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吾敌吾友
写完《老贾跳楼》，茫然无绪。就在这时，萧功秦也发来他追记一位亡友的文章，情深意切。这篇文章提醒我，趁我们都活着，赶紧写写活着的朋友，而不能像徐复观那样在殷海光死后，再来写“痛悼吾敌，痛悼吾友”。 我认识萧功秦应该是1982年以后，在他虹口余杭路的老宅，那时他的窗外正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垃圾箱。萧说，他每天早上不用闹钟，可以准时被这个垃圾箱的臭气“臭”醒，他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完成的。我每次去，就在这个垃圾箱外把自行车停稳，然后大吼一声“萧功秦”，窗内就会响起他喜悦的应答声。那时他是卧室兼书房，小叶把茶泡上，掩门而去，我们就在垃圾臭味和满壁书香的混合气味中纵论“新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我那时仅是讲师，他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早的副教授。上海市图书馆的借书证必须是高级职称以上才能拥有，我回沪后阅读的最早一批外文书，就是借用他的借书证借出的。那张借书证令我羡慕之深，以致我很长时间都以能评上一个“副教授”为最高志业，只要有那张借书证，此生足矣。 80年代末我们的分歧日益加剧。某天下午，永福路文化沙龙聚会，欢迎英国学者施拉姆。一位朋友兴冲冲拿来一份巴金领衔的呼吁书，在座所有人都签了名，唯萧功秦未动。我当然有看法，但也敬重他能在群情激昂中独守一己的定力。5月底，我和另一个朋友在他家附近海宁路的一个小咖啡馆夜谈，争论到最后，甚至说出这样绝情的话：“如果外面出事，你还坚持目前的立场，那我们只好绝交，再不来往！”但我们之间的交往却还是继续了下来。也就在那时我们相约，将来某一天谁先死，后死者就以“痛悼吾敌吾友”为篇名，追悼对方。 我出事后，他多次来我住处探望，并无一点“咎由自取”的幸灾乐祸，按“前因”他是可以这样说的，多少没有这个“前因”的人也这样说了，他却在多种场合为我鸣不平。按“国情”，他还可以飞黄腾达，确也出现过这样的机会，其实不然，他后来的发展一直不顺。这里有个微妙的“吊诡”：那一年之后，萧的观点在高层很受赞赏，但在知识界却受到抵制，每到评职称时候，同行评议对他很不利，复旦某教授对他的学术评议甚至出现一路打叉，一叉到底的过分做法。知识界的情绪可以理解，但这样对待不同观点是另一种不公正，一旦掌权，和自己反对的专横霸道有什么两样？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离我们的知识界还很远。萧的观点我至今都不认同，但他是一个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