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1/30/2009 王朔一夜走红，与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被动转型"有关——在那希望突然破灭的转折时期，否定一切正面价值的虚无主义最容易风靡一时；王朔一夜走红，也与他对传播力更强的电影电视媒介的敏感有关——他是最早"触电"的当代作家之一，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从而深入千家万户，人们也许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很少没有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如《顽主》、《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电视剧（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及其作品极具时代性，"王朔现象"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王朔作品的首要特点是，对暴力的张扬以及毫无节制的语言暴力。看看书名便一清二楚：《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顽主》、《过把瘾就死》……王朔在其新作《我的千岁寒》的序言中，如同发癔症般地说："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你以为剃头就是和尚，当兵打仗也剃头。你们一个个人五人六的，会武功是么？都是大侠是么？金庸是你们爷爷是么？你们各路大侠都来，我一门三七炮废了你们全体。"二十多年来，王朔一直保持着此种"愤青"心态和"备战"状态。对此，学者单正平在《王朔的勇气从哪里来？》一文中分析说："（在文革中）军事话语泛化为社会和文化话语，武断、强制、粗鄙的话语风格成为时尚和光荣。而这正好让读小学和初中的王朔赶上了。在他心目中，暴力话语是和少年的美好回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军队大院的孩子是暴力的受害者，但他们不去否定暴力，反倒拥护暴力。从初入文坛时候的《空中小姐》等纯情小说到后来的"顽主"系列，王朔发现，使用暴力话语，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轰动。以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摧毁一切为特征的"王朔流"，影响了九十年代以后年轻一代写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上的表达通常是匿名的，王朔式的骂街语言，成为网民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四处弥漫的暴戾之气。 王朔作品的次要特点是，对仇恨的宣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拆毁。从金钱和名声上来说...

     刚看到余杰新写的《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文章，此文我没有看，因为此标题令我很是不爽。在这里我首先声明，我并非要袒护王朔，我也不认识他，许多人对王朔的批评我未必就都反对（包括余杰），许多批评王朔文章还是有真知灼见的。 (博讯 boxun.com)     余杰骂王朔由来已久，并且是咬牙切齿的骂，估计余杰骂王朔能获得快感。大家都知道《美人赠我蒙汗药》是王朔与刘晓波合作之书，王与刘都骂了余杰等人。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具有真正独立人格之人，发表意见和批评时不要分出三六九等来。真正独立人格是没有“敌我之分”更没有市侩智慧。     我认为评论人要就事论事，少玩“利益策略”伎俩。廖亦武写我的一篇访谈中，我对王丹撰写的狱中回忆录里没有提到同在狱中的六四“暴徒”有些批评，这些意见我至今不变。但是，王丹绝对是一位民主战士。第一次判刑时他从来就没有掉链子，去法院开庭时对与同车的某著名人士说“要坚持”等话，结果这位著名人士掉链子了。王丹回到秦城号里一进门就跳着脚骂此人（在狱中与王丹同过号的王建生对我说的）。这些情况有一年圣诞节聚餐我与廖亦武、高氏兄弟、余世存等人说过，并且对他们说：“王丹，永远是我的丹哥”。罗嗦上述这些并不是想与王丹套劲乎，我也不认识丹哥（有点肉麻），只是说明我们应该锻炼自己具有“就事论事”的素质。     王朔是怎样的人呢，我要向大家说一件事。大概91或92年，王朔正是红遍大江南北及骂声四起交织时期，我与人民日报编辑吴学灿（现居美国）同在北京一监“王八楼”服刑。有一次接见完吴学灿给看了一本好象是《编辑部里的故事精彩对白》之书，吴学灿指着书中的许多签名说，是通过朋友让妻子送来的，王朔的签名是用拼音签的，为了避免麻烦，因为当时王朔也是遭有关部门打压的人物。作为狱中人得知外面人还想着这些六四人员我们很受鼓舞和感动。没有判过大刑的人不会了解我们此刻的心情，例如一个饱受冤屈之人，他人投向一个同情的眼神都足以感动此人。     最后我要对余杰说，你骂王朔有点过了，要适可而止。当你拿放大镜看别人缺点时也检验一下自己。那年布什接见之事气得我右眼起了一个包疼了三天，去年你把杨佳说成纳粹...

《零八宪章》发表之后，除了官方的打压、左派的诟骂之外，还有这样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这份文件并无可操作性，中共当局也根本不会接受，这只是少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作秀”而已，所以在这份文件上签名是毫无价值的。 那么，签名究竟有没有价值呢？签名是否只是一种少数人“出风头”的行为？某些标榜彻底反共的人认为，与其这样“不痛不痒”地签个名，不如直接拿起刀枪去“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有杨佳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其他所有温和的呼吁与努力都是“投降派”的作为；而某些虚无主义者则认为，签名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拯救”已无可能，还不如保持“逍遥”的姿态，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让我想起了当年两名颇具代表性的捷克知识分子——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一场争论。 捷克以及整个苏联东欧的历史进程，已然证明当年发生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那场争论，谁是正确的一方，谁是错误的一方。由一次次的签名、请愿而汇集成的七七宪章，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民主运动，终于在一九八九年达到一个临界点，看似固若金汤的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便瓦解了，多次坐牢的哈维尔亦成为民主之后捷克的第一任总统。而昆德拉认为，所有的请愿书都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他用残酷的玩笑来消解抗争的意义。他干脆于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国，以法语写作在西方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却与祖国同胞日渐隔膜。九十年代之后，昆德拉有几次悄然回到捷克，行程极为低调，在酒店中甚至以假名登记，从不公开露面，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最近惟一的一次打破沉默，却是因为被曝出当年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充当告密者的丑闻，他被迫在媒体上作了软弱无力的辩解。 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那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放在今天的中国来考量，仍然极具现实意义。昆德拉对那些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公民行为持先验的怀疑态度，并认为这样的行为只是发动者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让正义者的品德光耀于世”。在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主人公托马斯的儿子要求父亲在一个支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