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前天，杨宪益先生 去世 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最佩服两位翻译家，一位（对）就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另一位是沙博理先生。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统计，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我国译成英语的文学作品，有一半以上出自杨宪益和戴乃迭，其中尤以《红楼梦》的英译本最为著名。当今世界共有两种《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可惜的是，两位译者都在今年去世了。（另一位是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于7月31日病逝。） 得知杨先生去世后，我就想写一些纪念文字，但是不知道怎么写。先生的学问和英语水平，不是我有能力评论的。如果我写的话，肯定是主要写一些政治事件。将政治凸显成一位大学者人生中第一位的内容，这样是否合适呢？……好在后来，我看到了杨先生的一段谈话，这才感到有点放心了。 杨先生说： 谈文化重建问题不如谈政治改革问题。因为没有政治改革的话谈不上文化重建。我认为像粱漱溟先生也好，冯友兰先生也好，或者是吴宓先生也好，哪一位如果说是关了门出了什么灵丹妙药就可以把文化重建——几分是儒家，几分是西方思想——就能解决文化重建的问题，我认为是一种幻想。我觉得只要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自然的文化就会重建。至于说旧的东西保留多少，吸取多少，外面的东西拿进来多少，这个问题到时候就会解决。 是啊，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政治问题。政治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既然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就先从政治角度看待杨先生，让未来的人们再从文化和学术角度去评价。 杨宪益的一生，是非常矛盾的一生。他的背景和气质，与他的祖国格格不入，更接近于西方人，可是他却一门心思要和他的祖国融为一体，结果命运同他开尽了玩笑。 他出生豪门，却向往革命，终生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他留学英国，衣食无忧，却在抗日战争最低潮的1940年毅然回国；他娶了一个英国女孩，要求对方完全中国化，可是这桩婚姻在文革中却成了间谍罪的证据，导致他入狱四年；他对英语并无特别兴趣，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翻译家；他喜爱文学，可是翻译的不少文学作品却没有文学价值，完全是因为上级的命令；他不喜欢《红楼梦》，却把这本书全部译成了英文；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却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终生为他人的文字做嫁衣裳；他从不在乎生死，文革中公然说“枪毙我也无所谓”，却活到了九十五岁的高寿。这就是杨宪益，一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普通却不平凡的一生。 想了解杨宪益先生...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 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 却又恍若巨石在喉, 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黑暗中撕心裂肺, 似乎只须默默一念, 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 秋水生凉, 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 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 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 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日寇国军和共军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

4月27号，一批当年89民运的参与者在纽约中华公所举行记者会，发布了今年纪念89中国民运20周年的活动安排。其中包括倡议民众在六月四日这一天身着白色衬衣，以悼念当年事件中的死难者，并抗议当局20年前出动军队坦克镇压平民。主持本次记者招待会的是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因六四事件，王丹曾遭到通缉和关押，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遣送出境，目前生活在美国。 德国之声：首先请您谈一下4月27号的新闻发布会，你们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王丹：新闻发布会主要是强调四点，等于是对外做四点宣示，"示"就是指示的"示"。第一个，我们从今天开始呼吁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参加到这个悼念活动中来，表示对"六四"死难者的追思。第二个，也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呼吁，我们发起一个叫"白衣行动"的计划，呼吁中国人在6月4号这一天穿白色的衣服来表达到悼念。第三点，我们建议4月27号定为中国的民主节，以后每年都能够来记住历史上这个时刻。最后一个，我们对外发布了一个《六四白皮书》，主要是由当事人集体撰写的。 德国之声：你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遭到通缉，又坐过监狱，那么作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当事人，在六四即将满20周年之际，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王丹：心情是比较复杂的。 德国之声：比如说有一些当时的学生领袖像乌尔凯西，他当时是非常乐观的，他说最多不用3年我们就会笑着回大陆，可是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 王丹：这当然是很遗憾了！是啊，已经20年了，"六四"还没有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没有被平反，只能说很遗憾！但这就是现实，我想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就是要能够面对现实，还能够坚持。一方面当然很遗憾，一方面对这种遗憾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 德国之声：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居然20年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至少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公正评价，主要原因在哪儿呢？ 王丹：中国的很多事情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其实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像"二二八"其实也是过了40年才得到平反的。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尤其包括近20年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转移了注意力啊，包括中共一党专政的方式还是集中了国家暴力啊，等等。中国本来民主化的路，我预期也就会走一个比较曲折、相对漫长的过程。 德国之声：刚才你谈到了经...

一     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四处求职；而熊召政的儿子则早已移民加拿大——我们看来确实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这些年来，我常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今年两会时，一个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当年共同的朋友，突然来电婉转对我说——你们还是和解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虽然连办案的人都说是他负你，但作为你们共同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化解过去。     这位兄台的好意，我渐渐听明白——名利双收的熊召政，现在开始谋划要当全国政协代表了。他以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历史，但深知我不会。对我来说耿耿于怀的往事，想必对他而言也会如鲠在喉；也许他需要拔出这个刺了。     我对这位热心帮忙的兄台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请转告他，干完脏活的人，没有如此轻松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尸骨无存的母亲，我就不可能就此饶过这个长年卖友求荣的帮凶。 二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长江文艺》的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放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初夏的半夜，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次日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 革命时期的浪漫 》，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     那个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

一 引言 二 事件的经过 三 "六*四"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四 1989年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五 北京在1989年6月初没有发生"暴乱" 六 "六*四"屠杀的性质不容质疑 七 戒严是非法之举 八 北京市"游行示威十条"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九 20年的反思 十 结论：没有结束的请愿 一 引言：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让世界人民关注她的不是"四大发明"也不是她的宇航员在空中行走，而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1989年6月4日只身阻挡针对平民的坦克。1989年6月3日中国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和占领天安门广场，在行进过程中军人们向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开火，导致了大量的伤亡。那一刻环绕着地球的是这样的声音：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是中国当局自己的电台播出的新闻，它是其编辑根据其在上班的路上所目睹的情况所写出的新闻稿。新闻播出后不久，即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强行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军人枪口押送下，撤出天安门广场。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1989 年天安门屠杀事件。 有关中国军队向平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的报道，以后不断有录像�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中国官方也从未否定军队动用了武力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他们说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多年后，中国当局一方面避讳提起"暴乱"和"平暴"而讳称说是一场"政治风波" ，另一方面坚持说1989...

公开信指出，20年前的6月，在中国首都北京，中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对敌作战武器，对和平居民进行屠杀。公开信要求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重新查处前国家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滥用国家暴力，屠杀和平市民的事实和责任。 公开信的作者指出，根据他们亲历和观察到的事实，1989年6月3日军队屠杀和平学生和市民之前，北京并没有发生所谓"暴乱"，没有军人被杀，也没有执行任务的军车被烧。中国公民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地方，是依照宪法，和平表达政见，要求按照宪法规定程序，调查和解决当时正在争议的政治问题。尽管北京市政府放弃在北京市部分地区的管理，北京市依然秩序井然，甚至没有刑事犯罪案件。公开信指出，即使一定要采取强制措施，控制局势，也没有必要使用用于战争的武器对和平市民屠杀、滥杀。公开信指出，军队的暴行及其后果，激怒了北京市民，一些市民进行了抵抗。只有极少数军人死亡。 公开信认为，1989年6月3日及之后数日在北京发生的暴力事件，是邓小平和李鹏在国家和平时期，滥用军队，采取战争方式使用对敌作战武器，镇压和平市民的暴行，而所谓"暴乱"是他们制造的欺骗公共舆论和国家权力机关的谎言。这一暴行，违背人类社会的政治道义原则，践踏中国法律；对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公开信指出，从此，在公民没有任何方式有效制约政府的制度下，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成为不治之症。邓小平和李鹏应当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现行宪法的相关条文，公开信的签名者们对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提出三项诉求： 一、     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重新调查1989年6月前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和平时期大规模动用正规军使用对敌作战的武器，对和平市民屠杀的事实和经过。 二、     在查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澄清邓小平、李鹏和前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制造的谎言，纠正、撤销和停止执行邓小平和李鹏强迫各国家机关对1989年事件所做出的各项错误决议和文件，包括开放公民调查和讨论、撤销通缉令、更正判决、释放系狱公民、准予因迫害不能回国的公民归国等。 三、     根据调查结果，对1989年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道歉和补偿，...

89民运的初始阶段，是对当年45运动的模仿。 45运动和64民运的同，最主要的就是两个运动的发生，都依赖于尖锐的党内矛盾的爆发。 89民运之所以能够成为49年以后最大规模的群众民主运动，是历史给他们搭建了这个舞台，时势造就了89天安门这一代的光辉。 89年的学生本身也的确表现不俗。但89年如果不是党内矛盾的激化，不是因为党内斗争的双方都想利用这个运动，使中共没有及时的在运动初期就镇压下去，才可能出现如此持久和如此规模的民主运动。 45运动和89民运的共同点，都是因为死去了一个得人心的党内领袖。都是借助悼念逝去的党内领导人的合法斗争。 但在运动的目标明确性上，89民运反而显得不如45运动。 45运动敌我阵线清楚，以支持文革和反对文革泾渭分明。45运动矛盾针对的具体人也同样明确：王，张，江，姚，多多少少的也针对幕后的毛泽东。 而89民运的阵线并不分明，好的说法可以提高到运动是针对整个制度，针对共产党。作为运动者当中的一部分人，的确是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即用民主政体置换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但作为运动，公开的提法和实质的操作都只是在共产党的原制度下的改革或改良。从这点看，89民运针对的目标混乱。运动后期集中到了李鹏等保守派，但运动的初期反而是针对主张改革开放的赵紫阳和邓小平【64以前的邓小平。基本还是应该肯定的改革派领袖】。 之所以会出现，89民运的政治目标反而不如45运动清晰和明确。需要仔细分析。45运动相当程度是人民的自发运动，当然或多或少背后有党内反对派的支持。正如当时和于基谈话时说的。人民哪里是在哭刚刚死去的周恩来，他们是在哭他们自己。45运动是出于内心的人们的反抗，是被逼出来的人们的反抗，所以诉求明确清楚。 45运动的目标明确：结束文革开始的倒行逆施，针对面的目标明确：把文革中的暴发户拉下马来。当时的人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功利考虑，也没有认为他们的付出会可能得到收获；中国人民在45运动中表现的更多的只是绝望挣扎。 但当时的人们，知道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知道他们的命运不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在周恩来死这个突发事件中，他们用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长久压抑的愤怒，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所谓合法表达会给他们带来的可怕后果，他们是绝望的不得不进行一拼。 如果是党内斗争导致的45运动和89民运；45运动在对斗争的党内两派中，支持和反对的取舍都清楚明...

一月十七日是赵紫阳先生逝世四周年的日子。真正的北京人，参加过20年前那场民主运动的人，或者与"六四"事件有关系的人，一定都会念着这个日子。 今天北京的天气有些怪异，一反前几天的阳光灿烂，变得阴沉沉的，而我们这些人的心情也好像突然沉重起来。 早上9点，我独自离家来到旁边的的超市，去购取昨日已定好的鲜花：六朵红玫瑰，四朵白玫瑰，另外四支白百合。买花的姑娘不解，问为何要选红、白玫瑰？ 我手捧沉甸甸的鲜花，坐进的士车里，心里很不平静。赵紫阳先生逝世四年了。去世的那年我和我丈夫都不能去，想尽一切办法最终还是被软禁在家里。周年时，是同晓波一起去的，虽然引起了一些麻烦，但还是尽了我们的心意。两周年的时候，晓波被警察把守在家，不得出门，最后我们和澳洲来的鹤慈，难友徐珏女士同去的。三周年的时候，我们和先玲、徐珏、高婕相约，上午十点在富强胡同集合。然而，高婕被禁止出门，张先玲被堵在家里，连她准备的花篮都被警察退回到花店。徐珏出了门，但在展览馆路公交车站，被五、六名人高马大的警察绑架，塞进警车押回单位。只有我和丈夫去到赵家，没有鲜花、没有花篮，心情悲愤，十分哀伤。 基于去年的教训，今年天安门母亲约定，一月十七日各自分头而去，不再集中相约。 就这样，我就来到富强胡同。与往年明显不同的是，胡同口、家门口少了一些"黑衣人"，但有一些身着便装负有特殊使命者，三三两两，来回蹓跶着，一见手捧鲜花者那些人的眼睛就紧盯不放。我向6号走去，见门外聚了十来个人，远远看去，我还以为今年要排队入内呢？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些手持相机、摄像机的西方记者，还有一些紮着头巾的维族妇女。没有等外国记者发现我，站在家门口的雁南把我迎入门内。我这才知道，从昨天起，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的记者都不准入内。 由于我今天到得比较早，所以与赵的家人有更多的说话时间，去年见到的赵的几位子女和儿媳今天也都在。他们见我独自前来，很关心我丈夫的病情，我也得知赵夫人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她毕竟已91岁高龄，时至今日，还不知老伴已不在人世。 灵堂内的布置一切依旧。正面墙上挂着紫阳先生那幅栩栩如生的大照片，左侧是赵家子女那对震撼心灵的送别挽联。雁南再次向我深情地介绍她父亲平时吸氧和休息时的躺椅，躺椅枕头上那条条凹痕，躺椅边茶几上放着的那些小药瓶，躺椅对面的那台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