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近年来，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变及现代电讯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日益受到大众媒介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态势。口述历史的兴起，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趋势。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是新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以西方理论及方法为指导，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出现了一批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口述历史在备受人们青睐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非议。本文在对近年来国内公开出版的口述史著作考察基础上，对目前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略作简评。 一、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 什么是口述历史？这是研究口述史时首先遇到并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欧美口述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中国学界引入西方口述历史概念后，也同样延续了这种争论。目前出版的口述历史理论著作主要有四种：保罗·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等，在这些著作中，人们对口述历史的概念定位分歧较大。 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 [1] 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保罗·汤普森也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 [2] 他们之间观点的差异是明显的：唐纳德·里奇视口述历史不仅是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而且包括了对这些资料进行阐释的“个人观点”；斯塔尔和汤普森则将口述历史视为采访所得的原始记录，实际上等同于“口述史料”。 中国学者在界定“口述历史”时，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视口述历史为“口述史料”；二是视口述历史为口述史料基础上进而提升到研究层面的东西。杨祥银认为，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

“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因研究需要做部分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很少有学者和机构专门做口述史收集、整理工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因为年龄过高离开人世。为抢救这一记忆，日前，以口述历史方式记录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为宗旨的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成立。这一中心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项目——“上海改革开放30年”，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曹景行主持编撰的《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也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据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负责人金光耀介绍，研究中心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牵头组建，第一个已完成项目“上海改革开放30年”按时间顺序，选择了十位上海重大历史亲历者，这些上海故事包括嘉定县“试水”联产承包(口述者李学广)、“伤痕文学”的到来(口述者卢新华)、《于无声处》响惊雷(口述者宗福先)、1988年遏制上海甲肝大流行(口述者谢丽娟)等。　　这一口述项目为完整回顾改革开放30年提供了丰富、全面的细节，非常具有文献价值。“这就是口述史的价值。不少重要历史事件有文字记载，但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真实面貌。” 金光耀对早报记者说。　　在完成了第一个口述项目之后，金光耀介绍，研究中心的下一个准备启动项目是“1949年南下上海干部历史”，“1949年，随解放军来到上海的干部来自山东、苏北等地农村，他们来到上海之后如何融入上海、融入工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课题。”金光耀说，“我们计划寻找在世的几十位南下干部，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他们的历史，反映他们的人员构成、教育背景、地域构成等。”对于这个正在酝酿中的项目，金光耀深感时间紧迫，当年南下来到上海的干部就算只有20岁，现在也已经有80岁了，“再不做可能就没有这段历史了。所以我们计划的有些项目，我们只好先做各个领域的高龄老人口述。除了这个，我们还打算做上海纺织女工口述史，通过纺织女工个人史反映中国纺织工业的变迁。”　　筹集更多资助做全国口述　　事实上，国内零星做口述史的学者不在少数，“但国内学者做口述史，主要围绕自己在做的研究课题来做口述，以此做学术研究的扩充，而不是单独做口述。” 金光耀说。　　这些零星的口述虽然做了一些历史记录，但因为口述样本数量有限，尚不成规模。此次成立的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则希望实现规模化口述记录，“等成规模之后，研究中心就欢迎各地学者前来寻找研究资料。”金光耀说。目前...

[口述历史]我的父亲：海上闻人杜月笙　　2007年5月的某一天联系到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杜维善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京腔，在电话里，杜先生把采访约定在未来他回大陆的某时机。时间久了，这个约定也慢慢淡忘，偶尔想起，以为不过是谢绝采访的一种婉拒。不料上月某天，突然接到电话：“我是杜维善，我到北京来了。”见面时坦率告知之前的疑虑，杜先生只淡然一笑：“我答应你的，就一定会兑现。”　　75岁的杜维善并不善谈，谈话中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也颇有几分凌厉。每一位知道杜维善身世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将他与熟悉的一个形象暗暗做对比，那便是他父亲杜月笙，这位被称为上海滩教父式的人物，几乎成了旧上海的符号。　　上世纪60年代起，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维善开始收藏中国古钱，直至今日已是收藏界颇有分量的收藏家。1991年，杜维善将自己收藏的全套丝绸之路钱币捐给上海博物馆，填补了一项空白。杜维善并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杜月笙之子的身份，他更愿意以收藏家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因为父亲与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杜维善也关注着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不过对孟小冬与梅兰芳之间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杜维善坦言并不指望电影能展现多少。口述◎杜维善 主笔◎李菁　　　　　　　　　　　　　　　　　　　　　遥远的父亲　　对“杜月笙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坦率说，这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想过。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没人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见，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自从做古钱收藏以后，知道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奇怪，因为大家认为我是个家庭背景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有这种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没办法逃避这种命运。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父亲和前三位夫人——我们称呼“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三楼太太”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里。老公馆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印象并不深。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平常用钱都得节省。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米饭，都是以面食为主，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段时间我们过得还是挺苦的。那时候我才几岁，父亲多少有些担心我们。那时上海政治性绑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伪政府的人把我绑了去，威胁他赶紧回上海，那岂不很麻烦？不过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也没地方去，无非是出门...

2008-06-16 10:39:29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左志英 施诗 　　 　　图：“我那个奖状，这么大皮箱，7皮箱，满满的。”　　　　　　　图：马胜利(左二)与人合影，背后工厂大门上的5个铜字格外显眼。　　　　　图：“毕竟算是名人，我的包子很好卖，一天能卖2000多个。”1998年，杨澜采访正在卖包子的马胜利。　　　　　　图：马胜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节物风光不相待，往事苍茫泪纵横，一代明星企业家马胜利泪洒西湖。2003年11月，曾获“1988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殊荣的10位企业家聚首西子湖畔，当年叱咤风云的时代精英多数人像马胜利一样归于沉寂，唯有冯根生(左)、汪海二人风光依旧。　　 　　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因包出名，胡耀邦称之为“马承包”，当其雄心勃勃欲包100家造纸厂时，《人民日报》已将他与刚刚沉沦的改革明星步鑫生相提并论　　　　　　1978—2008改革开放30周年　口述史第21期　 　　“1988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唯一两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人，被邓小平接见过四次，电影《地平线》拍的是我，记录片《金钱面前》拍的是我，以前高中教材有一篇课文叫《时刻想着党和国家》写的也是我，小学政治课本也有过一篇课文叫《马承包》。建国54周年时中宣部选出“54个英雄儿女”，第一个毛泽东，最后一个是杨利伟，我也在其中……　” 　　　　　　　　　　　　　　　　　　　　　　——马胜利 　　石家庄马胜利，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国企改革大幕刚启动，他公开向厂领导叫板：“我要承包工厂当厂长。”而表白的方式是，在一张比对开的《人民日报》还大的红纸上用浓墨写下决心书贴到工厂门口任人围观。 　　他成功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迅速扭亏，赢得“马承包”的美名。 　　迅速蹿升为明星厂长后，他奔赴全国各地，一口气包下几十家造纸厂，组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造纸集团，并把他的名字大大地高悬在集团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而集团的名字则蜗居在大门一侧。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的事业膨胀得有多快，衰落得就有多快。风光10多年后，他被免职。 　　回首厂长生涯，他并不承认是以失败告终，自己只是有“十大失误”而已。他坚称，个人命运转折是政治小环境使然。 　　他曾数次重谋东山再起而不得，但支撑他一路走来的东西未曾改变，他的说法是“极度自信”，异议者的说法则是“狂妄自大”。 　　约访他不是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