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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之八)

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那一年,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一年,出版了两部重头的党史书。 一部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的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此书有“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一章。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认为刘少奇的构想,实际上“也是发端于毛主席的理论”,“在大的问题上两者是基本一致的”。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对待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 在引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之后,薄老认为,列宁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经济等思想,“实际上是提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十分注意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的问题。”“看来,少奇同志的有些想法,是从列宁的这些论述中受到了启发。”“回想起来,应该说当时在我们党内注意学习和深入研究、领会列宁这些论述的同志还不是很多。到了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愈来愈感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六十一——六十四页) 同时,薄老在这本书里肯定毛泽东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批评,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所以“是很难巩固的”。他还表示完全同意历史决议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的结论,因为总路线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转变”,融为一体,...

龚育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之七)

十三大以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来回顾和反思建国以后的历史,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应该说是一九八七年十三大结束不久在汕头召开的那次党史会议,在我这篇系列文章的“之一”《读林蕴晖〈走出误区〉》中已经谈到,这里就不重复了。 在这个问题上给予最大推动的,当然还是一九八八年三月党的一位元老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专有一节“关于加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其中说: “从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角度,重新研究一下我们建国以来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历史进程,也是很有好处的。建国前,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曾经设想革命胜利后,要搞一段比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允许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发展,目的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暂时没有提社会主义。……但后来事实上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搞几年就结束了。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毛泽东同志的预计是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但结果也只搞了三年就宣布基本完成了。对于这一段历史,包括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缺点、问题,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已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估。但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以研究。比如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搞的时间再长一点,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按原定时间去搞,搞它十五年到二十年,也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更有利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逐步健全呢?这些问题都还可以探讨探讨。” 这段话的灵魂在于,在肯定历史决议已有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探讨”历史决议没有涉及的问题。这是对待决议的既很尊重又不拘守的真正科学的态度。 继这位元老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给予有力的推动的,是多年担任国家经济发展领导工作的学者薛暮桥。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他写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引用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论》到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一系列论述之后,薛文指出: “新中国成立以前和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党的领导者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不称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

龚育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之六)

精神文明决议做出以后,接着就准备第二年将要召开的十三大的报告。这个报告当时自然是预定由胡耀邦总书记来做。 记得还在北戴河的时候,大约是九月中旬,精神文明决议草案已经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十二届六中全会就要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向我们几个参加精神文明决议起草小组、大概也是他准备列入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的人透露:在十三大上他将不再担任总书记,他对他当总书记——主席——总书记七年的工作,有一个一分为二、总体合格的自我评价。他希望,十三大报告要从理论上讲深讲透,要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写出一篇《新民主主义论》那样,十三大报告要好好写出一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报告的准备工作,十月上旬已经在北京开始。十月三日和十日,胡两次主持有高级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会议,酝酿思想。在会上胡提出,十三大报告的题目是不是叫《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新民主主义论》是建党以后经过近二十年才写出来的。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了九年,从建国以后算起,则已经三十几年。为什么社会主义只能是这样搞,不能那样搞,经验丰富,不亚于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总结得好,就能站得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可阐发,很多政策是从这里出来的。他要求尽快写个出个一二千字的设想,他拿去送小平和常委。十一月座谈一月,十二月动手。明年一、二月拿出初稿,宁早勿迟,投石问路。他还说,明年他不准备出国,集中精力考虑班子问题。即使文件没起色,解决了班子问题就是大胜利,可以管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么大的国家,中间不能出问题,不能临时想问题,每年干什么都要想一想。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可能最热闹了,翻两番实现了,确定下个二十年干什么,那个时候的总书记最有味道了。 十月二十八日胡在江苏还排了个大跨度的进程表:十三大解决规律性认识,十四大提出到本世纪末的任务,十五大为下世纪发展作准备。 这是一位即将卸任的总书记,前瞻党的事业的未来、展望今后十年的胜利,所表示的关注和责任,信心和希望,欢欣和艳羡…… 为准备这个报告,起草小组连续召开了一系列有理论家、各工作部门和各地方的领导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还到外地去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十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起草小组在郑必坚主持下进行讨论,强调报告要突出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为...

龚育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之四)

十二大报告在建设精神文明这一部分里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但是,如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一样,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的第二次出现。这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报告中,层次又高于党中央全会的决议。 同第一次一样,这里只是提及,也没有展开。但比第一次又有所前进,即简单明了地把“物质文明还不发达”这个集中概括,当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特征。 十二大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主席胡耀邦做的,在胡耀邦指导下,起草工作由胡乔木主持。我参加了起草小组,也了解一些情况。 起草中的十二大报告,最初有一个部分,题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到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改题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将民主建设归到精神文明的题目下来论述;八月六日七中全会后才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分出去,单独列为一个部分。(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胡乔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信。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版,第四六八页。) 在题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各次草稿中,至迟在五月十九日的稿子中,就出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提法,虽然它不是联系精神文明建设而是联系民主建设来提的。 在题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五月二十四日以后的几次草稿中,已经从社会主义特征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特征,就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在联系民主建设的段落中还保留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提法。 在六月三日的草稿中,论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因素,往往是不平衡的。然后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龚育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之三)

历史决议做出以前,我国理论界已经展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诸多问题的广泛讨论,包括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如同理论界对其他一些理论和历史问题的讨论一样,总的来说,同党中央总结历史、起草决议的进程处于良性互动之中。 这场讨论中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它原是一九七九年春天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文中批评了过去长时期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认为我国还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作者说:列宁多处使用过“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毛泽东也设想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需要比前一阶段更长的时间。作者主张,据此,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个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里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那个“过渡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时期,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最后才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 理论界的广泛讨论,讨论中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引用毛泽东过去内部的讲话,客观地说,应该认为是中央在历史决议中做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的背景之一。尽管讨论中观点纷纭,有些表述(比如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仍然划入“过渡时期”)也许不很清楚、尚待商榷,但是,除了否定社会主义的观点以外,这个讨论总的应该认为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那么,历史决议用“尽管”的语气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予以肯定,主要注...

龚育之: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

精神文明决议中关于修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论述道德建设的由来和过程 ( http://www.tecn.cn )     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文件起草工作,我参加过几次。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一次,十二大报告一次,十二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次,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次,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一次。前面四次,同胡耀邦同志有接触,不算多。后面这一次,接触就比较多一些了。 ( http://www.tecn.cn )     这个决议,是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全面的纲领性的文件。在这个决议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 http://www.tecn.cn )     这个决议强调: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这样,才能在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真正克服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狭隘观点,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总之,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起来,积极地行动起来,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这是何等宽广博大的胸怀,而同貌似激进其实极其狭隘的宗派观点有天渊之别。 ( http://www.tecn.cn )     这个决议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的那一节里,有一个鲜明而意义深远的论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又...

龚育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之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系统地提出和详细地阐发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这在中国党的历史上,是开创性的。当然,这个开创也有它的由来。就党的文件来说,在这以前,这个提法已经出现过三次。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一次,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报告中又一次,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精神文明决议中第三次。 前两次只是提及,没有展开。既然如此,说得上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对这个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们固然不能过分夸大简单提及的意义,但是,既然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及,就不是一件偶然的、没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决议第三十三节里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这里论述的重点,自然是在“但是”以后的那后半句。不过,以“尽管”起头的那前半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作为一个已经得到确认的命题出现在句子里,却并不是什么虚晃之笔。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工作中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判断国情,重新了解世界现状,重新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和现代化发展的路径、目标、步骤和阶段等等问题。 大家知道,一九七九年初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是为纠正当时酝酿中的“新跃进”的冒进设想,而提出来的重大决策。不久,中央又提出,原来沿用的“到本世纪(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是开了大口,现在要改一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到二十世纪末只能以达到小康为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更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任务。 这两大决策,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看作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对于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回顾一下当时的重要文献吧。 一九七九年三月,陈云提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八日) “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二十一日)邓小平也提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