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 本文系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的获奖演讲，摘编自最新一期《财经》杂志.

“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张维迎曾经说过的这个观点在网上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今天看到有个自称是经济学博士的作者借分外汇储备的话题又提出反对这个观点。 其实如果反对者耐心的把张维迎的论证看完，可能就不会那么激动的去反对了。因为张维迎在这句话的后面提出了，提高学费之后，可以让高学费的部分变成助学金，使用这些助学金补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这样解决上不起大学的问题。这样做的效果就是，提高大学学费以后，那些家庭富裕的大学生不能再享受到低价学费的福利，而贫困学生却部分依靠家庭富裕的学生的学费得到了救济——这部分救济肯定只占全部救济的一小部分，因为国家必须还得补贴一部分给贫困学生。 其实，我的观点更加彻底一些。国家不应该补贴大学生。因为，相对于那些更多的未上大学，初中高中毕业以后就出去打工的人来说，上了大学的人的未来收益预期肯定比这些人要高，用国家的钱来补贴大学生其实是“劫贫济富”。这样低价大学学费（因国家补贴而低价）是一种隐含的，对沉默的大多数打工者（他们自己也未能意识到的）一种大大的不公平。 更公平的做法是，国家公立大学应该按照教育成本向大学生收取学费（这肯定造成比现在的学费更高），不能支付学费的大学生向银行贷款来支付学费。其实这还只是相对公平的办法而已，因为，从中学毕业的打工者的角度来看，相对大学生，他们失去了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不公平依然存在，不过比低价大学学费相对又好了一些。 在机会均等的平等观下，国家更应该补贴的是中小学教育，而不是大学教育。补贴大学生的本质是补贴未来的富人（相对中学毕业打工者而言），剥削穷人。 很多自称穷人代言人的人往往因为情绪激动而没看到上面的逻辑，悲乎！

上世纪八十年代，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很多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第一次认识茅老师是1982年的春天。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后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进行。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被分配到一个小组当秘书，茅老师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这个会上讲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来去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在小组讨论中，他的发言引起很多争议。我理解，因为他从工程最优化开始研究资源配置，然后深钻西方经济学，思维和当时的另一些人——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来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以秘书的身份在小组发言，得到茅老师的支持，因此推荐我到大会发言。在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引起他们的责怪。事后，茅老师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这是一件小事，但能看出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 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到北京。我跟他开始书信往来。可以说，与他通信是我在研究生期间非常愉快、并让我的知识体系大大改变的一件事。他时常给我邮寄些好文章，使我接触到很多独到的思想和理念。那时候就发现，他注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我记得，有一次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免费修理锅碗瓢盆到底好不好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好”。因为免费修理使得一些人把本来不值得再修的东西拿来修理，从社会的角度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人力，加上排队的时间，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观点。 由于受他的影响，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个读书会，系统地自学西方经济学。这当中有一些问题，也不断写信向他请教。到了83年8月，我写《为钱正名》之后，遭到学校批评，报纸上也有很多批判文章，不但在陕西，全国都有。当时我心情很不好，茅老师写信鼓励我，说正确的观点刚出现的时候，经常面临多数人的反对，但最终会被人们接受，所以你应该充满信心，坚持自己的主张。 1983年春节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茅老师接待我，给我安排了住宿。第二天，又约我到他家面谈...

Technorati 标签: 价格自由化 , 张维迎 , 改革30年 , 政治改革 , 非国有化 来源：FT中文网 已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或者说转型。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由政府的计划指令还是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二是所有权：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非国有的包括私人的、股份制等等的企业为主？ 中国过去30年改革有最重要的两方面：第一是放开价格，或者说价格自由化；第二是整个经济的非国有化。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曲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价格自由化 先讲一个故事。1980年，中国国家经委，就是当时主管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邀请美国教授给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做培训。美国教授设计了一个课程表，交给国家经委的官员审核，经委官员审核后划掉了两门课：第一门是Marketing（市场营销），第二门是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务）。为什么呢？因为Marketing是“如何卖产品”，对中国企业是不适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厂长经理需要做的是按照计划指标生产产品就可以了；Corporate Finance也没有用，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由国家统一预算管理的，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创造的利润也全部归政府所有。 而今天，这已经成为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两门课，管理课程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最重要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制度的改革。 以我自己的判断，大致上，过去30年中的前15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的意思是，到1993年之后，价格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到了2008年，国有企业改革也已不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了。当然，两个改革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剩下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价格改革是怎么完成的呢？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价格都是由政府规定的，大到钢材、水泥、木材、石油等生产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