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零八宪章》发表之后，除了官方的打压、左派的诟骂之外，还有这样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这份文件并无可操作性，中共当局也根本不会接受，这只是少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作秀”而已，所以在这份文件上签名是毫无价值的。 那么，签名究竟有没有价值呢？签名是否只是一种少数人“出风头”的行为？某些标榜彻底反共的人认为，与其这样“不痛不痒”地签个名，不如直接拿起刀枪去“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有杨佳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其他所有温和的呼吁与努力都是“投降派”的作为；而某些虚无主义者则认为，签名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拯救”已无可能，还不如保持“逍遥”的姿态，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让我想起了当年两名颇具代表性的捷克知识分子——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一场争论。 捷克以及整个苏联东欧的历史进程，已然证明当年发生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那场争论，谁是正确的一方，谁是错误的一方。由一次次的签名、请愿而汇集成的七七宪章，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民主运动，终于在一九八九年达到一个临界点，看似固若金汤的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便瓦解了，多次坐牢的哈维尔亦成为民主之后捷克的第一任总统。而昆德拉认为，所有的请愿书都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他用残酷的玩笑来消解抗争的意义。他干脆于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国，以法语写作在西方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却与祖国同胞日渐隔膜。九十年代之后，昆德拉有几次悄然回到捷克，行程极为低调，在酒店中甚至以假名登记，从不公开露面，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最近惟一的一次打破沉默，却是因为被曝出当年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充当告密者的丑闻，他被迫在媒体上作了软弱无力的辩解。 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那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放在今天的中国来考量，仍然极具现实意义。昆德拉对那些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公民行为持先验的怀疑态度，并认为这样的行为只是发动者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让正义者的品德光耀于世”。在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主人公托马斯的儿子要求父亲在一个支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