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作者：陈子明 十八年前，笔者在《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中写道："'八九学潮'......它的整个氛围，整个进程，整个结果，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它的悲壮的美感将永远值得人们赞叹，并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悲剧中充满了偶然性。本文拟从分析八九民运中的必然与偶然入手，进一步阐释八九民运的悲剧性质，并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总结它的历史教训。 一、 学运一触即发，"四二七"、"五一三"出乎意料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从这段话来看，邓小平是个八九民运必然论者。他前面的话有真有假，后面的话纯属捏造，需要仔细地加以辨析。 所谓国际大气候，无非是指西方和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影响。如果说当时美国对中国民间人士有影响，主要是文化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始于基辛格访华和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又因为邓小平的访美而成为时代风尚。至于苏联东欧的改革，首先受到影响的也是邓小平本人。1980年邓小平"八一八"讲话因为陈云、胡乔木、王任重等人的抵制而被雪藏，正是在戈尔巴乔夫鼓吹"公开性"、"新思维"受到西方朝野的好评后，才得以在1986年重见天日，并掀起了新一波的政治体制改革热。 事实上，国际形势对于八九民运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直接影响运动的是国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大气候是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情绪。邓小平说，"对方......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这是他为了给镇压辩护而信口开河。"六四"之后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官方没有指控其中哪怕一个人是文革造反派。笔者后来在监狱中遇到许多官方所谓的"暴徒"，都是正经的工人、农民、个体户，而不是邓小平口中的"社会渣滓"。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几乎人人受益的"帕累...

     我先说说经济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在新的形势下，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的经济危机。中国是物品输出国，美国是输入国，美国那边出了问题，全球经济就循环不起来了。美国的问题出在消费环节，对消费的金融支撑方面出了体制性的问题，是过度消费造成的问题。有国家过度消费就必然有国家过度生产。本来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生产，从全球来说是平衡的；现在美国过度消费不下去了，我们过度生产就没有买家了。美国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危机不一样，这一点是最明显的。 第二点，美国和中国还有一个时间差。美国是在信用制度、信贷制度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他们要解决这个全新的问题。而中国就像立平说的，与1930年代的美国情况类似，生产过剩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差。这是我对目前中国经济危机的判断。 这个问题怎么样联系到社会溃败呢？中国实际上还是要走一段美国的老路。在能源问题上，在环境问题上，克林顿夫人前几天也说了，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但是在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建设方面，中国还是要走一段美国的老路。比如说，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政府公开信息，法治的健全，由此提升政府的信用度和金融系统的信用度，这是中国要继续走的路，不走的话就上不了立平所讲的耐用消费品的经济台阶。为什么中国的信用制度建立不起来呢？就和社会溃败有很大的联系。 立平提出“社会稳定——社会动荡”、“社会健康——社会溃败”两组概念，这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对中国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不一定是社会动荡，社会溃败本身就会严重制约中国的发展。 “溃败”这个概念立平已经定义了。我是学生物学出身的，我认为“溃败”是很准确的说法。光是局部性的溃疡还好办，这儿也溃疡，那儿也溃疡，最后形成了败血病，就呜乎哀哉了。立平之所以还要反复推敲“溃败”这个词，是因为在“草泥马”和“河蟹”两族对峙的情况下，要考虑它能不能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通用的问题。 下面我想谈的题目是《行政溃败与社会动荡》。行政溃败是社会溃败核心的东西，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现行体制下的国家，...

当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世界地位日益凸显时，中国在政治上是坚持专制还是推进民主，就不仅是中国人的最大关切，也成为全人类的紧迫课题。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世界主流国家就可以专注于解决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否则，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分野就仍然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矛盾，中国将无法与发达国家开展深层次合作，并继续被后者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潜在威胁。 举目四望，如果不算索马里那样国不成国的失败国家，现在世界上仍然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已经为数不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的中东产油国家，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本国居民已经贵族化，劳苦大众基本上都是外来移民；一类是像朝鲜、古巴那样的残存极权国家，一个是子承父业，一个是兄终弟及，政治继承问题是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前者中国学不来（虽然中国的城乡关系有点类似沙特的原住民与外来移民关系），后者中国已经退不回去。况且，这些国家的民主化也是或迟或早的事，前者更可能通过和平宪政改制，后者更可能通过革命改朝换代。 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中，既有坦克上街、人头落地的案例（葡萄牙、罗马尼亚），也有解严修宪、政治妥协的案例（韩国、台湾）。后一种模式不仅在政治上比较平稳顺滑，对于经济的不良影响也相对较少，是更为理想的政治转型方式。 中国要实现和平宪政改制，需要有多种因素的合力。首先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其次是执政党在理论和政治上的革新，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体制内外两方面的良性互动。 一、希望在民间 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写过几篇讨论中国民主前景的文章，强调制定政治计划的基础是政治气候学而不是短期的政治气象预报，政治观察应当聚焦于民间，而无须过多考虑邓前邓后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民主力量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将获得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与其揠苗助长，不如辛勤耕耘。民主制度的各种基础设施与基本要素，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建立和完善起来。争取民主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独家事业，不应当也不可能由知识分子来垄断或者包办。民主社会的最终形成将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工人、农民、企业家、国家公务员和军人、中共党务工作者都可以为之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当时，赞成上述观点的人为数不多，很多人或者期待剧变，或者期待新政，把过多的精力放在预测邓前邓后上。后来，又有不少人寄希望于江前江后。十几年过去了，民间的政治主体意识大大地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