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周年口述史：成也马承包，败也马承包
2008-06-16 10:39:29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左志英 施诗
图：“我那个奖状，这么大皮箱，7皮箱，满满的。” 图：马胜利(左二)与人合影，背后工厂大门上的5个铜字格外显眼。 图：“毕竟算是名人，我的包子很好卖，一天能卖2000多个。”1998年，杨澜采访正在卖包子的马胜利。 图：马胜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节物风光不相待，往事苍茫泪纵横，一代明星企业家马胜利泪洒西湖。2003年11月，曾获“1988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殊荣的10位企业家聚首西子湖畔，当年叱咤风云的时代精英多数人像马胜利一样归于沉寂，唯有冯根生(左)、汪海二人风光依旧。
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因包出名，胡耀邦称之为“马承包”，当其雄心勃勃欲包100家造纸厂时，《人民日报》已将他与刚刚沉沦的改革明星步鑫生相提并论 1978—2008改革开放30周年 口述史第21期
“1988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唯一两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人，被邓小平接见过四次，电影《地平线》拍的是我，记录片《金钱面前》拍的是我，以前高中教材有一篇课文叫《时刻想着党和国家》写的也是我，小学政治课本也有过一篇课文叫《马承包》。建国54周年时中宣部选出“54个英雄儿女”，第一个毛泽东，最后一个是杨利伟，我也在其中…… ”
——马胜利
石家庄马胜利，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国企改革大幕刚启动，他公开向厂领导叫板：“我要承包工厂当厂长。”而表白的方式是，在一张比对开的《人民日报》还大的红纸上用浓墨写下决心书贴到工厂门口任人围观。
他成功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迅速扭亏，赢得“马承包”的美名。
迅速蹿升为明星厂长后，他奔赴全国各地，一口气包下几十家造纸厂，组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造纸集团，并把他的名字大大地高悬在集团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而集团的名字则蜗居在大门一侧。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的事业膨胀得有多快，衰落得就有多快。风光10多年后，他被免职。
回首厂长生涯，他并不承认是以失败告终，自己只是有“十大失误”而已。他坚称，个人命运转折是政治小环境使然。
他曾数次重谋东山再起而不得，但支撑他一路走来的东西未曾改变，他的说法是“极度自信”，异议者的说法则是“狂妄自大”。
约访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他的“热气”已经过去十几年。
他住在一座有十几年楼龄的旧房子里。钻进没有大门的门洞，顺着灰暗的楼道爬上三楼便是他家。楼道墙体上满是斑驳的“牛皮癣”，一直蔓延到他家灰绿色的铁门旁。
记者敲开房门时，他正准备去和石家庄市领导吃饭。
“现在没时间，明天后天也没时间，过几天还要到清华大学讲课。这不，《鲁豫有约》约我做节目，我都没时间去。”他一脸严肃，甚至有点不耐烦，边说边弯腰从长沙发一角的杂物中扯出一份传真，上面印有繁体字。
一个多星期后，他终于答应接受采访。“是你的诚意打动了我，一个女孩子打这么多电话发这么多短信，不容易。”但记者随后在网上看到，在此前后他还与山东、四川等地多家媒体记者有过对话。
坐在绵软的皮沙发上一连讲了四个多小时，他依然神采奕奕，思路清晰。其间，没有喝一口水，没有起来活动一下筋骨。让人难以相信坐在对面的是位七旬老人。
对于记者想追寻的历史细节，他并不愿意翻箱倒柜娓娓道来，特别是他事业下滑时的事情，如工厂产值，所缴利税，工人工资，他都说记不清了。不过，他更愿意说自己如何老当益壮，紧跟时代。
他家客厅沙发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个长约3米的木制棕色相框，里面是他参加全国人代会时和与会代表的合影，人头密密麻麻。相框的位置并不显眼，但无疑是他家最惹眼的摆设。
“胡耀邦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干脆一个叫“马承包”一个叫“张联合”吧。我被捧到了天上，以至于自己都觉得，只要我一签字一承包，再烂的摊子也能日月换新天。 ”
——马胜利 风头出尽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现在就躺在沙滩上 我现在不太愿意说话，为什么呢？没意思，风头都出尽了：1988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唯一两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人，被邓小平接见过四次，电影《地平线》拍的是我，纪录片《金钱面前》拍的是我，以前高中教材有一篇课文叫《时刻想着党和国家》写的也是我，小学政治课本也有过一篇课文叫《马承包》。建国54周年时中宣部选出“54个英雄儿女”，第一个毛泽东，最后一个是杨利伟，我也在其中……我那个奖状，这么大皮箱，7皮箱，满满的。
(旁白：马胜利声音高扬，张开两只大手比画着。显然，这些有时令他慨叹世事无常的荣光有时也会让他自得。)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现在就躺在沙滩上。
与时俱进，做个快乐老人，这是我的养老原则。现在，多数时间在读书，与多数的老头老太太不同，我不爱读什么休闲养生类的书，而是时髦的管理学、未来学、预测学。退休十几年，我几乎没吃过药，关键是心态好，想得开。
上网，炒股，我样样都会，并且还算是高手。去年，女儿想买辆小汽车，但没钱。我就借来20万元，在两个月内赚了七八万元给女儿。
当厂长时，我的座右铭是“有所为”，并写成字幅挂到办公室。退下来后，座右铭变成“有所不为”，什么都不做也挺好，再怎么做也超不过过去，倒不如保持自己的形象。
曾经拥有一段辉煌已经足够。改革开放20周年，很多媒体来采访我，其中包括杨澜。改革开放30周年，好多人又想到，老马在做什么。改革开放40周年、50周年时，我依然会被记起。
老是老了，但还有社会价值。我正在写书，书名已经想好，就叫《马胜利的故事》，计划收录100多个故事。随便给哪个报纸，都会愿意连载的。 一包成名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营，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这是我当年写的决心书。放到今天看，内容稀松平常，在20世纪80年代却像造反一样，让人想起刚刚过去的“文革”。更何况，我还把它写在常用来做春联的大红纸上贴到石家庄造纸厂大门口。
这样做，是被逼的。工厂常年半死不活，我急啊！
本来，我在厂里基建科工作。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行为慢慢渗入国有企业，造纸厂决定将“供销科”改为“销售科”，我跑到厂长办公室毛遂自荐：保证3个月内，把积压在库房的900多吨纸品卖出去。条件是，销售科的事得我说了算，你厂长也不能随便干预；今后要以销定产，产多少由销售科来规划。
想当销售科科长的不止我一个，而敢说这个话的就我一个。
因为我过于锋芒毕露，厂长对我一直有看法，但关系到企业生死，他最终还是决定让我上。
当时做推销，很多人是勒紧裤腰带，能省就省，不注意形象。我反其道而行之，出差一定穿西装蹬皮鞋，专门找高级宾馆住，如广州的白天鹅宾馆。落脚后，就去厕所找卫生纸，拿着它再去找宾馆负责人。先夸宾馆的设施、服务、餐饮等都是一流的，然后以行家的口气话锋一转：可惜卫生纸差了点，外观、手感、拉力、缩水等都不好，跟我们厂生产的比比就知道了。
从南到北，我一路这么走过来。别说，还真灵，前脚走，后脚就有订单飞到造纸厂。
我如期兑现承诺，在销售科科长的位子上坐稳了。
常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我不信这套。对于工厂的改革，我提过不少建议和措施，不过领导大多一笑而过，敷衍了事。包括已经谈好的“以销定产”，也一直没有落实。
我是干将，也是刺头，敢跟领导当面拍桌子。
1984年，承包风已从农村刮遍城市，我们造纸厂也要搞承包。市里定的承包指标是：扭亏为盈，上缴利税17万元。
从1981年到1983年，造纸厂连续3年没向国家交一分钱税，国家还倒贴了10.5万元。
“17万！”厂长不敢接招，觉得有困难，要求起码得降到14万元。
17万这个数，我觉得不大呀，只要改革掉不合理的制度，效益立马会上去。
我去找厂长提建议。因为过于激动，因为修养不够，说着说着，和厂长吵了起来。火气上来后，我直接说自己想当厂长。结果可想而知，我被免职。
我这性子，骨头越难啃越要啃，这厂长还非当不可。于是，在门口贴决心书，但很快被厂里人撕掉。
第二天，我又找来红纸，把“决心书”重抄一遍贴到工厂大门上。与第一次不同的是，正文两侧多了副对联：“大锅饭穷途末路 铁饭碗日薄西山”，火药味很浓。
厂长会怎么想？人们拭目以待。当时，厂长正在外地出差。
厂长回来那天，我去车站接站。出乎意料，他没有生气，竟然说愿意和我一起承包。
经过答辩，我和厂长获准承包造纸厂。在承包合同上，厂长签名在前，我签名在后，而实际管事的是我。
我的承诺是：3个月内实现利税17万元，年底前实现利税70万元。我走马上任时已是4月下旬，留给我冲刺的时间只有8个月。
我又如期兑现承诺。
上任1个月，实现利税21万元，把承包指标从70万主动调高到140万元；到1984年年底，超额完成承包指标；1985年，利税280万元；1986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仍上缴利税320万元。1987年，利税340多万元。关于我的新闻报道，几乎都会提到这些数字。
如何盘活企业，就像决心书所说，具体讲有三十六计七十二招，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对外搞活经营，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这些，现在已经成为常识，没必要细说。
20世纪80年代，石家庄走在国企改革的第一方阵，除了我，还有因搞联合经营和“满负荷工作法”而走红的原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有随着环宇牌电视机而扬名的原石家庄电视机厂厂长郎宝祥……
优秀企业家如此之多，引得国家领导人频频来访。
1984年八九月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北考察。听了省领导的汇报后，胡耀邦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干脆一个叫“马承包”一个叫“张联合”吧。
“马承包”，这个听起来并不悦耳的名字，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最高奖赏。
在那个媒体不发达、改革才起步的年代，有些文字也能改变人的一生：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方块字。
1985年7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的报道。第二天，河北省委即号召全省向我学习，轻工业部决定在全系统内学习我。很快，“学习马胜利”成为一阵风，刮到上海、北京、陕西等很多地方。
两三个月后，《人民日报》的一篇内参，则差点将我掀翻在地。
那篇内参题为《关于马胜利的一些情况》，说我存在9大问题：到处做报告时，只讲个人成绩，很少提其他成员；根本不懂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回答起来支支吾吾；把外国货充当本厂新产品，到处吹嘘；工厂其实并不景气，8月份的职工工资是借来的……
简而言之，刚刚树起的这个典型有假。
很快，分别来自省里、市里、纪检委、轻工部等的9个调查组进厂。结论是：所谓9大问题基本不属实。“马胜利同志不是完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造纸厂大改革也不是尽善尽美。但综合来看，马胜利是经得起检查、富有改革精神和全局观念的先进典型。” 巅峰时刻
那段时间，除西藏外，很多地方邀请我去作报告。前前后后，一共作过300多场报告 组织一定性，我还是典型。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无数记者采访过我，报道铺天盖地，越写越神乎，越写越完美。我被捧到了天上，以至于自己都觉得，只要我一签字一承包，再烂的摊子也能日月换新天。
(旁白：马胜利越来越自信，而这映在别人眼里，经常折射成“狂妄”、“傲慢”等字眼。与他同时代的一名企业家说，他总是盛气凌人的样子，谁都瞧不起。市里组织开会，他经常是要么不去要么早退。他的确不屑于和同时代的许多企业家作比，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并且毫不掩饰。)
那段时间，除西藏外，很多地方邀请我去作报告。前前后后，一共作过300多场报告。不管场合大小，我从来不拿讲稿，连提纲都不用，上去就讲，都不带卡壳的。
1987年年底1988年年初，请我去承包造纸厂的信一封接一封，如山东菏泽、贵阳、浙江金华……为表殷切之情，有的甚至挂出“坚决要求马胜利厂长承包我厂”的标语。
我动心了。
要么亲自带两三个人，或者派两三个人，到当地造纸厂转一转，看一看，像买大白菜似的快速签下一个又一个承包合同。从考察到签字，长则三四天，短则只有一天。有些厂子是我出去作报告时顺道承包的。没办法，平时忙着到处演讲，拿不出更多时间考察。
我承包造纸厂有个原则，只承包亏损的。如果是好企业，找上门来也不要。
我四处奔波，晓行夜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成了27家造纸厂的法人代表，这还不包括石家庄造纸厂在内。
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这么大的事情，直到集团成立前几天，我才告诉石家庄市政府领导。目的是请他们出席成立仪式，而不是征求意见。
我的目标是，承包100家造纸厂。“100”这个数，是随便想出来的，没有进行过也不会进行可行性分析，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广征意见。归根到底，都是英雄主义作怪。
把个人名字塞到国企名字里，这样的事不多见。更少见的是，我还在工厂大门门楣处悬上“厂长马胜利”5个大黄铜字。而工厂的名字，只能“蹲”在大门一侧。
这么做，是因为我有影响力，感召力，能增加工厂的知名度，进而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再者，这也是向社会、向消费者负责，万一有事可以找我这个厂长。更何况，我承包了工厂，起名字是个人经营行为，但被好多人政治化。
我的名气的确越来越大，但产品却没能以同样的势头涌到货架上。一说马胜利，尽人皆知；若问有什么牌子的产品，没多少人能讲出来。企业的生存依赖于产品，应该学海尔，学双星。当时论名气，张瑞敏和汪海都没我大。 马失前蹄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将我与刚刚沉下去的步鑫生相提并论 造纸集团成立之初，各地频传好消息，如菏泽，承包一个月后扭亏盈利18.4万元。
有好消息，更多的是坏消息。1988年5月26日，《金华日报》发布消息称，我承包当地造纸厂失利，可能是因为鞭长莫及，或是代理人无能。紧接着，《烟台日报》和《贵州日报》相继登载了类似的报道。
这媒体，一说你不是，恨不得一脚踩到你头上。其实，那3个厂子各有特殊情况，不是我们工作不力导致的。我马上派代表前往贵阳终止承包合同，尽管贵阳市政府出面挽留，《贵州晚报》作了正面报道，我还是坚持分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将我与刚刚沉下去的步鑫生相提并论。
步鑫生，原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在我当厂长前一年，因甩掉“包销”拐杖自创品牌而成为“全国最知名的厂长”。但他的独断专行葬送了企业，最终于1988年1月被免职。
这种舆论环境，我怎么干事嘛！我立刻跑到北京向一些媒体和相关部委“鸣冤”：作为党的喉舌，应该支持改革者，为什么要在枝节问题上挑三拣四。打破地区界限搞集团，这个大方向应该没错。
对于名声，我是锱铢必较。同样是当年的事。一次，河北省散发材料称，“石家庄出了张兴让、郎宝祥等优秀企业家，”我立刻打电话到市府质问：“我是不是在‘等’之列”。
不过，我承认，集团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摊子越大越明显，越致命：
人才匮乏。每承包一个厂，就派三五个人过去管理。刚开始，派副厂长副科长去，后来摊子铺得越来越大，没有那么多副厂长副科长可派，就派难以服众的班长组长去。这样一来，原本只有七八百号人的大本营很快也被掏空了，其他子公司大多也没经营好。那时候，人才不能随便调动，一旦出现人才缺口很难立马补上。
摊子太大。我的社会活动繁多，根本没有精力规划全国近百个造纸厂的发展，有些厂子，从签约到解约，我一次都没去过。
遭遇地方保护主义。挣了钱时，当地政府觉得企业是本地的，钱该留在本地，不让带走。想贷款时，当地政府又把企业视为外地的，不给支持。而这，其实是我决定停止承包贵阳造纸厂的主要原因之一。
……
意识到种种问题后，我在1989年把造纸集团的“中国马胜利”几个字改为“河北马胜利”，不再发展新成员企业加盟，不再跨省承包组建集团，集中力量经营石家庄造纸厂。
1991年，造纸集团解散。
(旁白：一共承包过多少家造纸厂？马胜利坚称是100家，但有媒体报道是60多家。)
1994年，大门口“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被拆除。 明星陨落
一天中午，领导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主动辞职吧；如果不辞职，那就强行免职 我在调整，在改正，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1995年，我被免职。
免职是悄然而迅速的。一天中午，市轻工局领导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决定要免你的职。为了顾全面子，你主动辞职吧；如果不辞职，那就强行免职。我坚决不辞。当天下午，我被宣布免职。不过，公开发布的消息是：马胜利因为年龄大而主动辞职。其实，我当时才57岁，精力好得很。
短短几分钟，把我赶出了大舞台。对于想做事业的男人来说，再没比这个打击更大的了。
有消息说，1990年集团亏损300万元，此后一年比一年衰败。事实上，整体上是盈利的，多数工厂效益好转。石家庄造纸厂效益是在下滑，但仍有钱可赚。我被免职前，没拖欠过职工工资，还盖了200多万元的宿舍楼。
(旁白：至于那几年盈利多少，马胜利含糊其词，没有给出具体数值。) 得罪贪官？
我被免职，是因为得罪了大名鼎鼎的程维高 我被免职，是因为得罪了大名鼎鼎的程维高。
(旁白：关于免职原因，当时坊间流传的说法是“贪污太多”，有关部门调查半年后的结论是“老马没有经济问题”。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马胜利的一贯说法是，“我也不明白”，或是“因为不会搞人际关系而得罪了主管领导”。)
程维高，1990年从河南省省长调任河北省代省长。当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邢崇智。
邢崇智，早年参加革命，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多年，1983年正式担任河北省省委书记。
反贪英雄郭光允在《我告程维高》一书中称，程维高作风凶悍、独断专行，处事为人很情绪化。任南京任市委书记时，下属们都惧他三分。调任河南后又与省委书记闹不和。到河北后，依然故我，与邢崇智在工作上有矛盾，关系很僵。他提拔干部时有个不成文的原则：反对邢崇智的一律拉过来，支持邢崇智的一律踢下去。
我和邢崇智关系很好，逢年过节会聚一聚，有时还一起去旅游。程一旦得势，我的结果可想而知。我虽然只是个厂长，在政府没有任何兼职，但与政界往来很密切，包括中央的一些高官。我，完全够分量被程维高看作一根钉子。如果不是形势突变，我甚至有可能走上仕途。
程邢二人的争执，1992年以邢崇智的下马而告终，程维高升任河北省委书记。
像郭光允一样到中央举报程维高的人很多，邢崇智也是其中一个。我也出钱出力，发誓要把程维高拉下马。
我做这些事，程维高肯定知道，我被免职肯定是他授意的。后来，我又开过一家纸品经销公司，生意正红火时，被工商部门查封仓库。那个事，也跟程维高有关。
没有领导支持，好多事都难办。我提出承包造纸厂时，上上下下的非议挺多。如果不是市委书记贾然和市长王葆华思想开明，专门为我组织答辩会，让我展示想法、争取支持，肯定包不成。 我被“承包”
1996年11月8日一早，我开始上街摆摊卖包子。2003年11月，汪海表示要“承包”我，但最后不了了之 2003年11月，曾获“1988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殊荣的十多位老人齐聚西湖。虽然多数人像我一样早归沉寂，但看到冯根生、汪海、鲁冠球这些依然风光的“战友”，我还是感慨万千，不禁落泪。汪海当即表示要“承包”我。
一个月后，汪海亲自跑到石家庄，请我出山经营一个造纸厂。热闹一阵后，汪海又说不建造纸厂了，和我的合作也不了了之。
现在，我每个月能领到727元的养老金。钱不多，但足够花。人嘛，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大能小。
对我来说，最艰难的日子是刚被免职时，每月工资只有135元的退休金。祸不单行，我老婆病了，女儿又下岗。
我当厂长时，每月工资500元左右，奖金前前后后有100多万元，但大部分捐给灾区、希望工程等了。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执掌过几个亿的资产，但不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
没办法，只能从头做起。我清楚记得，1996年11月8日那天一早，我开始上街摆摊卖包子。孩子们都觉得丢脸，但我不这么想。
毕竟算是名人，我的包子很好卖，一天能卖2000多个，一个月赚了3万元。可好景不长，1998年，由于城市道路改造，我的摊点被迫拆除。时间虽短，一共赚了30万元，比我当厂长时强很多。职责与收入间的巨大反差，恰恰是阻碍国企发展的顽疾之一。
我属于奉献的一代，一心改革，却被甩出改革大潮，说起来有些悲壮。至于功过是非，别人愿讲什么讲什么吧。
图：“我那个奖状，这么大皮箱，7皮箱，满满的。” 图：马胜利(左二)与人合影，背后工厂大门上的5个铜字格外显眼。 图：“毕竟算是名人，我的包子很好卖，一天能卖2000多个。”1998年，杨澜采访正在卖包子的马胜利。 图：马胜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节物风光不相待，往事苍茫泪纵横，一代明星企业家马胜利泪洒西湖。2003年11月，曾获“1988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殊荣的10位企业家聚首西子湖畔，当年叱咤风云的时代精英多数人像马胜利一样归于沉寂，唯有冯根生(左)、汪海二人风光依旧。
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因包出名，胡耀邦称之为“马承包”，当其雄心勃勃欲包100家造纸厂时，《人民日报》已将他与刚刚沉沦的改革明星步鑫生相提并论 1978—2008改革开放30周年 口述史第21期
“1988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唯一两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人，被邓小平接见过四次，电影《地平线》拍的是我，记录片《金钱面前》拍的是我，以前高中教材有一篇课文叫《时刻想着党和国家》写的也是我，小学政治课本也有过一篇课文叫《马承包》。建国54周年时中宣部选出“54个英雄儿女”，第一个毛泽东，最后一个是杨利伟，我也在其中…… ”
——马胜利
石家庄马胜利，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国企改革大幕刚启动，他公开向厂领导叫板：“我要承包工厂当厂长。”而表白的方式是，在一张比对开的《人民日报》还大的红纸上用浓墨写下决心书贴到工厂门口任人围观。
他成功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迅速扭亏，赢得“马承包”的美名。
迅速蹿升为明星厂长后，他奔赴全国各地，一口气包下几十家造纸厂，组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造纸集团，并把他的名字大大地高悬在集团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而集团的名字则蜗居在大门一侧。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的事业膨胀得有多快，衰落得就有多快。风光10多年后，他被免职。
回首厂长生涯，他并不承认是以失败告终，自己只是有“十大失误”而已。他坚称，个人命运转折是政治小环境使然。
他曾数次重谋东山再起而不得，但支撑他一路走来的东西未曾改变，他的说法是“极度自信”，异议者的说法则是“狂妄自大”。
约访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他的“热气”已经过去十几年。
他住在一座有十几年楼龄的旧房子里。钻进没有大门的门洞，顺着灰暗的楼道爬上三楼便是他家。楼道墙体上满是斑驳的“牛皮癣”，一直蔓延到他家灰绿色的铁门旁。
记者敲开房门时，他正准备去和石家庄市领导吃饭。
“现在没时间，明天后天也没时间，过几天还要到清华大学讲课。这不，《鲁豫有约》约我做节目，我都没时间去。”他一脸严肃，甚至有点不耐烦，边说边弯腰从长沙发一角的杂物中扯出一份传真，上面印有繁体字。
一个多星期后，他终于答应接受采访。“是你的诚意打动了我，一个女孩子打这么多电话发这么多短信，不容易。”但记者随后在网上看到，在此前后他还与山东、四川等地多家媒体记者有过对话。
坐在绵软的皮沙发上一连讲了四个多小时，他依然神采奕奕，思路清晰。其间，没有喝一口水，没有起来活动一下筋骨。让人难以相信坐在对面的是位七旬老人。
对于记者想追寻的历史细节，他并不愿意翻箱倒柜娓娓道来，特别是他事业下滑时的事情，如工厂产值，所缴利税，工人工资，他都说记不清了。不过，他更愿意说自己如何老当益壮，紧跟时代。
他家客厅沙发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个长约3米的木制棕色相框，里面是他参加全国人代会时和与会代表的合影，人头密密麻麻。相框的位置并不显眼，但无疑是他家最惹眼的摆设。
“胡耀邦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干脆一个叫“马承包”一个叫“张联合”吧。我被捧到了天上，以至于自己都觉得，只要我一签字一承包，再烂的摊子也能日月换新天。 ”
——马胜利 风头出尽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现在就躺在沙滩上 我现在不太愿意说话，为什么呢？没意思，风头都出尽了：1988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唯一两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人，被邓小平接见过四次，电影《地平线》拍的是我，纪录片《金钱面前》拍的是我，以前高中教材有一篇课文叫《时刻想着党和国家》写的也是我，小学政治课本也有过一篇课文叫《马承包》。建国54周年时中宣部选出“54个英雄儿女”，第一个毛泽东，最后一个是杨利伟，我也在其中……我那个奖状，这么大皮箱，7皮箱，满满的。
(旁白：马胜利声音高扬，张开两只大手比画着。显然，这些有时令他慨叹世事无常的荣光有时也会让他自得。)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现在就躺在沙滩上。
与时俱进，做个快乐老人，这是我的养老原则。现在，多数时间在读书，与多数的老头老太太不同，我不爱读什么休闲养生类的书，而是时髦的管理学、未来学、预测学。退休十几年，我几乎没吃过药，关键是心态好，想得开。
上网，炒股，我样样都会，并且还算是高手。去年，女儿想买辆小汽车，但没钱。我就借来20万元，在两个月内赚了七八万元给女儿。
当厂长时，我的座右铭是“有所为”，并写成字幅挂到办公室。退下来后，座右铭变成“有所不为”，什么都不做也挺好，再怎么做也超不过过去，倒不如保持自己的形象。
曾经拥有一段辉煌已经足够。改革开放20周年，很多媒体来采访我，其中包括杨澜。改革开放30周年，好多人又想到，老马在做什么。改革开放40周年、50周年时，我依然会被记起。
老是老了，但还有社会价值。我正在写书，书名已经想好，就叫《马胜利的故事》，计划收录100多个故事。随便给哪个报纸，都会愿意连载的。 一包成名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营，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这是我当年写的决心书。放到今天看，内容稀松平常，在20世纪80年代却像造反一样，让人想起刚刚过去的“文革”。更何况，我还把它写在常用来做春联的大红纸上贴到石家庄造纸厂大门口。
这样做，是被逼的。工厂常年半死不活，我急啊！
本来，我在厂里基建科工作。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行为慢慢渗入国有企业，造纸厂决定将“供销科”改为“销售科”，我跑到厂长办公室毛遂自荐：保证3个月内，把积压在库房的900多吨纸品卖出去。条件是，销售科的事得我说了算，你厂长也不能随便干预；今后要以销定产，产多少由销售科来规划。
想当销售科科长的不止我一个，而敢说这个话的就我一个。
因为我过于锋芒毕露，厂长对我一直有看法，但关系到企业生死，他最终还是决定让我上。
当时做推销，很多人是勒紧裤腰带，能省就省，不注意形象。我反其道而行之，出差一定穿西装蹬皮鞋，专门找高级宾馆住，如广州的白天鹅宾馆。落脚后，就去厕所找卫生纸，拿着它再去找宾馆负责人。先夸宾馆的设施、服务、餐饮等都是一流的，然后以行家的口气话锋一转：可惜卫生纸差了点，外观、手感、拉力、缩水等都不好，跟我们厂生产的比比就知道了。
从南到北，我一路这么走过来。别说，还真灵，前脚走，后脚就有订单飞到造纸厂。
我如期兑现承诺，在销售科科长的位子上坐稳了。
常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我不信这套。对于工厂的改革，我提过不少建议和措施，不过领导大多一笑而过，敷衍了事。包括已经谈好的“以销定产”，也一直没有落实。
我是干将，也是刺头，敢跟领导当面拍桌子。
1984年，承包风已从农村刮遍城市，我们造纸厂也要搞承包。市里定的承包指标是：扭亏为盈，上缴利税17万元。
从1981年到1983年，造纸厂连续3年没向国家交一分钱税，国家还倒贴了10.5万元。
“17万！”厂长不敢接招，觉得有困难，要求起码得降到14万元。
17万这个数，我觉得不大呀，只要改革掉不合理的制度，效益立马会上去。
我去找厂长提建议。因为过于激动，因为修养不够，说着说着，和厂长吵了起来。火气上来后，我直接说自己想当厂长。结果可想而知，我被免职。
我这性子，骨头越难啃越要啃，这厂长还非当不可。于是，在门口贴决心书，但很快被厂里人撕掉。
第二天，我又找来红纸，把“决心书”重抄一遍贴到工厂大门上。与第一次不同的是，正文两侧多了副对联：“大锅饭穷途末路 铁饭碗日薄西山”，火药味很浓。
厂长会怎么想？人们拭目以待。当时，厂长正在外地出差。
厂长回来那天，我去车站接站。出乎意料，他没有生气，竟然说愿意和我一起承包。
经过答辩，我和厂长获准承包造纸厂。在承包合同上，厂长签名在前，我签名在后，而实际管事的是我。
我的承诺是：3个月内实现利税17万元，年底前实现利税70万元。我走马上任时已是4月下旬，留给我冲刺的时间只有8个月。
我又如期兑现承诺。
上任1个月，实现利税21万元，把承包指标从70万主动调高到140万元；到1984年年底，超额完成承包指标；1985年，利税280万元；1986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仍上缴利税320万元。1987年，利税340多万元。关于我的新闻报道，几乎都会提到这些数字。
如何盘活企业，就像决心书所说，具体讲有三十六计七十二招，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对外搞活经营，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这些，现在已经成为常识，没必要细说。
20世纪80年代，石家庄走在国企改革的第一方阵，除了我，还有因搞联合经营和“满负荷工作法”而走红的原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有随着环宇牌电视机而扬名的原石家庄电视机厂厂长郎宝祥……
优秀企业家如此之多，引得国家领导人频频来访。
1984年八九月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北考察。听了省领导的汇报后，胡耀邦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干脆一个叫“马承包”一个叫“张联合”吧。
“马承包”，这个听起来并不悦耳的名字，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最高奖赏。
在那个媒体不发达、改革才起步的年代，有些文字也能改变人的一生：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方块字。
1985年7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的报道。第二天，河北省委即号召全省向我学习，轻工业部决定在全系统内学习我。很快，“学习马胜利”成为一阵风，刮到上海、北京、陕西等很多地方。
两三个月后，《人民日报》的一篇内参，则差点将我掀翻在地。
那篇内参题为《关于马胜利的一些情况》，说我存在9大问题：到处做报告时，只讲个人成绩，很少提其他成员；根本不懂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回答起来支支吾吾；把外国货充当本厂新产品，到处吹嘘；工厂其实并不景气，8月份的职工工资是借来的……
简而言之，刚刚树起的这个典型有假。
很快，分别来自省里、市里、纪检委、轻工部等的9个调查组进厂。结论是：所谓9大问题基本不属实。“马胜利同志不是完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造纸厂大改革也不是尽善尽美。但综合来看，马胜利是经得起检查、富有改革精神和全局观念的先进典型。” 巅峰时刻
那段时间，除西藏外，很多地方邀请我去作报告。前前后后，一共作过300多场报告 组织一定性，我还是典型。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无数记者采访过我，报道铺天盖地，越写越神乎，越写越完美。我被捧到了天上，以至于自己都觉得，只要我一签字一承包，再烂的摊子也能日月换新天。
(旁白：马胜利越来越自信，而这映在别人眼里，经常折射成“狂妄”、“傲慢”等字眼。与他同时代的一名企业家说，他总是盛气凌人的样子，谁都瞧不起。市里组织开会，他经常是要么不去要么早退。他的确不屑于和同时代的许多企业家作比，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并且毫不掩饰。)
那段时间，除西藏外，很多地方邀请我去作报告。前前后后，一共作过300多场报告。不管场合大小，我从来不拿讲稿，连提纲都不用，上去就讲，都不带卡壳的。
1987年年底1988年年初，请我去承包造纸厂的信一封接一封，如山东菏泽、贵阳、浙江金华……为表殷切之情，有的甚至挂出“坚决要求马胜利厂长承包我厂”的标语。
我动心了。
要么亲自带两三个人，或者派两三个人，到当地造纸厂转一转，看一看，像买大白菜似的快速签下一个又一个承包合同。从考察到签字，长则三四天，短则只有一天。有些厂子是我出去作报告时顺道承包的。没办法，平时忙着到处演讲，拿不出更多时间考察。
我承包造纸厂有个原则，只承包亏损的。如果是好企业，找上门来也不要。
我四处奔波，晓行夜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成了27家造纸厂的法人代表，这还不包括石家庄造纸厂在内。
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这么大的事情，直到集团成立前几天，我才告诉石家庄市政府领导。目的是请他们出席成立仪式，而不是征求意见。
我的目标是，承包100家造纸厂。“100”这个数，是随便想出来的，没有进行过也不会进行可行性分析，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广征意见。归根到底，都是英雄主义作怪。
把个人名字塞到国企名字里，这样的事不多见。更少见的是，我还在工厂大门门楣处悬上“厂长马胜利”5个大黄铜字。而工厂的名字，只能“蹲”在大门一侧。
这么做，是因为我有影响力，感召力，能增加工厂的知名度，进而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再者，这也是向社会、向消费者负责，万一有事可以找我这个厂长。更何况，我承包了工厂，起名字是个人经营行为，但被好多人政治化。
我的名气的确越来越大，但产品却没能以同样的势头涌到货架上。一说马胜利，尽人皆知；若问有什么牌子的产品，没多少人能讲出来。企业的生存依赖于产品，应该学海尔，学双星。当时论名气，张瑞敏和汪海都没我大。 马失前蹄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将我与刚刚沉下去的步鑫生相提并论 造纸集团成立之初，各地频传好消息，如菏泽，承包一个月后扭亏盈利18.4万元。
有好消息，更多的是坏消息。1988年5月26日，《金华日报》发布消息称，我承包当地造纸厂失利，可能是因为鞭长莫及，或是代理人无能。紧接着，《烟台日报》和《贵州日报》相继登载了类似的报道。
这媒体，一说你不是，恨不得一脚踩到你头上。其实，那3个厂子各有特殊情况，不是我们工作不力导致的。我马上派代表前往贵阳终止承包合同，尽管贵阳市政府出面挽留，《贵州晚报》作了正面报道，我还是坚持分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将我与刚刚沉下去的步鑫生相提并论。
步鑫生，原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在我当厂长前一年，因甩掉“包销”拐杖自创品牌而成为“全国最知名的厂长”。但他的独断专行葬送了企业，最终于1988年1月被免职。
这种舆论环境，我怎么干事嘛！我立刻跑到北京向一些媒体和相关部委“鸣冤”：作为党的喉舌，应该支持改革者，为什么要在枝节问题上挑三拣四。打破地区界限搞集团，这个大方向应该没错。
对于名声，我是锱铢必较。同样是当年的事。一次，河北省散发材料称，“石家庄出了张兴让、郎宝祥等优秀企业家，”我立刻打电话到市府质问：“我是不是在‘等’之列”。
不过，我承认，集团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摊子越大越明显，越致命：
人才匮乏。每承包一个厂，就派三五个人过去管理。刚开始，派副厂长副科长去，后来摊子铺得越来越大，没有那么多副厂长副科长可派，就派难以服众的班长组长去。这样一来，原本只有七八百号人的大本营很快也被掏空了，其他子公司大多也没经营好。那时候，人才不能随便调动，一旦出现人才缺口很难立马补上。
摊子太大。我的社会活动繁多，根本没有精力规划全国近百个造纸厂的发展，有些厂子，从签约到解约，我一次都没去过。
遭遇地方保护主义。挣了钱时，当地政府觉得企业是本地的，钱该留在本地，不让带走。想贷款时，当地政府又把企业视为外地的，不给支持。而这，其实是我决定停止承包贵阳造纸厂的主要原因之一。
……
意识到种种问题后，我在1989年把造纸集团的“中国马胜利”几个字改为“河北马胜利”，不再发展新成员企业加盟，不再跨省承包组建集团，集中力量经营石家庄造纸厂。
1991年，造纸集团解散。
(旁白：一共承包过多少家造纸厂？马胜利坚称是100家，但有媒体报道是60多家。)
1994年，大门口“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被拆除。 明星陨落
一天中午，领导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主动辞职吧；如果不辞职，那就强行免职 我在调整，在改正，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1995年，我被免职。
免职是悄然而迅速的。一天中午，市轻工局领导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决定要免你的职。为了顾全面子，你主动辞职吧；如果不辞职，那就强行免职。我坚决不辞。当天下午，我被宣布免职。不过，公开发布的消息是：马胜利因为年龄大而主动辞职。其实，我当时才57岁，精力好得很。
短短几分钟，把我赶出了大舞台。对于想做事业的男人来说，再没比这个打击更大的了。
有消息说，1990年集团亏损300万元，此后一年比一年衰败。事实上，整体上是盈利的，多数工厂效益好转。石家庄造纸厂效益是在下滑，但仍有钱可赚。我被免职前，没拖欠过职工工资，还盖了200多万元的宿舍楼。
(旁白：至于那几年盈利多少，马胜利含糊其词，没有给出具体数值。) 得罪贪官？
我被免职，是因为得罪了大名鼎鼎的程维高 我被免职，是因为得罪了大名鼎鼎的程维高。
(旁白：关于免职原因，当时坊间流传的说法是“贪污太多”，有关部门调查半年后的结论是“老马没有经济问题”。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马胜利的一贯说法是，“我也不明白”，或是“因为不会搞人际关系而得罪了主管领导”。)
程维高，1990年从河南省省长调任河北省代省长。当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邢崇智。
邢崇智，早年参加革命，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多年，1983年正式担任河北省省委书记。
反贪英雄郭光允在《我告程维高》一书中称，程维高作风凶悍、独断专行，处事为人很情绪化。任南京任市委书记时，下属们都惧他三分。调任河南后又与省委书记闹不和。到河北后，依然故我，与邢崇智在工作上有矛盾，关系很僵。他提拔干部时有个不成文的原则：反对邢崇智的一律拉过来，支持邢崇智的一律踢下去。
我和邢崇智关系很好，逢年过节会聚一聚，有时还一起去旅游。程一旦得势，我的结果可想而知。我虽然只是个厂长，在政府没有任何兼职，但与政界往来很密切，包括中央的一些高官。我，完全够分量被程维高看作一根钉子。如果不是形势突变，我甚至有可能走上仕途。
程邢二人的争执，1992年以邢崇智的下马而告终，程维高升任河北省委书记。
像郭光允一样到中央举报程维高的人很多，邢崇智也是其中一个。我也出钱出力，发誓要把程维高拉下马。
我做这些事，程维高肯定知道，我被免职肯定是他授意的。后来，我又开过一家纸品经销公司，生意正红火时，被工商部门查封仓库。那个事，也跟程维高有关。
没有领导支持，好多事都难办。我提出承包造纸厂时，上上下下的非议挺多。如果不是市委书记贾然和市长王葆华思想开明，专门为我组织答辩会，让我展示想法、争取支持，肯定包不成。 我被“承包”
1996年11月8日一早，我开始上街摆摊卖包子。2003年11月，汪海表示要“承包”我，但最后不了了之 2003年11月，曾获“1988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殊荣的十多位老人齐聚西湖。虽然多数人像我一样早归沉寂，但看到冯根生、汪海、鲁冠球这些依然风光的“战友”，我还是感慨万千，不禁落泪。汪海当即表示要“承包”我。
一个月后，汪海亲自跑到石家庄，请我出山经营一个造纸厂。热闹一阵后，汪海又说不建造纸厂了，和我的合作也不了了之。
现在，我每个月能领到727元的养老金。钱不多，但足够花。人嘛，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大能小。
对我来说，最艰难的日子是刚被免职时，每月工资只有135元的退休金。祸不单行，我老婆病了，女儿又下岗。
我当厂长时，每月工资500元左右，奖金前前后后有100多万元，但大部分捐给灾区、希望工程等了。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执掌过几个亿的资产，但不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
没办法，只能从头做起。我清楚记得，1996年11月8日那天一早，我开始上街摆摊卖包子。孩子们都觉得丢脸，但我不这么想。
毕竟算是名人，我的包子很好卖，一天能卖2000多个，一个月赚了3万元。可好景不长，1998年，由于城市道路改造，我的摊点被迫拆除。时间虽短，一共赚了30万元，比我当厂长时强很多。职责与收入间的巨大反差，恰恰是阻碍国企发展的顽疾之一。
我属于奉献的一代，一心改革，却被甩出改革大潮，说起来有些悲壮。至于功过是非，别人愿讲什么讲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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