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 我的义父 叶剑英
我本不愿,或许也不该写我的义父,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头似乎已被锁定,不但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钉钉的文件,还有官办的传记组。有关他的每一个字都要迁就不可冒犯的正史,闹得不好,还会撞上不知什么人的实际利益。同样沾不得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类拔萃,并且已经动辄左右市场、左右他人的命运的子侄;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顿足、就要落泪的战友与部下……我想,就算他们对他有着深切的了解——我认为并不大有——可能也只愿他高高悬在天上,做一颗万人仰视的遥远的星。 当然,做星没有什么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毕生的努力,也不过是一方倏乎间即消逝于无际宇宙的陨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人,一个才智出众,却处处容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着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却总被卷进残忍格斗的漩涡中心;常常被认为超乎寻常地沉着机警,还大玩过几次权术,却是一个对政治极端厌倦的人。 当我渐渐长大,学会了观察人生,特别在我已经成了一名作家的时候,我忽然悟出,原来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还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当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琐、无能的男子,越爱向妇人孩子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长到1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后,又告离异。这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个孩子:三名处在最讨人嫌的年龄的少年和三名幼儿(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经手收下的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love child")。不难想象,对一个独身男人说来,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而他处之泰然,带着这半打嫡系部队,外加保姆警卫司机正好凑成一个班,唱歌、跳舞、打猎、钓鱼……很难想象哪一个中国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没有一个孩子感到家长的威严:他所暗示的标准过于宽厚,我们事事自己拿主意,没有来自家庭的管束,甚至没有建议。这宽厚与他所能提供的保护与给养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国那时候那种酷烈与贫困的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天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⑻。这本是一个正常国家每个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赐的一份,不幸在中国成了特权。所幸当时与这项特权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国那种心态的开放和对知识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这般攫取财富的渴想和机会,我们——起码我和凌子——从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视自由与正义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