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二十年前，我们见证了赵紫阳拒绝镇压学生的事实。去年《改革历程》面世，又使我们听到了这位总书记内心的声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镇压”是赵紫阳做总书记的原则──对学生不镇压，对一切公民不镇压，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工人，对资本家，对行使法定权利的同胞，不论上访还是请愿，游行还是示威，批评领导还是表达政见，一律不可镇压，不得镇压。 赵紫阳口袋里没有“敌我矛盾”这种武器。尽管军委主席判他犯了“分裂党”罪和“支持动乱”罪，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没有给任何人戴过“敌我矛盾”的帽子。──这是我自愿提供并且乐意接受检验的证言。 决定敌我，是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本人，就是靠在划分敌我界限和发动敌我斗争中崛起的。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继续有计划地长期地大量地制造各种敌对分子，全面动用国家力量，加以镇压，或管制，或关押，或斗争，或杀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共产党执政权力的核心。有人以为，专政是用来对付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暴徒的。其实不是。所谓敌对分子，几乎都是些手无寸铁的人，如王实味，如胡风，储安平，林昭，如刘晓波，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文弱书生，同年老的马列主义者刘少奇一样，一旦被党的领导定为敌人，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中国的冤假错案，无一不是共产党对“敌人”或“敌对思想”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牺牲品。 但赵紫阳并不认为自己这个公民当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有权给别的公民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大概是一九八七年，湖南驻军打死了一个学生，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向政治局常委请示如何审判。赵紫阳说，你们自己去依法办案，常委不办案。大概也是一九八七年，对电影《芙蓉镇》有争议，有位中央书记向总书记请示：这个电影怎么样？总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不审查电影。是啊，有罪无罪，应该由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电影好坏，应该由观众各抒己见，都不应该在党的权力范围之内。八十年代初，河南兰考县的农民向他诉苦，我们这里沙土地，种花生有多好，可领导非让种粮食不可。赵后来谈起这件事，就感慨系之，说，瞎指挥实在要不得，必须维护农民的自主权。种花生还是种粮食，尚且不在党的权限之内；公民的生死存亡，怎么能归共产党的领导决定？ 产自前苏联的“天赋党权” 现代文明社会，有“天赋人权”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有判定合法和非法的程式...

（一） 我和宗先生见面虽然不多，相识已二十年。一九八六年前后，紫阳夫人梁伯琪大姐告诉我，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宗凤鸣退下来了，热心改革，愿意义务劳动。体改委如果有甚么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可不可请他参加?安志文知道了，很高兴，聘请他兼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员。 后来我有机会和宗老见过一次面，听他谈在濮阳油田所作的调查。他主张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不应忽视社区居民和地方财政的利益。宗老所追求的，是全社会受益，我至今记得他的感叹：濮阳地区是抗日根据地，五十年了，群众很穷很苦；许多国营大企业过去与民争利，今后应该主动关心群众的利益；油田越替群众着想，群众也就越会爱护油田。那天他给我的印象是，热心於改革，热心於社会公益，是一位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者。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有过两次波澜壮阔的大普及，或者说，大异化，第一次，它被毛泽东界定为“共产党领导一切 ＋ 阶级斗争 ＋ 消灭私有制”，使“社会主义”得以成为官府和斗争爱 好者们共同勇於实践的信条。第二次，它被邓小平界定为“共产党领导一切 ＋ 稳定压倒一切 ＋ 发展是 硬道理 ＋ 先富起来”，使“社会主义”得以成为权力和金钱爱好者们皆大欢喜的现实。经过这样两次 大普及之后，仍然热心於以全社会为本位，不忘无势无钱的劳苦大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中国越 来越少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二） 后来我没有机会和宗老见面，重逢竟在我坐牢以后。 我家客人历来不多。偶尔，一九八五年一天晚上，突如其来邓小平的一位女儿光临。说，科委在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请她父亲后天去讲话。她父亲说，你们给我起草一个稿子。写得好，我就讲；写不好，我不讲。虽然离开科委已经五年，禁不住小平女儿几句“十万火急”。我被动员到丰台一个招待所里加了个夜班。第二天她告诉我，小平看了稿子，说，“好，我明天讲”。这就是《邓选》中那篇“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由来。不过，闲话还是少说，言归正传。 话说多少年来，不速之客，届指可数。我坐牢后，慰问者反而络绎不绝。过去在反右中挨批，文 革中挨斗。那些时候，连本机关的同事也迫於形势，必须和我“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这一次是“坐牢”，当“刑事犯”，性质之严重可知，而且在全党全国“大清查”的形势下，却引来了好些相识和不相识的宾客。宗老就是其中一位。 他比我年长，...

纪念赵紫阳的挽联挂满了墙壁 今天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四周年忌日。据来自网络的消息，这一天，许多民众前往赵家悼念。北京维权人士李金平准备了一条写有"为赵紫阳先生平反"的横幅，但因当局的严厉管制而无法打出。1987年开始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因同情1989年学生运动，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遭软禁16年，于2005年去世。曾担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先生在赵紫阳逝世四周年之际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 德国之声：今天是赵紫阳先生逝世四周年忌日，您参加哪些悼念活动了吗？ 鲍彤：没有，我在家里呆着没出去。 德国之声：往年您参加过纪念性的活动吗？ 鲍彤：没有，一次也没参加过。赵紫阳去世的时候，在开追悼会前，有关部门安排我在早上5点的时候到北京医院和赵进行遗体告别。那只有我一个人和他进行遗体告别。别的活动我都没参加过。他是17日去世的，18日我想他家里可能空些了，我可以去看看他夫人和孩子。我想出门，但是有关部门不让我出门。从此以后我避免正面冲突，所以我就不出去了，也不参加这方面的活动。 德国之声：据您所知今天有哪些民间性的纪念赵紫阳先生的活动吗？ 鲍彤：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中国人不会忘记赵紫阳。我也从来没忘记过赵紫阳。 德国之声：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对赵紫阳逝世四周年进行报道。去年《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撰写的题为《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的文章，之后就传出《炎黄春秋》遭到肃整的说法。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鲍彤：这篇文章在赵紫阳去世二周年的时候就已经被编进《纪念赵紫阳文集》。当时出版《纪念赵紫阳文集》第二册的时候，我看到过这篇稿子。所以，这篇文章在国外以及网络上已经流传三年了。这一次是孙振的这篇文章在国内出版物上正式登载，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现象。后来好像听说《炎黄春秋》因此受到批评，受到某种压力，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如果共产党有承受能力的话，它应该有肚量能容忍别人赞扬或者批评它的领导人。如果对某些人只准捧，不准批；对另外一些人只准批，不准记载他们的历史事实，这都不是什么正常现象。 德国之声：为什么"赵紫阳"这三个字会在中共高层如此高度敏感呢？ 鲍彤：如果赵紫阳已经没有影响了，当局高层就没有必要在这些方面有什么担心和顾虑了。我想，既然当局如此担心，就说明赵紫阳在中国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