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魏京生在英国出席《勿忘六四：历史，现实与未来》讨论会   被称为“中国的曼德拉”并获多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魏京生先生出席了6月6日在伦敦的西敏斯大学和6月7日在剑桥大学召开的《勿忘六四：历史，现实与未来》讨论会，与中西人士一起缅怀“六四”，回顾历史，讨论中国目前的热点话题，分析中国民主运动未来的走向。以下报导是本报记者根据两个讨论会的记录综合整理做出的。 回顾“六四” 参加讨论会的人们有的是青年学生，对于“六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无所知。还有人并不相信中共的军队杀了人。魏先生说，“到底‘六四’有多少人死了？1993年北京卫生医疗机构统计是死了6700多学生，不包括中央国家机关的，也不包括军队在广场上直接处理的。后来（军队）调来了直升飞机，开始是说运弹药，实际是运尸体。有空军人士说，直升机运了4天尸体，北京实际上死了有上万人。” 魏先生表示很多的官兵们当时并不想杀自己的同胞。38军的徐军长公开抗命，结果被抓起来了。但是杀人的命令是从上面下达的。他特别提到了他所知道的一名勇士只身挡坦克的情况。他说，“其实木樨地的王维林，（人们）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事是我的老同学处理的。当时，38军从复兴门这条路开过来，最前面的那个师的师长就是我的老同学。他就坐在首车里，所谓的王维林在那儿挡的是他的车。国外看到的镜头和国内看到的不是一个镜头。国内中央电视台放的是复兴门的镜头，国外是北京饭店的。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做同样的事，镜头略微有点差别。当时，驾驶员问他（我的同学）怎么办，能不能绕过去。所以，你能看到（录像上）坦克绕了一下。可小伙子横着过来了。驾驶员又问，师长怎么办？ 没过10分钟，天上的直升飞机来电话了，问：你们怎么回事？他们说，前面有老百姓挡着。直升飞机上的人说，‘什么老百姓，是暴徒！’他说，‘我看了确实是老百姓，不能向前走。没有什么暴徒。又过了5分种，直升飞机可能请示了上级。飞机上的人说，‘首长命令了，你们马上进到军事博物管院里调整，让113师上。’113师的师长刚刚升了官。我的哥儿们（记者注：哥儿们是北京方言，即朋友的意思）就告诉侦察连的把这小子抓起来。至少先别让他死了，这人的生命太危险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个排的侦察兵居然没有看住他，让他给溜出来了。他又去挡的时候，113师的坦克连停都不停，哗一下就过去了，直接就把他捻成肉饼了。而且...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教授 王长江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的今天，一方面，改革在势不可挡地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深层次问题日渐浮现，改革无法回避地进入了打攻坚战的阶段。 在这个时候，人们在认识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恐怕也是难免的。但是，对于其中一些可以称得上是“病症”的东西，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思想“病症” 有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上有“改革焦虑症”，那么，在对待政治体制改革上又有哪些“病症”？笔者以为，最近一个时期，至少有一个问题比较明显，我把它叫做“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思想“病症”。 这一“病症”有个基本症状，那就是，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 当然，我们现在描述的只是这个“病症”的症状。作为一种有一定影响力的看法，这种认识的基础其实早已有之。例如，学者中一直有人坚持乃至高调维护计划经济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而形成的一些价值。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学者，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原则立场不能放弃。但是，这种坚持与固守甚至主张恢复旧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遗憾的是，一些学者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把从旧的政治体制中传袭下来、还没有来得及改革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奉为坚持的对象，使得这种坚持越来越成了对已经过时的观念和体制的维护，甚至成了对政治既得利益的维护。像中国不需要搞选举式民主，中国不需要发展民间组织等等主张，恐怕都属此类。如果仅仅是观点问题，笔者无话可说。但如果这些观点是为了取悦什么，而实际上提出者自己也不相信，那就不能不警惕了。在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学者越过职业道德底线为既得利益代言的行为，常常会受到人们的诟病。我们也不妨说，以上现象表明，在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是存在这种行为的，也应当为...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情势，似乎比那时还要紧张，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万起，而2007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9万多起，2008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即使扣去两个时间点的人口差异，现今的社会骚乱的频度，也相当惊人。 从总体上讲，清末的政局，的确跟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2亿4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6、7千万两。这么大的国家，一年不过1万余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12个内阁成员，9个是满族，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

Technorati 标签: 政治改革理论 , 法治 , 自由 , 宪政 , 吴稼祥 ——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理论 按：本文原载《SOHO小报》2008年第2期。 一， 导言：一个该问而没有问的问题     有一个该问的问题，一直没有人问：“中国当前运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体制？”     对这个问题，我想可能的回答如下：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后全权主义政治体制；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三种回答，来自三个不同的观念系统。第一个回答来自官方意识形态，谱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回答可能不错，但对于问题来说，帽子太大，政治体制太小，帽子底下找不到人，问题被淹没了。这个回答不能提供任何关于权力来源，权力配置、授权方式与授权时限等核心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就描述不出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特征，因而也回答不了上面那个问题。     第二个回答的背景观念，来自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当代西方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把二战后的政治体制区分为三大类型：一是自由民主体制，归入此类的主要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行的政治体制；二是全权主义，或者叫极权主义体制，所有当年被纳入苏联阵营或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被归入此类；三是威权主义体制，它与第一类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没有政治民主，与第二类体制的根本区别是有经济自由。     不难看出，这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区分方法。说中国当前运行的是后全权主义政治体制，既有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肯定：经过改革，中国有了经济自由，它推动了政治体制进步；也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保留：全权主义意识形态虽然缓慢退出对经济的控制，但还保留着对“人民的态度、价值和信仰”的控制。 第三个回答所依据的观念，也来自西方政治理论，但意识形态色彩不浓，对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评价也比较高。在威权主义政治理论家林兹（Juan J. Linz）看来，被接纳为威权俱乐...

Technorati 标签: 泰国动乱 , 北京之春 2008年5月开始，泰国最大反对党“人民联盟”发起的街头运动已经持续了大半年，这场群众运动不仅没有停歇之势，反而愈演愈烈。 5月份，人民联盟指称当时的泰国总理沙玛是前“腐败”总理他信的傀儡，并且抓住沙玛出镜配合一个电视烹调节目的把柄，发起万人街头运动，占领总理府，终于迫使沙玛引咎辞职、政府垮台、国会改选；在新一轮大选中，宋猜当选为新总理，但是人民联盟仍不满意，又指称宋猜是“达信的妹夫”，宋猜取代沙玛是“换汤不换药”，并以此为由，于8月26日再次攻占总理府，并占据总理府至今不退；为逼宋猜政府下台，人民联盟继续扩大街头群众运动，10月7日，当总理颂猜等内阁成员在国会大厦开会时，人民联盟发起围攻国会大厦的突然行动，冲击国会的群众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导致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11月26日，人民联盟又煽动数万民众包围泰国国会，导致国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无法召开；当天，人民联盟纠合上万人占领了曼谷廊曼机场和苏那晚普机场，并阻断通往机场的公路，导致首都空中限于瘫痪…… 一些中国人看到泰国反对党如此激烈地反政府的街头运动，而没有受到镇压，羡艳不已，认为这是泰国高度自由民主的体现，他们渴望中国有一天也有这样的反对政府的政治环境。这种看法大错。泰国的政治动乱不仅不是高度自由民主的体现，反而是自由民主制度不成熟、不稳固的体现；曼谷愈演愈烈的街头运动更是泰国的自由民主处于危险当中的体现。 首先，人民联盟发起的街头运动程度远远突破了宪法赋予的权利范围，成为一场叛乱。在任何一个国家，发动群众占领机场都是非法行为；占领政府机构更属叛乱行为；诚然，人民联盟及其支持者有以游行示威方式反对政府的权利，但任何国家，即使自由如美国，也没有赋予国民占领政府机构、占领机场的自由；诚然，专制国家的反对派，因为没有任何合法诉求渠道，不得不诉诸于占领国家机构、占领机场等激烈的改变手段，这些行为具有革命的正义性质；但泰国是一个自由国家，拥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真实普选和独立的司法，反对派在拥有充分合法诉求渠道的情况下，采取占领总理府、围攻国会、占领机场等非法手段，就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 人民联盟的叛乱行为使得泰国...

Technorati 标签: 蔡定剑      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是普遍规律，西方一样，中国也不会例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是漫长的，有的国家到现在还在进行。有时候，渐进改革难题的解决采取了激烈的形式，人们误以为民主政治是依靠“革命”来完成的。激烈的形式有时候导致玉石俱焚的后果，反倒会阻碍渐进改革进程。当然，激烈冲突的形式很可能与我们不去主动地推动渐进改革有关。        中国的主流社会，包括知识界和其他各类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长期走向的看法也许并没有大的分歧。政治没有什么神秘的，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公共服务的权威机构按照什么规则建立和运行。        过去30年，我国社会的政治关系有很大改善，这个必须承认。举例来说，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一表述的产生，说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辞典中正式有了“民主”、“自由”、“公平”这些反映人类普遍文明价值的政治术语。在中国人的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些政治理念。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难题如何突破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当然，难题的解决也要靠渐进改革。       改革不能冒进。走向成熟的民主政治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国民比较富裕，中产阶级比重较大，居民的耐用消费品使用普遍化。具备这个条件可降低贿选发生的概率。第二个条件是社会比较平等。这是消解激进政治的社会基础。如果贫富悬殊太大，激进政治家的活动空间会很大，容易导致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剧烈动荡。第三个条件是“熟人社会”基本解体，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没有这个条件，全社会的广泛直选就难容易导致黑党政治的普遍化，民主政治就会徒有其名，全社会就会“土围子”化。这种事情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很普遍。第四个条件是民众文化差异比较小。民众文化差异太...

Technorati 标签: 当代人物 , 政治改革 , 严家其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曾在中共十三大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赵紫阳 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政治改革的设计。 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严家其发言指出，没有重大事变的推动，今天的中国不会有真正意义的政治改革。 这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就播出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当时在纽约对严家其先生所作的采访，采访中他首先谈到了当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 答：应该说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不仅希望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希望改革政治体制。他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很多弊病，特别是这个体制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所以他是有决心来改变的。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他也就政治改革说了很多话，比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以及结束领导干部，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物的终身制。在中国的《宪法》里也规定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不能连任两次以上，这对中国是个很大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突破。 没有邓小平废除终身制，没有1982年《宪法》的这个规定，后来的江泽民就可以像毛泽东一样一直连任下去。 问：现在说到政治改革，人们更多想到的是民主选举、新闻自由这些内容， 当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和今天人们这种期待是不是还有很大差距？ 答：当然，他的政治改革是企图从中国的专制政治中迈出第一步。 专制政治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权力的过分集中，第二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终身在位。这两点不打破，中国的专制主义不会消失，而邓小平打破了一条，打破了最高权力的终身任职。 英国走向民主宪政是让国王的权力变虚，解决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集中的问题。而邓小平改变的是另一点，解决了终身制。如果这两方面同时改变，那就是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但中国今天还是党领导一切，没有分权制衡，所以中国只走了一半。 问：如果从历史角度看，邓小平的政改是不是仍可以看作中国整个政治民主的重要一步呢？ 答：是重要的一步，但是也有尾巴。军委主席就没有规定可以连任几届。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军委主席如果没有限制地连任就等于把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努力抵消了。 ...

Technorati 标签: 习仲勋 , 胡耀邦 , 赵紫阳 , 朱理志 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东、郭洪涛在陕北进行极左的肃反斗争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就被逮捕，几乎活埋了，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後，习仲勋又受了十五年沉重的打击，1978年才解放出来，在广东省委做了几年第一书记。1981年到1986年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还是常务书记。在这几年中，习仲勋坚决支持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的路线，抵制了几股逆风，保持了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这里只讲几件大事。     1、同万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提出：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时间的具体任务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耀邦在这次代表大会及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由胡耀邦提出，经十二大通过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同以前和以後的党代表大会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全面开创......新局面"。这里所提的全面，就是，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仅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时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为了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目的，就要进行全面改革。为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

Technorati 标签: 价格自由化 , 张维迎 , 改革30年 , 政治改革 , 非国有化 来源：FT中文网 已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或者说转型。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由政府的计划指令还是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二是所有权：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非国有的包括私人的、股份制等等的企业为主？ 中国过去30年改革有最重要的两方面：第一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第二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价格自由化 先讲一个故事。1980年，中国国家经委，就是当时主管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邀请美国教授给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做培训。美国教授设计了一个课程表，交给国家经委的官员审核，经委官员审核后划掉了两门课：第一门是Marketing（市场营销），第二门是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务）。为什么呢？因为Marketing是“如何卖产品”，对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厂长经理需要做的是按照计划指标生产产品就可以了；Corporate Finance也没有用，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由国家统一预算管理的，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创造的利润也全部归政府所有。 而今天，这已经成为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两门课，管理课程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最重要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制度的改革。 以我自己的判断，大致上，过去30年中的前15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的意思是，到1993年之后，价格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到了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也已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了。当然，两个改革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剩下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呢？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价格都是由政府规定的，大到钢材、水泥、木材、石油等生产资料，...

Technorati 标签: 陈子明 , 改革30年 , 政治改革 ２００８年2月17日下午2：30，中国改革30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在三味书屋举行。与会者有张祖桦、张显扬、茅于轼、杜光、陈子明、章立凡、余世存、崔卫平等，以民间视角深入探讨了30年来的抛弃政治改革的官方改革。下面是陈子明的发言（略作整理补充）： 我觉得将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个首先还是正统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一个体现。这个三十年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比如说公民社会三十年，民主运动三十年，民营企业三十年，流行文化三十年，这样的一些标题都可以对这三十年做出一些深刻的刻画，如果我们把它局限在叫改革开放三十年，实际上就等于把我们自己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视角，就是对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对这个路线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态度，就是限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视角上了。所以我想就是首先我们要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要意识到这个话题的局限性，不要把我们自己搞糊涂了，不是说不能说，不能谈，当然最想谈的是官方，民间也不是不能谈，但是民间在谈的时候要清醒，不要不知不觉的上了这个话语霸权的套。 那么这个三十年不管叫什么名称，它首先有一个划分时段的问题，从现在已经发表出来的几篇比较重头的文章来看，朱学勤是分成两段，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秦晖是分三段，可能还没有发表，到1992年是一段，到2002年是一段，2002年以后是一段。我现在也在写一篇文章，我也分为三段。我最近病了十几天，因此到现在还没有写完。今天我只从这篇文章中摘一两点谈一谈。 第一点，我对改革开放这个话语史做了一点简单的回顾，当然在文章中我是从康有为、梁启超说起。现在我只说一下在中共的文献中“改革开放”是怎么热乎起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热乎起来的。从1899年梁启超把戊戌变法的过程叫做“改革实情”，在附录中又谈到“改革起源”，“改革”这个话语逐渐流行起来以后，实际上20世纪中国的政治党派可以分为分为两大派系，一个是改革党，一个是革命党。共产党是属于革命党这个派系的，所以“改革”这个话是不大说的，偶尔有的时候也说，比如在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时候都提到了“改革”，九大政治报告是这么说的，“改革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