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从未感到孤独。我的人生极完美，不想和任何人交换。——茅于轼 2009年1月14日，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八十岁生日。此前，数位青年学人发起了 “为庆贺茅于轼先生八十岁生日征文” 活动，他们认为，“茅于轼先生的思想、人格与行动，在这个由封闭转向开明的时代，具有非凡的示范意义，他为推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所做的努力，应该得到最高的尊敬”。 倡议得到了众多学者、学子和社会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从亲身经历出发，从不同角度撰文描述了茅于轼先生的学术、工作及生活。征文组织者计划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茅于轼先生的思想历程与生活轨迹，我们择取部分内容先期发表，并祝他健康长寿。正如陈志武先生所言，为茅于轼先生庆贺八十岁生日，是我们的荣幸——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老人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不断搅浑的道理。 张维迎：我的榜样茅于轼先生 陈志武：从茅于轼先生的视角谈“剥削” 张敢明：我所认识的茅于轼 孙大午：国宝茅于轼 秋风：绅士茅老 李翔：一个知识分子与国家的情感变迁 李乃伟：十五年历程，见证茅老“为穷人办事” 冯兴元：茅老其人 岑科：茅于轼的桃花源 陈青蓝：思想着的人是年轻的 邹啸鸣：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长寿 邓新华：道德的茅于轼和学问的茅于轼 周克成：茅于轼印象 郭宇宽：对话茅于轼——“我总是比较乐观” 本文地址为： http://chinaeconomist.org/archives/387.html 欢迎向您的朋友推荐此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很多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第一次认识茅老师是1982年的春天。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后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进行。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被分配到一个小组当秘书，茅老师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这个会上讲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来去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在小组讨论中，他的发言引起很多争议。我理解，因为他从工程最优化开始研究资源配置，然后深钻西方经济学，思维和当时的另一些人——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来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以秘书的身份在小组发言，得到茅老师的支持，因此推荐我到大会发言。在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引起他们的责怪。事后，茅老师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这是一件小事，但能看出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 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到北京。我跟他开始书信往来。可以说，与他通信是我在研究生期间非常愉快、并让我的知识体系大大改变的一件事。他时常给我邮寄些好文章，使我接触到很多独到的思想和理念。那时候就发现，他注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我记得，有一次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免费修理锅碗瓢盆到底好不好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好”。因为免费修理使得一些人把本来不值得再修的东西拿来修理，从社会的角度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人力，加上排队的时间，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观点。 由于受他的影响，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个读书会，系统地自学西方经济学。这当中有一些问题，也不断写信向他请教。到了83年8月，我写《为钱正名》之后，遭到学校批评，报纸上也有很多批判文章，不但在陕西，全国都有。当时我心情很不好，茅老师写信鼓励我，说正确的观点刚出现的时候，经常面临多数人的反对，但最终会被人们接受，所以你应该充满信心，坚持自己的主张。 1983年春节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茅老师接待我，给我安排了住宿。第二天，又约我到他家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