺激解决，但是这种说法就好像是认为，人的心脏停止了，可以用电击的方法使心脏恢复跳动。资产泡沫时间这么长，供求关系都改变了，要恢复正常的话，只用政策刺激带动需求是不行的，供应也要变化，市场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很长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通过增加需求经济刺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么金融海啸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谢国忠：美国现在根本的问题是怎样防止金融与经济的相互恶化，进入恶性循环。即，经济的恶化会引起金融资产的恶化，金融资产的恶化会使得金融机构更不愿意贷款给实体经济。 　　金融和经济是互动的，金融泡沫之后经济肯定面临很大的调整。美...

现在，世界银行预测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5%，我个人预测也应该在7%到8%之间，可能比较接近8%，但绝对不会低于7%。无论怎么样，跟全世界比较中国还是相对最快的。 一个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产业升级有相当大的空间，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投入有相当大空间，再加上经济增长那么快，民间积累也多，政府财政也是相对比较宽裕，所以动员政府的力量，跟企业、民间的力量来扩大内需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说，从19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又碰到一个全球性经济衰退，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变成另外一个大萧条。这种情况之下，解决问题就不是单个国家的能力能解决的，实际上是要一个全球的努力。 对于全球努力，目前大家知道，货币政策的空间比较小，像美国、日本的利率已经零利率，欧洲很快到零利率。这种状况之下，目前的共识是必须有一个协同的财政刺激政策。 这可以讲是凯恩斯主义，但是协同的财政刺激政策是不是能解决问题，真正把世界经济又启动起来，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从其他国家过去用财政刺激政策来讲，经常政府多花钱，将来要多扣税，老百姓预期到将来要多交税，现在就必须多储蓄。所以政府的财政刺激，并不能真正地启动需求。这在经济学理论上叫做李嘉图等价，这种状况需要一种新思维来打破。 之所以出现李嘉图等价，原因就是政府的投资，政府的刺激，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未来是不会增加的；但是，假如政府的财政刺激能够用在一些项目上面，去消除增长的瓶颈，然后等到这轮经济危机过了，经济开始复苏了以后，经济增长率可以比过去的平均增长率提高的话，那政府的财政刺激，它所创造的是未来更大的增长，未来更大的财政收入，那就不会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 怎么实现呢？要看增长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哪边的投资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想我们不仅要有积极的财政刺激，还要寻找这个新的全球增长点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的看法，全球的增长点更多的会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还有非洲，或是南亚这些收入比较低的国家。为了启动世界的经济，发达国家有责任把一部分钱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刺激，那么能够同时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打破李嘉图等价的经验，实际上是我总结中国1998-2002年的经验得来的。1998-2002年碰到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都在基础设施上面，高速公路、港口、电网改造，结果怎么样？ 从...

路透北京2月25日电--春节已过，数千万从城市回到家中的农民工面临再次进城或在家乡发展的选择。许多昔日的农民工们也萌发了留在本地创业的念头。 为了帮助农民工自主创业，全国总工会日前启动了"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以工会的名义出头，争取政府和社会资金，为农民工提供多种形式的低息和无息贷款。其中宜昌市已经使用工会、县区、地方担保公司合作的模式，为每个农民工提供2-3万元的贷款，扶持了600名农民工创业。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回乡的部分农民工中不少人有了打工的经验、见过市场，也有了创业的愿望，唯一缺乏的就是资金。因此，如果小额贷款能帮农民工解决启动资金的问题，还能从而创造 其他的工作机会，是很好的一件事。 然而对于政府出面为农民工提供的这种低息、无息的小额贷款方式，多年来一直从事小额信贷研究和实际操作的茅于轼认为并不可取。"低息和无息，这个是一片好心，但是从世界发展小额贷款的经验来看，我们还是应该实行市场利率"。 茅于轼表示，低利息贷款的问题在于钱很容易被有钱有势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得到， 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人却得不到。而这些拿到低息贷款的人可能转手就把钱用来放高利贷 。他表示，只有提高小额贷款的利息，才能鼓励更多的机构参加到其中，通过竞争降低贷款的利息。 从1993年起，茅于轼在山西等地开始了小额贷款的尝试。他表示到目前已经发展到山西两个点、北京一个点、甘肃一个点，其中山西永济的规模最大，有近600万的资金。小额贷款业务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其中山西永济的还款率达100%，临县还款率达97%，北京100%。 茅于轼表示，自己试点的小额贷款机构目前年利息率是18%,虽然这一利息率远远高于央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31%的水平，他表示其实也"仅能保本，并没有多少利润"。茅于轼说，这是因为小额贷款的额度小，但风险比较大，人力投入多，成本也就趋高。 在政府对小额贷款机构的管理上，茅于轼认为仍需要进一步放宽政策，"现在很多限制是不必要的"。他举例说，现在政府要求每个股东的持股不能超过10%，这就意味着至少有10个股东，而这10个股东互相不能有关联，"谁会愿意把自己的钱交给9个不认识的人去管呢"？相反，他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是由互相认识、互相...

【《财经网》专栏/专栏作家 许小年】"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宣布至今，政府部门一直没有明确资金来源。媒体曾报道过，中央政府将于今、明两年发行1.2万亿国债，并准备代地方政府发行2000亿的债券，除此之外，未见任何其他说明。剩下的2.6万亿从哪里来，目前尚未有准确的官方消息。 　　商业银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放这么多贷款，显然是为了配合拉动内需的政策，但这正是我们担忧的。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本来是作为储蓄者和借贷者的中介，严格审查项目的风险和收益，在充分估计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计算项目的商业收益，依此决定贷款的投放。商业银行首先要对它的股东和储蓄者负责，而不是对政策负责。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是政府，但政府股东作为出资人，它的目标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它关注的是贷款的安全性与盈利性，而不是贷款的社会效益。 　　商业银行在短时间内放出这么多贷款，要么降低了贷款标准，要么放松了项目评估与审核，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无论何种原因，如此发放贷款，后果不言而喻，短则两到三年，长则三到五年，曾经困扰我们多年的银行坏账将卷土重来。 　　新增贷款中固然有相当大的部分为票据贴现等短期融资，但问题是，经济活动已显著放缓，近几个月的工业附加值、进口、电力消耗、财政税收等统计指标都证实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短期信贷增速不降，反而陡增，短期资金的供应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钱都到哪里去了？岂不令人更有理由怀疑信贷资产的安全性？ 　　至于新增中长期信贷，据说主要投入了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大型国有企业。即使这个情况属实，也不能认为这些资产就是安全的。我们不要忘记，政府支持与否，丝毫不会改变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银行给铁路贷款，能否安全回收，取决于铁路的建设成本、建设期、客流量、票价等经济因素，铁路的建造者是谁，无关宏旨，这条铁路的成本和收益参数不会因政府承办而好转，也不会因民营企业是投资方而恶化。实际上，同样一条线路，民企投资的收益可能更高，而风险更低，因为钱是他自己的，为了赚钱，他一定要精打细算，千方百计控制风险。 　　银行跟着政府和国企放款，不会降低经济的总体风险，只不过在发生坏账时有人埋单罢了。但正是因为坏账有人兜底，银行的"道德风险"上升。顺便说一句，"道德风险"有着严格的经济学定义，指的是隐性担保机制引起的金融机构的行...

读：今天我们经历的跟乾隆时期经历的基本是同样的事情。为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土地产权的清楚界定并明确所有者身份已经是不能再回避的改革。 对所有社会，土地权是社会产权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性产权。界定产权，特别是土地权，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是关键之关键。 于建嵘教授的研究中，有几组数据特别帮助说明这一点。根据他收集的数据，中央某媒体观众电子声讯关于三农的问题中，68%跟土地纠纷有关系。他的第二组数据是基于来北京上访的农民调查，其中，来访者中也有73%是因为自己村里土地产权问题引发的纠纷。其他的数据情况类似，04年上半年130起农村群发性事件中，有67%也是跟土地产权有关，农民和警察发生冲突。这些数据说明，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容易引发社会纠纷、对社会秩序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从制度层面来说，土地改革如果真的能够进行的话，对于规范农村社会秩序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都可以是极有帮助的一件事。 实际上，不只是今天农村的现实如此。在历史上，根据美国教授Thomas Buoye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人命案发生频率跟土地权是否界定清晰关系很大。他的研究是依据清朝刑部档案中的人命案数据，该教授的研究重点放在乾隆时期。从乾隆元年1736年，一直到1795年乾隆朝结束，历年在全国各地方，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引发的人命案总数情况是这样的：1736年的时候，全国大概有450起，但是到1775年时，达到了一个顶峰，差不多有1600起。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从大约1780年左右，一直到1790年，这个期间全国范围内，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案子数量明显下降很多。 这些数字背后到底可以看出什么呢？为什么从乾隆初期一直到乾隆中后期，这种人命案数量直线上升，从1780年到1790年的十年里，人命案子的数量直线下降，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把米价和田价，从乾隆初期一直到乾隆末期每隔十年的变化情况放在一起，画出三条不同的曲线，第一条是全国因为地权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案件数量的变化情况，第二条是江南的田价、地价的变化情况，第三条是全国米价指数的变迁情况。从总的上下波动来看，有一点很明显，随着米价的上涨、地价增值越来越高，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数量也直线上升。这个背后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随着当时人口的猛涨，对粮食需求增加、人均耕地减少，所以，粮价上涨，土地也变得更珍贵、更值钱，这时，本来对土地产权界定清...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2月18日在亚利桑那州公布耗资最高可达2750亿美元的《住房稳定计划》。有媒体报道，这个计划就如1862年林肯的《解决黑人奴隶宣言》，它同样是美国当前房奴的解决运动。这一计划让900万房奴从困境中解决出来，将帮助大约900万房奴保住房产。 该计划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放宽抵押再融资限制，允许信用良好的房主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房贷机构再次申请低利率贷款，以降低他们偿还先前房贷的难度。这项措施有望帮助400至500万"负责任的"房主实现抵押再融资，进而减轻还贷负担，让他们"更供得起"住房。 第二，鼓励房贷机构减"月供"。这项措施主要针对那些背负次级抵押贷款的房主。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些靠次贷购房的中低收入房主眼陷入困境，一些家庭每月须偿还的住房贷款已占全家月收入的40%甚至50%。这项政策鼓励贷款机构为这部分房主降低月还贷额。如果贷款机构同意调整贷款，将房主的月还贷额所占收入比例降至38%以下，那么政府将对这些贷款机构提供"补助"，帮助把上述比例再降至31%。这项措施将惠及300万至400万房主，同时也有助于稳定房市乃至整体经济。而这些项目的支出将完全用于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房主，不会提供给地产投机商和房地产开发商。 第三，是为政府加大对两大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注资，目的是将房屋抵押贷款利率维持在低水平，鼓励中产阶级家庭继续购房，提振市场信心。 第四，对于那些没有责任感的房屋购买者、肆无忌惮的房地产贷款商、见利忘义的投资者完全排除在这次《房屋稳定计划》之外。 一般来说，尽管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根源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就是房地产泡沫导致的结果。因此，美国的《房地产稳定计划》是要救房地产，但是对吹大房地产泡沫的任何因素或政策都不鼓励，反之房地产市场恢复过程中仍然要严格的限制。比如说，美国房地产救市要救的是购买住房居民，帮助他们降低购买住房的成本，帮助他们降低购买住房每月的负担。而对于住房炒作者、投机者等一个都不救。 而在这点上，中国出台的房地产救市政策，并不找当前中国房地产销售萎缩的原因所在，也不看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如何，而是臆想只要能够让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增长的政策就无所不用其极，...

国内房地产市场低迷或房地产销售萎缩已经有一年了。尽管这一年多来，在房地产开发商的游说下，政府出台一系列房地产救市政策，他们希望用这些政策来激励市场重新走好。可以说，近半年来，为了重新激发出房地产市场需求，政府的房地产政策无所不用其极，能够想到的、认为对房地产需求释放有利的政策，政府就一一出台了。比如说，信贷优惠、税收优惠、购买住房入户口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现行的房地产政策比2007年房地产高度繁荣时的政策的宽松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房地产政策出台了这样多，为什么市场不领情？为什么民众没有意愿进入房地产市场？何也？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需要从中寻找问题之根源所在。 首先，近半年来出台的不少房地产政策，无论是中央政府出台的还是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制定者往往更多的是参考历史数据与经验，更多的是以行业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平衡整个市场的利益关系。为什么说近来的房地产政策仅是参考历史数据及经验？主要表现为，在最近的房地产政策制定时，更多的是参考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与历史之经验。比如说，购买住房者抵扣个人所得税及购买住房上户口，在早些年这些政策确实推动了当地房地产的繁荣，但是事过境迁，这些政策在现在、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起作用吗？就令人十分怀疑了。但是，即使这样，不少地方政府还是大力推行这样政策，以为这样能够释放出房地产的需求来。 还有，2007年央行的359号文件对购买第二套住房者采取市场的价格，从而使得狂飚的房地产投资突然停了下来，或房地产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逆转，因此，就有不少人认为，只要重新放开对第二套住房的信贷限制，那么房地产市场就会重新走向繁荣。但是，最近商业银行的利率水平及信贷政策与2007年359号文件已经不知宽松多少，这些政策出台后，居民却没有进入房地产市场。关键的问题是市场环境变了，购买住房的对象变化。如果说，只是站在历史与经验的基础来调整房地产政策，以为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只要重新恢复就能够起作用，但是实际上整个市场环境与条件已经变以，这些政策所起到作用当然也是十分有限。 还有，政策是什么？每一次的政策调整的实质又是什么？一般来说，政策就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标或解决某项问题所采取策略。它所考虑是要达到什么目标、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其效果如何。而政策调整的实质则是相关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动。因此，每一项房地产政策都是一次利益关系调整。即然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难和安全事故频频，怎样三令五申还是大案屡出。看起来积重难返，不容易有立竿见影之策。不过最近看到媒体报道国家安全监督总局李毅中局长的讲话，提出的思路有了新的层面。我认为问题重要，只是分析上还有一些可以补充、可以商榷的地方，需要讨论一下。 报道的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矿主承担的死亡矿工赔偿的数额偏低，在经济上等于鼓励矿主减少安全投资，一旦发生矿难，三钱不值两钱就应付过去。因此，李毅中支持山西等地大幅度提升矿难赔偿数额的做法，重要的是，确立以下新的死亡赔偿标准，即以死亡矿工本来还可以有的工作年限及可能赚取的收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这个数额目前是20万人民币）；第二，矿主获取矿产资源的代价过低，目前按每吨产出的煤提取很少一点资源占用费，结果不但导致开采方面的惊人浪费，而且由此形成的开矿暴利，还成为不安全小煤矿屡禁不止的经济原因。为此，李局长主张大幅度提高矿产资源税，按储量、而不是按开采出来的成品煤的数量征收。 容我说明一下。政府主管领导最近关于矿难的讲话涉及面很宽，不但包括以上两点经济分析，而且讲到法制、法办、绝不姑息等等。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人命关天的事情当然不只是赔多少钱就可以"了"的，该关的要关，该杀的要杀，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矿难毕竟与恐怖活动不同，在意图上没有谁喜欢制造矿难，因此，当令人忍无可忍的矿难频频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推断，作为一项利用市场需要、谋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其成本和收益结构一定存在着重大的歪曲。从经济上调整矿业的成本收益结构，进而改变相关的经济行为，是减少矿难的一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李毅中最近讲到的以上两点颇有新意。 还有哪些补充和商榷呢？先谈矿难的赔偿数额吧。李毅中分析矿难的赔偿数额偏低，在经济上降低了矿主对矿难的恐惧和投资安全的诱因，这当然有道理。跟着而来的对策，就是大幅度提高矿难赔偿的法定数额，这也有道理。最重要的是，李毅中探讨了提高矿难法定赔偿数额的根据："这些遇到矿难的矿工们都是年轻人，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今后的生活的道路还很长，他们还应该有二三十年的工作期，所以用当地的居民的平均收入或者平均工资，20年算一算，最低20万，我觉得是有依据的。" 这段话代表了损害赔偿从"直接损失"向"机会损失"准则的转变，当然是重要的进步。当年英国从农业文...

题记：此文3周前应农村工作通讯朱江平约而写。现在应该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更多的意见在人民网的上周访谈中可看到，今日应中国观察网的邀请，也谈了不少这方面的看法。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历史任务，这对于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一个发达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任务的关键是什么？我以为是建立公正就业的制度。本文对这个观点做一扼要讨论。 一、收入难题本质上是就业难题 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总遇到农民收入水平低下这个难题。提升农业生产水平需要增加投资，但农民收入低，投资能力有限；扩大消费需求需要启动农民购买力，仍然遇到农民兜里没钱的问题；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最终要靠农民自己更多的拿钱进入个人帐户，还是遇到农民收入低这个难题；提高农村生活基础设施水平要接近城市的标准，仅仅其维护成本就使农民难以负担，说到底还是一个收入问题。 但是，简单地讲农民收入会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仔细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民收入高低不能一概而论。农民群体中，收入高的大有人在。2008年底，我到山西中条山一带走访，发现有的农户年现金收入超出2万元，远高于日常开支的需要。至于一般农区的农户，搞养殖的、种水果的、种反季节蔬菜的等等，收入水平也明显高于城市平均水平。当然收入低的农民更为常见。 收入高低分布是有规律的。大体上看，农民内部收入的高低与农民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在华北平原，如果一户农民种植10亩大田作物，一年2季，每年的劳动时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大约有2个月就差不多了。他们的收入总量不多，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和城市体力劳动的报酬差不多，甚至还要略高一些。前面提到的中条山的农民之所以每户可达到2万元，是因为山里的农民大量外迁，剩下的土地和果木资源多了，留下的农民更忙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和养殖户的收入高，也是因为他们每年的有效工作日比一般农户要长许多。 农民脑子里有一只计算器。只要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自由度，只要产品市场有某种竞争性，同样技术含量的工作，其每个劳动日的工资单价不会差很多。为什么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总收入很高，而农民不会一窝蜂地去搞？是因为农民自己在核算日工资单价的多少。只要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平均日工资单价不高过进城市务工的工资单价，农民就可能去进城打工。在竞争...

这篇评论发表在最新《财经》"观点评论"栏目，下面附了陆克文的原文。我的评论被编辑删节得太多以致失真，只好全文发表在这里。 市场，社会，民主 汪丁丁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习惯于――而且我们应当如此――以演化的视角――而不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审查我们周围的世界，包括目前我们共同经历着的这场危机。在演化视角下，只要足够长期，我们就会看到，目前的这场危机，连同"安然"公司和"长期资本"案件这类先导性事件，恰好是战后出生的西方人在1960年代的社会反叛中已经充分表现的西方传统价值瓦解过程的一部分。它每一次都试图颠覆既有秩序――至于它是从金融部门还是从其它任何部门发动它的挑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宪法在内的西方社会既有秩序的价值假设，在战后的年代里迅速地"过时"了。西方社会迫切需要的，是在新生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对社会构成原则的重新讨论。 目前的危机，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对基本价值的信任危机。如以往一百五十年西方思想家们不断指出的，它源自西方理性的固有缺陷和基于宗教情感的自律精神的衰微。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金融界的问题从而急于批评我们的金融家们丧失了良知，或者，在另一极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失败从而不惜任何代价地要重建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就仍将停留在对市场的错误认识之内，从而只能等待从下一次危机中学习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令人遗憾地始终忽略了的关于市场、社会和民主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绝不是如忽略了它们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掌握。因为，它们是实践的原理，它们根本不能简单地从教科书里习得，它们是通过使自己成为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而成为"原理"的。它们之所以被有些误导地称为"原理"，是因为没有其它更合适的语词可以概括它们对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所具有的重要性。 例如，所谓"市场"，它的本质仅仅在于"定价"。当然，与这一定价方式联系着的，是它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过，只要资源稀缺，我们就无法回避定价问题――不论是用市场的方式还是用其它方式。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用其它方式定价可以引发远比市场定价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美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恰好在于，当政府试图阻止市场定价过程时，它立即丧失了为"有毒资...

题记：此文为新闻周刊专栏而写，已经刊出。关于这个话题，我将在经济观察报刊出比较长的文章，待那里发表以后会在这里贴出。那文章的标题将是"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改革"，其中颇有独到见解。其中的一些内容我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讲过。另，十分感谢近日朋友关注本博克，祝愿朋友们生活美满。 经济学前辈马歇尔欣赏的一句话叫做"历史没有跳跃"。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越发体会到这话的不凡意义。 人之为人，是因为人会用概念思考。人发明了许多界定事物类别的概念，并把数不清的概念作为连缀思想的元素。这种思考方式的好处是人容易把认识对象做简化处理，使外部世界更容易把握。但是，用这种思考方式一不小心就容易夸大不同类型的差别，形成过度跳跃的思维方式。在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中，最容易发生过度跳跃的思考。人们以为，社会制度有那么几种类型，非此即彼。这种概念上的跳跃，反映到现实理想上，便是对历史跳跃的迷恋。这是一种书斋浪漫主义。 越是聪明人，越有高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并且越是偏好对事物做类别思考，好的学者一般都是这样。所以，学者比一般人更容易对事物划分类别，在现实理想方面更容易有激进立场。当然，随着学者们的阅历和知识的增加，激进立场也会可能改变，至少在好的学者身上这种可能性更大。 最近读到美国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宪法学教授杰米．拉斯金的一篇文章，以为其中的一些资料对我们治愈书斋浪漫主义有好处。 美国于１７７６年建国，到现在已经近两个半世纪了。我们一般把美国称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但拉斯金教授说，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提倡全民普选制度，自己却没有建立一种名副其实的普选制度。全民普选制度有三个原则：基于多数当选、一人一票和每张选票分量均等。美国现在的总统选举制度不大符合这三个原则。 美国在选举总统时，实行了一种"选举团制度"。总统由各州指定的若干选举人在普选投票后选出。每个选举人可以在选总统时投出一张选举人票。目前，每个州普选投票结束之后，州里指定的选举人会将全部选举人票投给在本州普选中的获胜者。每个州的选举人数量等于州里的国会议员数量，因为各州不论人口多少都有等额的参议员２名，而众议员数量按照人口比例产生，所以，各州的选举人数量有所不同，且总体上与人口比例不一致。这样...

最近无论是CPI下降，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的言论，市场对国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的关注是前所未有。因为，在不少人看到，1月份CPI下降到1%，自然为央行利率下调留下了空前。但是，媒体则认为，在易纲看来 "未来降息空间不大"。现在我们要问题的是，未来央行的降息空间到底有多大？是如有些媒体或研究机构所说，中国的利率也会降到零水平上吗？ 一般来说，利率是金融市场资金的价格，利率的变化决定资金的供求关系及企业与个人的融资行为。但是，这只能是对成熟的市场而言，对中国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利率水平与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全球各国利率一降再降，美国和日本已经趋向于零利率，加拿大与英国利率为1%等。在全球一片低利率或零利率的潮流中，中国也没有袖手旁观，在同一时间，央行也连续5次降低国内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 随着最近国内CPI回落，不少人的意见认为国内银行的利率仍然偏高，商业银行的利率仍然有很大下降空间。但实际上，全球各国金融市场的利率与中国商业银行的利率不是同一种利率。前者是货币市场银行间同业隔夜拆借利率，是金融市场的批发利率，而这种利率在中国也是正在形成的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或上海利率)。如果都以这种批发利率来看，其相差很小。全球许多国家这种利率基本上处于1%水平，而上海利率也在0.84%了。而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是零售利率。所以，由于两种利率的性质不同，其差别自然不小。如果国内商业银行存贷款与美国商业银行同样利率比较，应该差距不会太大。比如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与之对应的是美国大型银行一年期定期存单(CD)客户零售利率水平在2.14%左右。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为4.158%，而美国同样的利率为4.5%。由于上海利率刚刚起步，因此，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主要是以一年期商业银行存贷利率作为基准利率，而不是如美国以批发利率作基准利率。 还有，近几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不断地在向市场化方向走，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它仍然是一种央行管制下的利率。这种利率的市场化就在于央行不断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在于商业银行的利率实行存款利率上限管理，贷款利率的下限管理（即存款利率规定一个上限，商业银行在这个上限下可以浮动，但不可突破这个上限；而对于贷款利率，则规定一个下限，商...

　今天我们经历的跟乾隆时期经历的基本是同样的事情。为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土地产权的清楚界定并明确所有者身份已经是不能再回避的改革。 　　对所有社会，土地权是社会产权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性产权。界定产权，特别是土地权，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是关键中的关键。 　　据于建嵘教授的研究，中间有几组数据特别帮助说明这一点。根据他收集的数据，68％的三农问题跟土地纠纷有关系。他的第二组数据是基于来北京上访的农民调查，其中，来访者中也有73％是因为自己村里土地产权问题引发的纠纷。其他的数据情况类似，2004年上半年130起农村群发性事件中，有67％也是跟土地产权有关。这些数据说明，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容易引发社会纠纷、对社会秩序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从制度层面来说，土地改革如果真的能够进行的话，对于规范农村社会秩序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都可以是极有帮助的一件事。 　　实际上，不只是今天农村的现实如此。在历史上，根据美国教授ThomasBuoye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人命案发生频率跟土地权是否界定清晰关系很大。他的研究是依据清朝刑部档案中的人命案数据，该教授的研究重点放在乾隆时期。从乾隆元年1736年，一直到1795年乾隆朝结束，历年在全国各地方，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引发的人命案总数情况是这样的：1736年的时候，全国大概有450起，但是到1775年时，达到了一个顶峰，差不多有1600起。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从大约1780年，一直到1790年，这个期间全国范围内，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案子数量明显下降很多。 　　这些数字背后到底可以看出什么呢？为什么从乾隆初期一直到乾隆中后期，这种人命案数量直线上升，从1780年到1790年的10年里，人命案子的数量直线下降，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把米价和田价，从乾隆初期一直到乾隆末期每隔10年的变化情况放在一起，画出三条不同的曲线，第一条是全国因为地权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案件数量的变化情况，第二条是江南的田价、地价的变化情况，第三条是全国米价指数的变迁情况。从总的上下波动来看，有一点很明显，随着米价的上涨、地价增值越来越高，因为土地和债务纠纷打死人的数量也直线上升。这个背后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随着当时人口的猛涨，对粮食需求增加、人均耕地减少，所以，粮价上涨，土地也变得更珍贵、更值钱，这时，本来对土地产权界定清不清楚是无所谓的人们，一下变...

从2008年初开始，我就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并且分析了这样的政策对拉动民间消费、促进社会公平、转变中国“国富民穷”不均衡模式的好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拥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倡议，但我以为，如果不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效果的。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才能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2008年7月，我提的一个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一个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 “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的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较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我很高兴地看到，对我的民有化改革建议，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最近，邹恒甫、谢国忠、张维迎等从不同角度提出类似的建议，上海的一位政协委员正式提出了专门提案，设计如何率先把上海的国有资产实现民有化。当然对于我的民有化建议，也有很多质疑，为了避免一遍遍地解释同样的问题，我想就几个质疑做一个集中的回答。 在政治上民有化能否被接受？ 政府会是什么态度？ 我想这确实是国情，如果管理层不推动，事情会难以办到。除了给社保基金划拨一些国有资产股权之外，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下一步十分关键的改革，得到政府的支持无疑极为重要。 首先，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当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历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

美国消费泡沫破灭后，中国产能过剩但问题将更加突出，将美国式的负债消费引入中国是一个大胆且充满风险的建议 　　■郎咸平 　　最近看到一篇非常好的文章，《纽约时报》刊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一篇专栏，标题是《中国是救世主吗？不，他不是》。 这篇文章最可爱的地方是它一开头就讲了一句话，非常具有启发性，那就是他呼吁美国人把信用卡都丢掉，然后给谁呢？给中国人去消费。 　　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提出"中美共同体"的说法，他说：正是由于中国愿意用其对美国的出口所得，持续持有美元和美国短期国债，美国才能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这样，美国人便有了所需之资，可以持续购买源于中国的货物，并且可以在美国添置房产。接着，美国人以其住宅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这样便可以进一步消费。这正是美国人在收入未见显著增长的情况下，财富却不断攀升的原因之一。 　　可是当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的失业率不断攀升，美国人成为"世界历史上负债情况最严重的消费者"，他们再也没有能力购买如此众多的中国商品。为了摆脱当前这场危机，美国人需要增加储蓄与投资，减少消费，抛弃持有的大多数信用卡。 　　文章又说，当美国人这样做时，中国方面需要接受这些被摈弃的信用卡，并将其分发给它自己的人民。只有这样，中国人才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中国商品，才有能力从其余世界进口更多的货物。可以说这篇文章描述了中美两国如今的经济困境，将中美经济紧密捆绑在一起了，信用卡代表了美国的消费模式，那么中国人到底应不应该接过美国人的信用卡，用美国的消费模式来增加消费呢？ 　　据统计，2008年中国贸易占GDP总额的68％，而美国消费信心的崩溃，必然会影响中国制造企业的订单。而一些制造企业不得已将本来用于出口的商品转为国内销售。那么国内的消费到底能不能消化这些产能呢？面对出口企业所面临的滞销局面，中国的普通消费者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有接近70％的产能，但是我们国内只有35％的消费。剩下35％是什么呢？就是产能过剩。而这个产能过剩，通过出口，使得美国人透过负债，搞出来了大量的泡沫消费，把我们35％的产能给吸收掉了。这个35％的过剩产能为什么过去不会产生问题，因为它被泡沫消费给吸收掉，可是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泡沫消费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已经破裂了。而破裂的直接结果就是直接影响到中国35％的GDP。那我告诉你，如果这是实情的话，你再做基础建...

提要：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一个千年难治的痼疾：兴盛和危机时刻都喜欢大兴土木和大干快上。 全球是金融危机，中国是初级的结构性生产过剩危机。为满足美国人民需要而扩张起来的中国沿海地区巨大产能，突然像被结扎的育龄妇女，不再受孕。机器停了，厂门关了，工人被辞了…… 这时候就产生了不同的解救危机思路：是通过减税等福利性政策扩大居民消费，来刺激有效需求，逐步消化产能过程；还是通过高税收，把资源动员到政府手里，用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加就业岗位？从目前情况看，国人青睐的是第二条思路。 不信请看最近的新闻：总投资为300亿元的天津官港生态游乐园将于3月份正式启建，预计2015年全部建成，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沙滩浴场；一栋高达646米、投资逾百亿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将在深圳动工，这一高度将超越在建的632米的 "上海中心"，它将成为中国第一高楼；西安火车北客站将投资58亿，有望建成中国第一、亚洲最大的客运火车站； 这三条新闻的关键词都是最高比较级，不是"最大"，就是"第一"。还值得注意的是，总投资达４００多亿的"最大"或"第一"项目，都不是生产性项目，也不是教育、医疗、图书馆、博物馆等提升国民身心素质的短缺项目，除了火车站外，都是"楼堂馆所"。 2004年开始免征农业税，终结了数千年来农民交皇粮的历史，政府为这项千古一遇的工程花了多少钱呢？1000亿（当年的农业税总额）。而上面所提的项目，就相当于这项工程的一半！难怪在一次小型会议上，一个企业家担心，4万亿救市资金，救的可能主要不是人，而是"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从上面的情况看，连铁公鸡都没有救，救的是某些人疯狂的欲望。当时，中央周天勇教授也说，从社会舆论对救市方案的反应，可以看出四热四冷：政府热民间冷，国企热民企冷，大公司热小公司冷，官员热百姓冷。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一个千年难治的痼疾：兴盛和危机时刻都喜欢大兴土木和大干快上。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秦始皇。他统一六国之后，秦帝国处于兴盛与危机并存的时刻：兴盛是因为它集中了六国资源，并且建立起了一元化的高度集权的资源动员体制。 秦始皇举国进行当时全球最大的工程建设：一共修建了至今仍然是中国最著名的3条水...

美国新财长盖特纳不久前指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要逼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不是新闻，这老话题吵了五年多了。经济学怎样看呢？可以很复杂。让我分十点说，从浅入深，到最后相当深，读者要小心细想了。 （一）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是中国货减价输出，对美国的消费者当然有利。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顾客要求商店加价这回事，所以要求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是美国消费者的要求。格林斯潘在任时曾经说，中国货廉价在美国出售协助了美国的通胀率持久偏低。 （二）美国对中国有贸易逆差也不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姑勿论逆差的本身是害还是利，经济学者跟街上人的看法有别，美国的专家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弹性系数有决定性，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两年前我说多半会有这样的反效果，推中了。今天形势有变︰中国的出口急跌，外资撤离，贸易顺差正在下降，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机会是高的。几个月前我对朋友说人民币的强势已去，跟着写了出来。如果人民币的强势再现（最近没有跟进），那只能是因为在地球金融遇难的情况下，多了外客选持人民币作避难所。如果因为避难所的需求而促使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祸害是无妄之灾。 （三）六个月前，一些不懂经济的鼓吹人民币升值，说会协助解除通胀云云。他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通缩之势已成。其时也，我说中国将会出现通缩，跟着去年九月十二日（雷曼兄弟事发之前）大声疾呼，发表了《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如果当时北京依我说的，一手减息二至三厘，今天的情况会较好——不会好很多，但会较好。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北京在该文发表那天（雷曼事发前三天）减息二厘半，今天的情况会好相当多。 （四）为了维护及增加国民的就业机会无疑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很不幸，人民币升值是帮不到忙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美国的最低工资（连福利算）比中国的高出十五倍，人民币升得发神经也不容易有小助。要求人民币升值来维护美国的最低工资是下策。其二更严重。美国的最低工资比印度、越南等地的高出三十倍以上。压制中国货，美国的进口商当然转到无数其它廉价劳力的发展中国家购买（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中国的竞争对手不是美国，而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禁止中国货，容许其它的，于情于理说不通，而美国进口的产品质量会下降。再推远一点，如果美国禁止所有廉价劳力之邦的产品进口，美国的制造商也不会向玩具之类打主意。设厂的人不傻，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