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零八宪章》发表之后，除了官方的打压、左派的诟骂之外，还有这样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这份文件并无可操作性，中共当局也根本不会接受，这只是少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作秀”而已，所以在这份文件上签名是毫无价值的。 那么，签名究竟有没有价值呢？签名是否只是一种少数人“出风头”的行为？某些标榜彻底反共的人认为，与其这样“不痛不痒”地签个名，不如直接拿起刀枪去“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有杨佳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其他所有温和的呼吁与努力都是“投降派”的作为；而某些虚无主义者则认为，签名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拯救”已无可能，还不如保持“逍遥”的姿态，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让我想起了当年两名颇具代表性的捷克知识分子——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一场争论。 捷克以及整个苏联东欧的历史进程，已然证明当年发生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那场争论，谁是正确的一方，谁是错误的一方。由一次次的签名、请愿而汇集成的七七宪章，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民主运动，终于在一九八九年达到一个临界点，看似固若金汤的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便瓦解了，多次坐牢的哈维尔亦成为民主之后捷克的第一任总统。而昆德拉认为，所有的请愿书都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他用残酷的玩笑来消解抗争的意义。他干脆于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国，以法语写作在西方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却与祖国同胞日渐隔膜。九十年代之后，昆德拉有几次悄然回到捷克，行程极为低调，在酒店中甚至以假名登记，从不公开露面，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最近惟一的一次打破沉默，却是因为被曝出当年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充当告密者的丑闻，他被迫在媒体上作了软弱无力的辩解。 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那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放在今天的中国来考量，仍然极具现实意义。昆德拉对那些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公民行为持先验的怀疑态度，并认为这样的行为只是发动者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让正义者的品德光耀于世”。在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主人公托马斯的儿子要求父亲在一个支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

―― 08宪章签署者面临国家愤怒 倪烨 译 Technorati 标签: 哈维尔 , 77宪章 , 08宪章 （布拉格）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我有幸是其中一员）发布了77宪章。宪章里我们呼吁国家更好地保护公民的 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通过宪章，我们还阐明了我们的信念，即，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道工作，通过我们夙夜匪懈的努力，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 我们发表77宪章，并不是希望创立一个组织，而是为了――正如我当时所写的――创造 "一个自由的、非正式的开放社区，具有不同信念，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达成这种团结的是我们共同的意愿――即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使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利和人权得到尊重。" 三十多年后， 2008年12月，我们当年那不足道的工作模式得到了一群中国公民的效仿。他们提出了类似的呼吁――保护人权、建立善政、尊重公民的监政权利――以确保他们的政府能够按照现代开放社会的准则来治理国家。 他们签发的文件给人很深的印象。08宪章的作者呼吁保护基本人权，提高司法独立性，促进立法民主。不过他们的要求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认识到，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并不仅仅意味着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此，08宪章签署者也明智地要求更好地保护环境，缩小城乡差距，更好地提供社会保障，并为调解几十年来因侵害人权造成的社会矛盾，实现和解，做出了真诚努力。 08宪章的首批签署者超过了300人，来自全中国的社会各阶层――这表明宪章所持的理念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签署者中有中国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文化、艺术巨擘。他们决定签署这样一个文件，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对他们的话不假思索地置之不理是不应该的。宪章发表以来，又有5000多人签上了他们的名字。 2008年的中国和197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不同的。与30多年前我的国家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更为自由，更为开放。然而，中国当局对08宪章的回应在许多方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当年对77宪章的回应十分相似 。 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于我们提出的对话与辩论不是积极回应，而是选择镇压。一些签署者被逮捕，一些遭到审问和骚扰，此外，政府方面还针对我们的运动及其目标散布了不实信息。 中国政府也拒绝了08宪章签署者请求他们商讨宪章的优点的建议。而且，政府方面已经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