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下面是我想象的一个科幻故事。这个科幻故事看似荒诞，却简明的表达一些深刻的道理。 中国全民投票选举总统 假定我们一周后，举行一人一票的全民投票，选举中国下一任的总统（任期为2017-2022年）。候选人为： Xi·Jin·P（原谅我用这种奇怪的符号） 毛·泽·东 蒋·介·石 邓·小·平 赵·紫·阳 茅·于·轼 蔡·英·文 候选人介绍 其中Xi·为现任大陆总统，军委主席；蔡英文为现任台湾总统。我们使用生物科学技术，更确切的说，我们利用DNA还原技术，让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赵·紫·阳复活，恢复他们到65岁-75岁者个区间段。 顺便说一句，虽然我们现在的科学水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但是从原理上， 通过保存死者的大脑从而保存这个人记忆， 提取已经逝去的人的DNA，用蛋白质重组让死去的人复活。这个复活人不仅在身体上和原人一一模一样，而且和原人的记忆和思维方式一模一样。简而言之，复活之后的人就是原人。人类未来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一复活技术。 这些候选人在这一周内，可以发表竞选演说、拉票，可以和支持者们互动、串联。  谁将成为下一任中国总统 谁将最后胜利，成为 2017年的 中国总统？（注意这个问题提问的方式。） 只有哪些对上述候选人，对中国大众的思想倾向，对中国社会结构有非常深刻理解的人才能准确的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我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 1. 选举胜选的将是 Xi· ·，大胜 Xi· 为现任党的总·书·记，八千万党员中的大多数人应该会投他的票。因为党员如果不投他的票的话，不到2017到来，自己的官职、福利就没了——通过反腐，“ 一个指头 ”就把他给抓起来。 其次， Xi· 可以让各地官员动员各地人们投自己的票。基于这几年习因反腐败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在各地书记省长县长的动员下，大部分普通劳动人民 虽然会在毛泽东和他之间犹豫一下，但最后在现实的压力下还是 会投习。 再次， Xi· 可以给国营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私营企业主施加压力，让企业主动员公司的普通员工投自己的票。国营企业的高层本就由中央高层任命，如果不投 Xi· 的票，自己的位置就消失了。虽然不少私营企业主可能内心会投邓或赵，但如果他不投 Xi· ，那么他的企...

不知内情的人可能认为，（西）朝鲜官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官员。也许在饺子上台前的20多年间确实是这样的，然而，在饺子上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目前，（西）朝鲜官员群体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福的群体之一。我们通过追索新闻联播中官员们开会时的气氛可以发现，之前官员们在开会时无法掩盖的自得和轻松已经被普遍的凝重和抑郁所取代。 即使在掌握权力核心的七个人里，除了饺子和小李子以及小山子这三个人外，其余四个人几乎看不到笑容——甚至连假装一下都觉得已经没有必要，索性完全无表情。 如果观察再仔细一点，我们还能发现，除了饺子一人以外，即使从小李子和小山子（ 更不必说其余核心 ）的脸上也能读出深刻的不安全感。 隔代遗传 饺子一人谈笑风生。其一颦一笑，张合自如，无法不 让人联想到太祖再世。——那“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的霸气和自信，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太祖去世三十多年后， （西）朝鲜 人们又一次在最高领袖的身上看到了久违的大气蓬勃、权御群臣的神情。在上一届的最高领袖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目前，只有这个人才真正抓住了官员们的痛点，也只有这个人才有自信和实力利用这个痛点杖责 （西）朝鲜的官员们 。 因为只有他才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红色贵族血液的继承人，继承的不仅有权力基因，还有生物学上的基因。而他的上任和上上任都不具备这两者合一的优势。 正如在太祖治下的官员们普遍的不幸福一样，目前的官员们也普遍的不幸福。前一分钟还在台上宣讲（西）朝鲜梦，后一分钟就被锦衣卫当场带走。这另类红色恐怖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 （西）朝鲜的官员们头顶上随时可能刺下来， 却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正如太祖时代发动群众揪出当权派一样，人民群众对此欢欣鼓舞。 可是一切没有那么简单。 反腐败和GDP增速的两难困境 三十多年来，官员们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最高原则下，早已习惯把自己定义为一方经济发展的董事长，早已习惯了隐蔽经商，谁的屁股干净呢？这就是官员们的痛点。 可是，被愚昧的人民群众看不到的是，一旦官员们的这个痛点被抓，他们不可避免的会消极怠工——董事长兼总经理不干活，公司不可能搞好。即使小李子的三番五次的开会、发文、甚至以撤职相威胁催他们干活，但是他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不...

中国著名异议政见人士和独立记者高瑜在2014年4月被北京警方抓捕，一年之后的2015年4月被以“泄密罪”判刑7年。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王军涛先生和高瑜早在1986年就认识，先后担任当时在北京的民办《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又共同经历了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在今天的《中华世界》节目中，我们采访在美国的王军涛先生，谈谈他对高瑜的了解和他们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

（注：原文： http://docs.google.com/View?id=dd2pxbm3_1d25t8xdh 冯正虎的twitter帐号， http://twitter.com/fzhenghu ，可以直接与他交流，验证。） 我是冯正虎，一名倡导并实践“护宪维权”政治理念的中国人权活动家。经历92天东京成田机场的磨难，终于回国去承受各种苦难与责任。这是我的选择，因为我还爱着这块土地与同胞，希望让中国变得更美好。 我清楚，一旦有了这个选择，就很少有平安之日、阖家团圆。不是不怕坐牢，因为坐牢可以免费吃饭与医疗，准公务员的待遇。保外就医的，都是奄奄一息。很多国内才华出众的维权人士以及受难者的家属因为没有钱，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是自愿、自费、自讨苦吃，警察的理解与不打压已是万事大吉。 我很倒霉，入室抢劫一大堆财产的强盗不是普通人，而是警察，只好破财消灾。我连城市居民最低的社会医疗保险都没有，小病靠自己，大病靠天。我的吃饭倒不成问题，家里多一双筷子，靠亲属资助。我也向一些难兄难弟及其家属捐款，这是爱的分享，自己也感到快乐，但我的财力太微薄，仅是杯水车薪。我免费邮送及印刷《督察简报》，已连续三年，自费投入不小。我在日本、在中国状告一些违法部门的诉讼，律师代理需要费用的。做实事，都需要钱，没有钱寸步难行。 我们是先驱者，先行的英雄，但不是圣人，也是普通人，也会英雄气短。我知道：把困难坦诚相告，民众会帮助的。民众希望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健康、体面地生活着，持续地给民众带来快乐与信心。如果没有中外民众的送粮捐款，我无法在成田机场坚持三个月，也就没有最后的成功回国。民众的力量是最伟大的。 我生活数十年，也有数万熟人。有困难时，公开账号，先向朋友求助。他们省一杯咖啡，对我是一个巨大支持。我坦然接受别人的关爱，也不直接回报，而将这些关爱传递给需要我帮助的人。当然，我谢绝带有任何政治附加条件或做秀动机的资金援助，因为我喜欢独立与宁静。 公开账号，坦诚求助。这将成为维权人士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人士的常态，民间的社会活动只有依靠民众的互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民众的捐款是自愿的，不仅表达了民众的同情心，更重要的是民众对你的理念、政策、行为的认可。 一元人民币、一元港币、一元台币、一元美金、一元日币、一元欧币都是等值的，是一颗爱心、一份信任...

国务院办公厅发电 国办发明电(2010)15号 中机发5668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期，一些地区在农村征地和房屋拆迁（以下简称“征地拆迁）中，相继发生多起致人死伤事件，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批示要求做好有关工作。为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严厉打击犯罪行为，进一步加强征地拆迁管理，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征地拆迁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明确要求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严格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坚决纠正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强征地拆迁管理，妥善处理城市发展和征地拆迁的关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端正城乡建设的指导思想，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征地拆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严格履行有关程序，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要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工作机制，下大力气化解征地拆迁中的矛盾纠纷，妥善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严格执行农村征地程序，做好征地补偿工作征 收集体土地，必须在政府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依法规范有序开展。征地前要及时进行公告，征求群众意见；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必须妥善予以解决，不得强行实施征地。要严格执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征地补偿标准。尚未按照有关规定公布实施新的征地补偿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于 20lO年6月底前公布实施；已经公布实施但标准偏低的，必须尽快调整提高。要加强对征地实施过程的监管，确保征地补偿费用及时足额支付到位，防止出现拖欠、截留、挪用等问题。征地涉及拆迁农民住房的，必须先安置后拆迁，妥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户的居住问题，切实做到被征地拆迁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涉及征地拆迁的，要带头严格执行规定程序和补偿标准。 ...

来源：南风窗 作者：王淑娟 新中国60周年，老报人周瑞金秉笔直书，一篇2万字的《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 周年感言》公开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周瑞金大胆直白地提出公权力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海一位高层领导看到文章后对他说，与其让体制外人士说三道四，不如让体制内“奏折派”进箴言。周瑞金自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这回，他的“盛世箴言”包含不少敏感危殆之言，确实又一次语出惊人。 11月10日，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周瑞金。 “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倒退 《南风窗》：在文章中，您谈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倒行趋势，即“国进民退”，其实这个话题媒体都在谈，您为什么还愿意谈？它会带来哪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周瑞金：“国进民退”实际上是改革的倒退，在31年改革当中这是很值得警惕的现象。经济体制改革在上世纪 90年代是让出一定空间，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要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而有竞争性的让民营企业进来。10年前，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布了《关于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规定很明确，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并不是国有企业占的量扩大，而是量在缩小，但重要力量、控制力量、影响力量要增大。公有制的形式并非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占有量来体现，可以用股份制的形式，在公有控股的情况下，让民营企业也参加股份。 当时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国退民进”，大大推进了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让出了竞争性领域，使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吴敬琏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总结60年的改革成果。他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但始终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因为没有涉及体制实质性的东西。改革开放后，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拓展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2003年后，当国有经济改革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明显放慢了。接着，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 “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2004年又发生一场市场化改革大方向是否正确的大争论。从这以后，我们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行政对资源的配置，社会上出现了“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

《旅伴》：近日，关于蒋介石译名错误的新闻沸沸扬扬。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于俄罗斯，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英文(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令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产生巨大疑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加之常有大学教授、学生学术造假的事例发生，现在的大学治学到了什么地步？在您的记忆中，大学最好的阶段在什么时候？ 袁伟时：任何人的成长都需要时间，一个学者的成熟也要有个过程。宽松、宽容的环境是学术繁荣的基本条件，更是年轻学者顺利成长必不可少的氛围。我不认识王奇教授，也没有看过他的书。一个人名翻译错了，应该批评，但不必苛责。 20世纪30年代，鲁迅嘲笑梁实秋教授把the Milky Way（银河）翻译为“牛奶路”，斥责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但梁实秋后来成为公认的翻译大家和文学名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是公认的精品。他的翻译成就，鲁迅绝对望尘莫及。回望当年这桩公案，不少公正的研究者都认为那些尖刻的批评体现了鲁迅品格的弱点，也没有多少人认同他的“硬译”和给文学乱戴“阶级性”帽子的主张。 与此相关联的是应该全面评价现在大学的学术状况。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大学都是良莠不齐的。但中国大学的经历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经过将近30年无奇不有的折腾，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才逐步复苏和发展。满目疮痍，一切从头开始。时至今日，80年代大学毕业的一代已经成为教学、研究和管理骨干。公正地说，他们比上一代的教师——他们的老师强多了，但总体上还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大学教师的水平。责任不在他们。关键一在教育部门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方式；二在校领导的水平，同一蓝天下，各校的差别很大。 中国的大学一直多灾多难。相对地说，1917——1928年间中国大学生长环境最为良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学术最为自由，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淫威局限在广州，尚未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大学，从而使它们能保持现代大学自治、自由的本性。2.相对良好的环境，使以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为代表的民办大学得以破土而出。 《旅伴》：从历史看...

前天，杨宪益先生 去世 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最佩服两位翻译家，一位（对）就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另一位是沙博理先生。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统计，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我国译成英语的文学作品，有一半以上出自杨宪益和戴乃迭，其中尤以《红楼梦》的英译本最为著名。当今世界共有两种《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可惜的是，两位译者都在今年去世了。（另一位是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于7月31日病逝。） 得知杨先生去世后，我就想写一些纪念文字，但是不知道怎么写。先生的学问和英语水平，不是我有能力评论的。如果我写的话，肯定是主要写一些政治事件。将政治凸显成一位大学者人生中第一位的内容，这样是否合适呢？……好在后来，我看到了杨先生的一段谈话，这才感到有点放心了。 杨先生说： 谈文化重建问题不如谈政治改革问题。因为没有政治改革的话谈不上文化重建。我认为像粱漱溟先生也好，冯友兰先生也好，或者是吴宓先生也好，哪一位如果说是关了门出了什么灵丹妙药就可以把文化重建——几分是儒家，几分是西方思想——就能解决文化重建的问题，我认为是一种幻想。我觉得只要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自然的文化就会重建。至于说旧的东西保留多少，吸取多少，外面的东西拿进来多少，这个问题到时候就会解决。 是啊，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政治问题。政治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既然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就先从政治角度看待杨先生，让未来的人们再从文化和学术角度去评价。 杨宪益的一生，是非常矛盾的一生。他的背景和气质，与他的祖国格格不入，更接近于西方人，可是他却一门心思要和他的祖国融为一体，结果命运同他开尽了玩笑。 他出生豪门，却向往革命，终生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他留学英国，衣食无忧，却在抗日战争最低潮的1940年毅然回国；他娶了一个英国女孩，要求对方完全中国化，可是这桩婚姻在文革中却成了间谍罪的证据，导致他入狱四年；他对英语并无特别兴趣，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翻译家；他喜爱文学，可是翻译的不少文学作品却没有文学价值，完全是因为上级的命令；他不喜欢《红楼梦》，却把这本书全部译成了英文；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却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终生为他人的文字做嫁衣裳；他从不在乎生死，文革中公然说“枪毙我也无所谓”，却活到了九十五岁的高寿。这就是杨宪益，一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普通却不平凡的一生。 想了解杨宪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