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一、前言： 1996年5月30日，我去台湾参加由台湾《中央日报》主办的“百年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6月3日中午，“海基会”副会长焦仁和先生请吴祖光、北岛以及我三位会议代表在台北的馥园吃饭。“海基会”的副秘书长李庆平先生也在座。席间，焦仁和一开始就对我说：“沙先生上次访问台湾写的文章在《中央日报》转载了，他们复印了给我，我看了。”焦仁和只是说看了我的文章，并未加以评论。 在整个宴请过程中焦仁和好像只是在对我一个人说话，这也许是因为吴祖光先生年事已高，而北岛先先生又闲静少言，只有我爱听爱问，就自然成了焦仁和先生的主要话伴。但说到后来，我感到惊奇的是焦仁和对我这个作家不谈文论艺，只说两岸关系，好像我是大陆“海协会”的代表。这使我想起两年前，我做为大陆戏剧家代表团成员初次访问台湾时，台湾《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章益新（梅新）先生曾托我牵线搭桥，以便能够采访江泽民。那次返回上海之后，我即刻便向有关方面汇报，而且很快就在我家通过传真机和章先生直接联系。我估计此事焦仁和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也很可能给他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我是“通天”的，至少是个“渠道”，可以通过我传递他们的某些信息。 须知自“千岛湖”这一悲剧性事件之后，汪辜会谈已经中止多年，“海协”“海基”两会也没有任何的接触，至少没有公开的接触，一时呈火热之势的两岸关系突然冰寒。尤其是此前大陆在3月份进行了火药味极浓的对台军事演习，而台湾方面李登辉刚刚就任总统，发表了并不示弱的“就职演说”，两岸的对敌态势愈加张狂。其实在我看来，双方完全是装模作样，似真实假，都在像儿戏般地“斗气”；相互之间谁都不敢真刀真枪（后来果然证实如此），谁也不愿意落下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千古罪名。所以我认为在这特殊的时期，做为“海基会”副会长的焦仁和，不论文学论两岸，可能有些特殊意义，也许是一种路径试探，期望我传递某种信息，打破目前僵局，重启对话之门。我认为我的估计不太会是天真的“自作多情”。虽然我并非最适当的人选，但我第一次访问台湾时就对焦仁和的印象很好，我乐意为他更为两岸的沟通效劳。 我非常支持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一个中国的和平统一，为了使大陆深切地了解台湾，为了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善和发展，我返沪之后，即将焦仁和的谈话整理出来，托人转交给曾庆红。我相信细心的人会从焦仁和的这番谈话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我不知道对台关系的决策人和执行者阅...

我很小就患口吃。我的口吃是吓出来的。我小时调皮，父亲就叫一个像门神一样的山东汉子手执板斧吓我，我一见到他便惊恐万状，口不能言，久而久之，说话就结巴了。口吃最怕人耻笑，越怕，口吃越厉害。记得上初中时，寒假去南京成贤街的市图书馆借书，面对图书管理员我就是开不了口，因为“同志”的“同”字怎么也说不出来。憋了老半天，非要重重地一跺脚，才能说出。每次跺脚时，“砰”的一声巨响，声震四座，总是把管理员吓一跳。管理员对我说：“你要是对我们工作有意见，请好好提，不必要采取这种惊人的方式。”上高中之后，因为发表了诗歌和小说，很受同学的尊重，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口吃居然也逐渐地不治而愈。到了大学，更是踌躇满志，不但自信甚至自负，口吃更是消逝得无影无踪。 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不行了，今日挨批，明日挨斗，魂飞魄散，一日数惊，不但不再有自信，连起码的自尊也没有了。精神的紧张，内心的惊恐，使得我又再次口吃。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个著名的结巴，一是剧作家王炼，二是化妆师朱士场，三是我。三人的结巴似有分工。朱士场是一句话的开头结巴；我是中间结巴；王炼最妙，是结尾结巴，话都快说完了，他还结巴！比如骂人，他骂起来是这样的：“滚你的蛋……蛋……蛋……噢！”其实后边三个“蛋”完全可以省略不说，说到前边第一个“蛋”字便可戛然而止，可他老人家为了语气的完整，为了那最后一个“噢”字，非要结巴三次不可。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日坐愁城，但大伙碰在一起，也会苦中作乐，偷偷说笑，其中也会说到我们三人和别人口吃的笑话。最精彩的有如下两则。一则是说有一青年沪剧演员，说话结巴，唱戏倒一点也不结巴。某日，家中失火，他急忙奔至父亲的单位处，大叫：“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越急越结，怎么也说不下去。父亲见他急得满头大汗，便举起手做了个音乐指挥的姿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