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这份自述，最初由我讲述，请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记录。这当然只是一份初稿。叙述的逻辑，文字的详略，以及篇章结构，都还需要调整。对事件、人物的回忆和评论，更需要精心推敲，以使严格符合史实。 从2000年起，我约请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李建斌、夏杏珍、刘志男等四位同志协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他们按我的讲述、指点和要求，查找、补充档案材料，调整篇章结构，改善文字表述。对他们整理加工的文稿，我都仔细阅改，补充重要史实，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他们又认真进行修改。经过三四次反复，又由程中原同志负责统改一道，稿子才基本成形。我又请有关同志进行编辑加工，再由程统一处理，然后由我逐篇审阅定稿。我虽目力不济，但不敢有丝毫懈怠，勉力披览，将所有增补修改之处，一一斟酌敲定。我这样具体地说明成稿经过，一则是要表示我对上述帮助我的诸位同志的谢忱，再则是要说明我对叙述这段历史认真严肃的态度。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我要对历史负责。我要求我的自述站得住脚，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 此稿主旨是写我1975至1987年在中央工作十二年的经历，也历史地涉及其后的两年。 “八九风波”以后，中央交给我的主要任务，也是我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包括创办专门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其间我的活动和言行，已经记录在内部印行的《国史讲谈录》（七卷本）中。1975年之前我前半生的革命经历，将另行专门叙述。 竭诚欢迎读到这部书稿的同志和朋友，对其中存在的不当、不足之处批评指正。 2005年2月21日

一 回答于光远 1 于光远就王力访谈录大做文章 1989年3月份，于光远在中顾委第三组的会上提出质问，要邓力群回答和王力的关系问题。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在此之前，叶永烈访问了王力。王力就把我和他接触中间的一些情况谈了。其中有胡耀邦说他做过理论工作、写过文章、有研究能力，现在免于刑事处分之后，希望他在这些方面继续做些研究工作，写点文章。叶永烈把这些说成：党的最高领导对王力的评价是，立场坚定，理论根底厚，写作能力强。我当时给王力建议的是：杜绝人间往来，闭门读书，甘于寂寞；但是要研究一点问题，其中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是一个重大题目；还有农村情况，也算一个题目。叶永烈在访谈录中讲，王力说这是邓小平给他的任务。1989年1月18日，叶永烈在上海的《联合时报》上发表了这个访谈录，文章登了很大的版面。 于光远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提出要追查邓力群和王力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三组的组长刘澜涛让人做了记录，记录经于光远核对后，转给薄老，薄又转给了我。 2 我的回答 4月29日，我写了一封答复信，请薄老、任穷同志并报陈云同志，把1984年4月我回答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骂邓力群请来陈伯达这个教师爷写文章教训中央同志的那一封信附在后面，还附了1981年11月邓小平让我去找王力谈话的批示，邓的批示是："请力群同志与他一谈，告他什么话都可以谈。”邓对此事的批示一共有两个，11月5日批的是上面的话，11月6日他又加批了一句话："请耀邦同志看看。”耀邦也圈阅了。附了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回答于光远们的质问了。这些档案的原件都保存下来了。 王力当时经我转了给邓小平的信，耀邦也看了，还画了圈。 3 我对王力的评价 王力去世之前，提出要见我。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我不好见他。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给我发了讣告，请我去告别，也因为政治原因我没有去。我的心里总感到这样做会有一种遗憾。政治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太复杂了！我要去见他，他不说也会传出去。这就又会引起于光远这类人给你找麻烦。从这点上说，我不见他为好。但就同志之间的感情上说，总觉得留下了一点遗憾。这个人还是一个同志，也有才。 从总的方面来评价王力这个人，他对党是坚定的，对毛泽东思想是相信的。“文革”初期，他成为风云人物。这有他本人的责任，但也不能说所有的坏事都是...

“落选”之后：一九八八年之事 一 出席企业职工政治思想工作年会 十三大以后，关心我的人，反对我的人，都很想知道我的情况，邓力群中委落选、中顾委常委落选，“两个落选”啊！因此，1988年以后的情况，我用"落选"之后来概括。 1988年1月，在武汉召开了企业职工政治思想工作年会。当时，中央书记处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是芮杏文，他是从上海调到中央的，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以研究会顾问的名义参加了。大会的活动，我基本没参加，也没有讲话；在大会中间，参加了几次分组会，还和武钢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 企业职工政治思想工作的争论，由来已久。80年代初，为解决企业无人负责的问题，彭真做了广泛的调查，搞了三个条例。①但不久，赵紫阳又发了一个补充通知，提出厂长要摆在中心地位，要突出厂长负责制。用赵的语言，就是"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叫驴"。一个企业要不然就以厂长为中心，要不然就以党委书记为中心，赵不赞成"三加强"，他认为三足鼎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在企业职工政治思想研究会里，多少对赵有点抵制，没有完全按照他那一套办。 1986年时，要研究、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党政要分开。我在会上发言说：是不是给他的意思稍微做点补正，加上"职能"两个字，即党政的职能分开。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共产党是个执政党，你讲分开是个什么意思呢？当然，搞成党政合一是不对的。所以，分开不是别的意思，而是各有各的职能，即从这方面来加以分工，分工清楚之后，政府工作还是在党的领导之下，通过合法途径来实现党的领导。我把这一点文字修改的意见讲了以后，胡耀邦不赞成，赵紫阳也不赞成。 在胡耀邦主持王作期间，他对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基本上不闻不问。赵紫阳代替胡之后，就在各个方面贯彻他自己的那一套。赵特别强调党政分开。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在有的文件里讲，党委书记兼职，兼工厂的副厂长，实际上把党委和书记当成了行政的附属物；还有使党的领导属地化，即工厂在哪个地区或县，就归哪个地区或县来领导；还有使党的工作和活动业余化，即在8小时工作之内，党委的工作人员不能进行活动，只能在8小时以外进行党的活动。这些事情就都陆陆续续地出来了。赵就是要淡化党的领导，他还提出要改造政治思想工作，究竟如何改造，他也说不清。"淡化...

一 一九八六年学潮和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生活会 从我一生的经历来看，1987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充满风浪，有忧有愁啊！这里顺着时间次序讲七件事。     1 邓小平关于学潮的谈话     1986年12月中下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同志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事件的发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了。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了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①     2 胡耀邦写信给邓小平请辞总书记 邓小平同志谈话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3 邓小平提议举行党内生活会     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经过中央常委议论，决定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提出会议要注意四点：第一，不要说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第二，不要涉及到个人的品质，不要因为胡犯了这个错误，就说他的品质如何，对品质不要加以评价；第三，不要提"团派"，因为胡长期在团中央工作，社会上也有这种议论，认为批...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思想混乱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端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在后来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讲：几任宣传部长的名誉都不好。这时赵对胡讲：你当宣传部长时的名誉还不错嘛。胡耀邦说：也一样不好。 原来我对朱厚泽寄予希望，胡耀邦他们也是如此，以为他的名誉会比我们好一点，没想到更糟糕了。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①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本来是要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