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5) 一九八九年

一 回答于光远

1 于光远就王力访谈录大做文章

1989年3月份，于光远在中顾委第三组的会上提出质问，要邓力群回答和王力的关系问题。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在此之前，叶永烈访问了王力。王力就把我和他接触中间的一些情况谈了。其中有胡耀邦说他做过理论工作、写过文章、有研究能力，现在免于刑事处分之后，希望他在这些方面继续做些研究工作，写点文章。叶永烈把这些说成：党的最高领导对王力的评价是，立场坚定，理论根底厚，写作能力强。我当时给王力建议的是：杜绝人间往来，闭门读书，甘于寂寞；但是要研究一点问题，其中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是一个重大题目；还有农村情况，也算一个题目。叶永烈在访谈录中讲，王力说这是邓小平给他的任务。1989年1月18日，叶永烈在上海的《联合时报》上发表了这个访谈录，文章登了很大的版面。

于光远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提出要追查邓力群和王力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三组的组长刘澜涛让人做了记录，记录经于光远核对后，转给薄老，薄又转给了我。

2 我的回答

4月29日，我写了一封答复信，请薄老、任穷同志并报陈云同志，把1984年4月我回答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骂邓力群请来陈伯达这个教师爷写文章教训中央同志的那一封信附在后面，还附了1981年11月邓小平让我去找王力谈话的批示，邓的批示是："请力群同志与他一谈，告他什么话都可以谈。”邓对此事的批示一共有两个，11月5日批的是上面的话，11月6日他又加批了一句话："请耀邦同志看看。”耀邦也圈阅了。附了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回答于光远们的质问了。这些档案的原件都保存下来了。

王力当时经我转了给邓小平的信，耀邦也看了，还画了圈。

3 我对王力的评价

王力去世之前，提出要见我。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我不好见他。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给我发了讣告，请我去告别，也因为政治原因我没有去。我的心里总感到这样做会有一种遗憾。政治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太复杂了！我要去见他，他不说也会传出去。这就又会引起于光远这类人给你找麻烦。从这点上说，我不见他为好。但就同志之间的感情上说，总觉得留下了一点遗憾。这个人还是一个同志，也有才。

从总的方面来评价王力这个人，他对党是坚定的，对毛泽东思想是相信的。“文革”初期，他成为风云人物。这有他本人的责任，但也不能说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主张的。全面、公正地看，还应该承认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当然，这个人也确实有点毛病，有职有权时，他好表现自己；一旦无职无权，他又不甘寂寞。在这一点上，他和关锋就不一样。关锋后来确实是闭门读书、写作，成绩不小。王力也写了不少东西，现在留下的一些东西，也有价值。但是，据反映，其中不实、不妥之处也不少。

二 向胡耀邦遗体告别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恰好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去北京医院看病。碰到胡启立出来，满脸流泪。我知道胡耀邦住在医院，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胡耀邦去世了。我就赶到胡耀邦的病房，与他告别。当时，我的思想感情有起伏，也非常复杂。作为胡耀邦的反对派，我是第一个向他的遗体告别的。

4月22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胡耀邦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参加了。

三 在浙江、江苏、上海期间发生的事情

1 陈云收到邓小平"4？25"讲话后即回北京

参加耀邦的追悼会之后，我就去外地了。我先去杭州，见到了陈云同志。记不得是见陈的当天、还是第二天，陈云收到了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他把这个文件给我看了，而陈在收到这个讲话的第二天就回北京了。5月26日，陈云同志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了话。他说：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2 陈云打电话要我快回北京

我留在杭州参观了一下就转到苏南，在几个主要的县市，参观了几天。然后转到江北。江北原来比较落后，经过农业开发，情况很好。之后又到扬州、镇江，经无锡回到上海。在那里参观了几天，后来得肺炎、发高烧住进了上海的医院。当时，陈云同志打电话让我快点回来，5月31日，出了医院我就回北京了。

四 处理赵紫阳的有关情况

1 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两句话

在“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中央于6月下旬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会上，很多同志都讲了话，先念同志做了一个长篇发言。因为他对国务院的工作比较熟悉，对赵本人也比较了解，从这个发言可以看得很清楚，赵究竟犯了一些什么错误，为何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很好的发言。与此相反，6月23日，赵紫阳作了发言，题目就叫：我的发言。连"检讨"两个字都不愿意说。这个发言完全是为他自己辩解的，实际上没有承认一点错误。

当时还有李鹏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发言，陈云同志就是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陈云的话非常沉重，蕴藏着老人家的感情啊！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中共中央于6月23日至24日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2 赵紫阳似有苦衷

赵紫阳对造成“八九政治风波”要负主要责任，但赵可能也有些委屈。当时成立了一个小组审查赵，组长是王任重，成员有李正亭，还有一位是彭真的儿子傅锐。李正亭告诉我，王任重给赵写了一批题目，让他回答，赵不回答。王任重说，既然不能书面回答，那就谈一次吧。结果在谈话时，王任重一提问题，赵就放声痛哭，一直冷静不下来。王让他冷静一点，赵一直哭泣不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可能赵有点委曲，有点苦衷。

3 赵紫阳吊唁陈云受阻

还有一件小事，陈云同志去世后，没有通知赵参加任何治丧活动。赵自己赶到中南海，要到陈云家里去吊唁，他可能想到了陈云对他说过的那些话。结果，卫士没有让他进去。

五 参与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

1 选对了三个人

宋平是常委了，他分管组织和人事工作。中央常委决定，由他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现在看，研究室的领导选对了三个人：王维澄、滕文生、卫建林。研究室的主任，当时曾设想了两个对象：王维澄和徐惟诚。最后选定了王。这个人选对了。另外还选了两个苦力。一个滕文生，一个卫建林。王维澄开始曾想让建林作为高级研究员，不当副主任，我坚持要让建林当副主任。滕和卫与王维澄一起做了很多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起了很好的作用。

2 邓小平深谙用人之道

在组建研究室的过程中，宋平对我说：为了便于帮助他们（王、滕、卫）做工作，给你个什么名义呢？我说：让我当个顾问吧。宋平说：是否还可以设想更高一点的名义？我说：有个顾问就行了。我心里想，能让我当个顾问也就很好了。

这种安排报到邓小平那里，顾问也不能当。邓小平的理由是：如果他当了顾问，给新的班子为难啊，新的班子有什么意见，邓力群不同意，这不就难办了吗！

这之后不久，先念同志提出建议，让我去政协当副主席。当时，王任重同志身体不好。机关工作，特别是党的工作没人管。这个想法问了邓小平，邓力群不当研究室的顾问，是不是让他到政协去当个副主席，邓小平倒同意了。我不想去政协，就向陈云同志报告，请陈云同志说说话。我确实不想干政协那些事，对做统战工作，我也不熟悉。陈云同志帮了忙。先念同志不高兴了，他当着我的面说：你大概是嫌官小吧。我倒确实不在乎官大官小的问题，因为那些事非我所长。由此也可以看出来，邓小平用人有他的考虑。当政协副主席他通得过，一个小单位的顾问，插进一个邓力群，他就通不过。

六 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1）

1989年8月，我先去青岛、威海，然后在烟台休息了一段时间。8月3日、7日、8日、11日，在烟台东山宾馆就我所知道、了解的赵紫阳的改革观，讲了4次。是由赵少坪记录、整理的。现在，我把这几次谈话记录引在这里。

1 八月三日的谈话

赵紫阳同志问题的暴露是在1984年，当时主要是经济问题。政治思想领域的问题，是1986年中央讨论关于精神文明决定开始的。他同胡耀邦同志一起把十二大确定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改掉了，用共同理想取而代之。整个决定是他们两位合作的，反映了他们两位的思想。

1986年下半年，全国闹学潮。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职务后，赵紫阳任代理总书记。在批评胡耀邦同志的中央生活会上，赵紫阳的发言话不多，但是用语份量很重。

1987年初，中央成立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胡启立任组长，李鹏、何东昌同志参加，赵紫阳指导。当时很明显，他是采取冷的方针。王震同志深感不满，说既然有冷，也应该有热嘛，不能只冷不热吧。当时上海的学生要占领市政府，上海请示赵紫阳怎么办。他说，要占就让他们去占。据说有一部分学生确实冲进了市政府大院，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给转移走了。后来我在上海听到一种反映，认为中央对学生让步太多。芮杏文同志是执行赵紫阳意见的，上海一些老同志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和做法。

关于严家其的问题

十三大以前，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6年秋，鲍彤调严家其到这个小组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社会科学院一些同志不同意，反映了他过去一些情况，认为他不宜在此工作。这个消息鲍彤透给了严家其，于是严写了一个情况，向鲍彤求援。然后，鲍彤等三人联名，根据严自己的说法，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还讲严如何守纪律等，为他过去的问题开脱，希望仍然留他在办公室工作。赵紫阳批送中央几位同志"阅知"。1987年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后，中央要审查处理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后来在上报中央的名单中还是把他加上了。到8月份北戴河会议讨论名单时赵紫阳提议先讨论五个人的处理，其他人以后再讨论。后来他就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了。从此，严家其也就被他保护起来：继续得到重用。

关于企业领导体制问题

1983年彭真同志给小平同志写信，建议实行厂长负责制。他领着袁宝华等同志做了一些调查。调查的结果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实行厂长负责制，同时要有三个加强。根据这个意见重新修改了三个条例，作为草案发下去了。发下去不久，就来了一个补充通知，补充通知就说厂长全面负责，还有法人代表、中心地位、中心作用。这样一来，把属于党委的那部分权力、职责否定了。以后据此修改企业法，交全国人大通过。1988年，又形成中央9号文件发至全国。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

关于所有制的改革

所有制的改革是近两年才提出的。好象是1988年9月19日，赵紫阳在同弗里德曼的谈话中说，企业方面的改革，重点是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要尝试一下西方国象发展商品经济一些有效的经营方法。这里头表面上看是有前提的，实际上是要用股份制来瓦解公有制，用西方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式即西方的市场经济，来代替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搞起来以后，都变成股份制了，还有什么公有制，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的话不太露骨，可以找一些他欣赏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来看看。比如厉以宁，还有什么人。对温州私营企业的大发展，我听他说过，这就是一种模式。

讲到公有制的问题，他有些话说得比较含糊。有一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允许讲二者的共同点，不允许讲区别，或者只讲西方的市场经济，认为这就是我们要实行的商品经济，就是唯一的商品经济。谁要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共同性，但是又有区别，有特殊性，他就认为是繁琐哲学，是干扰改革。陈云同志去年10月8日的八条意见里头，很明确地讲，他们试行西方的市场经济，看来困难很大，赞成他们继续探索，要注意总结经验。赵紫阳的心思是向往西方那一套的。不少同志主张，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对于这种主张，他开头口头上也是不赞成的。话来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弊端或者腐败现象，正好像资本主义初期的腐败现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去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把这个意思写进了文件，有人反对，他又改掉了。

这几年赵紫阳口里讲的、脑子里想的商品经济是什么？我们要做些分析。概括地讲，就是抹煞不同性质商品经济的区别，特别是抹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出来以后，经济理论界在房山开了一次会，会上有两派，一派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有区别的，各有特殊性，尽管有共同的地方，这一派占少数；另一派就讲，重点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共同性。

关于十年改革理论讨论会

1988年年底，中宣部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酝酿过程中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不把这个会延伸到建国四十周年时召开，回顾总结四十年的经验教训，讨论理论上的是非。赵紫阳听了这个意见以后表示，四十年中，"大跃进"做了结论，十年"文化大革命"做了结论，问题大的是"三大改造"。他说，按照他的设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可以不搞，"三大改造"都可以不搞，现在讲五种经济成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国营经济，中外合资、独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原话可以查查。

有位学者今年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就讲了这样的意见。理论界一直有人讲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毛主席当时把新民主主义作为整个一个时期，不像列宁所说的，民主革命胜利之日起就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有一个新的说法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由此提出批评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毛主席当时的解释，认为没收官僚资本，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步骤，民主革命结束，即进入了社会主义。到了1961年，又不再延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法，而是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三大改造"，然后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前几年张显扬就讲，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三大改造"搞早了。

另外一个意见叫做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发展的时期。那就不叫新民主主义时期，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允许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套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那句话：中国吃亏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够。然后从这个话引伸出中国应该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赵紫阳后来这一套，就是补这方面的课，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过渡到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再认识、社会主义再认识，认识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坏，因此，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这些观点赵紫阳讲得不够系统，也不够明白，但是理论界有一些人讲得是系统的、明白的。

1986年2月，秦柳方同志写过一封信。附了几篇文章，打印后分送乔木等几位同志和我。乔木同志当时住在医院，收到秦柳方的信以后写了几句话："耀邦、紫阳、启立、厚泽同志：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信反映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分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原附件较多，从略。"赵紫阳看到这封信，批了几句话：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

批评要慎重，但是允许不允许批评？探索要大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赵的批示，实际上为经济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同他支持《世界经济导报》就一致起来了。《世界经济导报》实际上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阵地。他亲口给我讲，他喜欢看这个报纸，也经常注意这个报纸的言论。这些人受到他的保护，特意给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因此，才这样肆无忌惮地宣传和提倡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狂热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吹嘘资本主义。这样一些观点，这样一些文章，这样一些著作，比耀邦同志时候更加畅行无阻，这样一些人物，比耀邦同志时候更加活跃。还有鲍彤下面的几个研究所。《世界经济导报》开了头，比较突出的还有《经济学周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许多报刊竞相发表他们的言论。还有一些演讲和座谈会。他们俘虏、信用实际上是害了一批搞经济学的中青年同志。近一两年来，在赵紫阳的支持、纵容下，这种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关于企业家阶层

近年来。赵紫阳所支持的一些人大谈什么企业家、企业家阶层，说企业家阶层应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地位。他们从来不谈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风险承包的后果，现在比较明显了。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厂长（经理）的人身都得不到安全了，自己要带武器，带警棒，请保镖。厂长（经理）被杀的事件经常出现。这说明存在一种尖锐对立的关系。他们的所谓企业家，实际上是他们着力培植的资本家。

赵紫阳同弗里德曼的谈话是一个标志。弗说，中国的改革关键是给赵紫阳充分授权。他按着赵的意思，说如果一个领导人没有被充分授权，很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弗所谓授权要办的事，就是六个字，即“自由、市场、私有”，中国的出路就这六个字。那就是美国式。他对我国现行的东西都不赞成，对赵紫阳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只赞成后半句话。我们管理外汇他不赞成，控制物价也不赞成。弗回去以后，在斯坦福大学讲了一篇话。登在香港的杂志上。当时陪弗里德曼见赵紫阳的一个叫张五常的教授，写过几篇文章，认为弗与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关于党政分开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以后，研讨过程中定了一些东西，或者布置实施的一些东西，如企业法、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我提过不同意见，没有采纳，我也不说了。先念同志不赞成提党政分开。问题还在于怎么执行。现在各部党组都取消了，包括省一级的，撤销党组究竞结果怎么样，今天以前没有人说话，赵紫阳问题出来以后，估计会有同志说话的。到底怎么提法好，怎么贯彻执行妥当，需要进行调查研究。

2 八月七日的谈话

现在有人给赵紫阳概括了三句话：思想自由化，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这三句话概括得有点道理。1987年批评耀邦同志，他说耀邦同志的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耀邦是主张搞自由化的，他是反对自由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分歧，产生了不同意见。现在看来实际上赵紫阳不过是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口实，达到权力转移的目的。严家其说，他们反对非程序的权力转移。他们是反对转移赵紫阳的权力，主张把李鹏同志的权力转移给赵，甚至主张把小平同志的权力转移给他们。总之，赵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原先说要反对，后来又接受下来，保护下来，目的都是为了他来掌握权力。有人讲，赵紫阳是个机会主义者，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

十三大原来准备有两个报告，小平同志出题目，由赵紫阳讲建设和改革，耀邦作政治报告。耀邦出问题后，只搞一个报告了。本来耀邦那个班子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工作，等着解散了。赵紫阳给我说，郑必坚同志向他请示，我们的工作还做不做。赵紫阳说，你们搞了一阵子，总算有了一个成果嘛。后来就把这个摊子合到鲍彤那个摊子里去了。

赵紫阳思想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元化，从他的方向、趋势或者说要走的道路来讲，“三化”归总到西方化。但到他垮台为止，走到一个什么程度，这需要研究。他的错误的后果非常严重，使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证明他那条路走不通，失去党心民心，导致他的失败。但是，他终究干了许多年。这确实值得研究。他不是一步走向垮台的，中间步步高升，走到顶峰，然后走下坡路。十三大的开幕登基，《河殇》说是什么“新纪元”。这是他政治上的顶峰时期，从那以后就走下坡路子。赵紫阳1980年由地方调到中央，到垮台，前后十年。他的问题可划分为两段来研究：1980年到1986年为一段，1987年耀邦同志下去到他垮台为一段。

赵紫阳自上来到垮台，就不只是对这些搞自由化的人宽容的问题，不只是保护伞问题，而且还加以提拔、重用，让他们形成气候，形成势力。原因之一在于赵的一些观点也是自由化的观点。比如他关于文艺的方针叫“少干预”，完全是虚伪的，他喜欢的就支持，他不喜欢的就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制止、打击、压制。《河殇》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非要宣传部管文艺的贺敬之下来，连理论、文艺两个局的局长，他也亲自过问。非把他们调出中宣部不可。另一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名自己信任的人到中宣部当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这里头确实反映了不同的倾向。

在同耀邦同志争论的时候，赵紫阳确实支持过我，就是反对精神污染发生不同意见那一段。他支持我的目的，是要排除他登基的障碍，待他登上基，位子坐稳了，就不能容忍一个在他认为是找他麻烦、不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意见的人，想尽办法得把这个人搞掉。

赵紫阳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说，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现在还搞不清楚。他还说，就拿社会主义来说，苏联斯大林的搞法是一种，戈尔巴乔夫是一种，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又是一种，我们五十年代是_种，"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现在又是一种。这样一说，社会主义就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在这种根本问题上，他同耀邦确实不一样。他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只有一个否定党的领导。他要的党的领导，就是赵紫阳的领导，有了权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核心是取消社会主义。他代替耀邦以后，在思想自由化的问题上，比耀邦时候走得更远。所以后来耀邦不服气，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批评我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代替我，你干的这两年比我干得更凶了。

美国人艾奇逊讲，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他们一定要支持、扶植和培养。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有毛病，但赵紫阳是从各个角落、各个方面来支持、重用一批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使极端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泛滥成灾。

3 八月八日的谈话

赵紫阳搞经济上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到位，是逐步演变的。先是局部，然后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扩展，到后来很明显是企图实现私有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也不能说他已经实现了，如果北京不发生这场风波，他还会往前走，继续推行他那一套。我们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不会同意他那样搞下去的，但是从他来讲，看样子不会回头。

不能说他一到北京就这么搞，更不能说他一参加工作就抱着这种目的。因为没有看更多的材料，有些事情还搞不清楚。他来北京以前在四川工作，最出名的是“绕开水路走旱路”。他这时还没有明白地支持包产到户。1980年初，安徽、甘肃省委支持搞包产到户。赵紫阳在四川搞了六个工厂的试点。据吴波同志讲，他这个改革无非是从上交的财政中，挖出一块来给企业留成。这有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到1979年，陈云同志提出经济调整，小平同志同意。当时华国锋强调发展，后来这个问题不提了，他就强调改革。

那一年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发表了两次意见，支持经济调整的方针，说要发展也得首先调整，不调整好不能发展，更不能继续发展。这次会议确定，调整是关键。我们坚持既是关键，又是中心。华国锋讲，有了关键就行了，不要中心了。最后形成八字方针，通过了一个会议纪要。后来，先念同志在人代会有个报告。

这次，应该说赵紫阳起了好作用。

赵紫阳1980年上半年到北京，下半年接任总理。八字方针通过后，实际上这次经济的调整没有调整下去。到了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和赵紫阳都讲了话。会议决定经济上要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要维护安定团结，才真正把调整的方针落实了。就在那次会上，陈云同志听了赵紫阳的发言以后说，现在开始，算是说"北京话"了，来到北京就要说"北京话"。

回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农村工作的文件。这个文件，对农村实行联户承包责任制，算是开了一个头，确定在全国三种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这是赵紫阳和另外几位同志提议的。文件由胡乔木主持起草。三种地区，即贫困地区、边区、人口分散的地区。

1980年底的经济调整算是真正落实了，按房维中的意见，那年的调整，争得了三年的发展，计划叫做保四增五，实际达到的速度是7-8％，甚至更快。赢得了1981-83年三年经济的正常发展。到了1984年底，经济上就又开始冒了。中间有1983年春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批评耀邦的经济观点。

这场争论从十二大准备工作开始到十二大开完，直到1983年春天才结束。姚依林、宋平、房维中写信，反映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分别找赵紫阳、胡耀邦、胡乔木谈话，又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点名批评耀邦。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当时赵紫阳还算头脑清醒，说我们的经济，历史上都是这样，发展两年，好的时候，头脑就发热，要猛上，结果又来一次调整，经过整顿，日子好一点，头脑又发热了。

1983年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经济的决策权从耀邦转到赵的手里。这对耀邦是一个抑制，对赵是一个支持。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84年。许多同志说，农村也好，城镇也好，十年中间，1984年为黄金年。1984年以后开始走下坡路，问题就多起来了。

1984年以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在农村。农村即过去讲的休养生息的三条：减免农民一点负担，增加一点粮食进口，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些政策的实行，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从长远的外部生产条件来讲，全国农村经过过去（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坚持的水利建设，在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没有上述的休养生息的各项政策和农田水利建设，即使实行包产到户，也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一个需要谣言作为论据的论点是没有说服力的。一个经常被谣言攻击的人应该是伟人。一个经常散布谣言的人绝对是道德低下的人。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时候，我当时提了一条意见，包产到户要实行，但是一定要坚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后来杜润生他们吸收了这个意见。他们的提法，叫统分结合。实际上，有的原来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坚持了统分结合，更多的地方只有分、没有统，拖拉机分了，社办企业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也分光了。这几年我到湖南、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他们都这样讲，凡是实行联产承包制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后来普遍好，没有坚持集体经济的，现在发展慢。

当时还提出扶助重点户、专业户。重点户、专业户敢于带头冒尖，在这点上起了某些好作用。农村贷款都来抢，重点是贷给这些人了。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农村雇工。这是必然的。因为一方面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生产资金集中，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贫富不均。当时如果不允许雇工，是不对的，实际上也禁不住。问题是怎么引导，怎么管理，用时髦的话，叫政策导向。赵紫阳说，不超过七个人的界限，两个帮工，五个学徒，七个人以内的不叫雇工。。他这个意见倒是比耀邦的意见还接近现实一点，而耀邦、万里二位都不主张对雇工人数加以限制。有一次赵紫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国农村地少人多，从生产上来讲，不可能形成美国、欧洲那种大规模农业经营资本家，我们的生产还达不到这种程度，如果在农村出现了数量很多的雇工，一个是不利，一个是不可能。

城市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加上我们财政、信贷方而的扶持和帮助，这几年城市里的个体户大发展，雇工的人也就跟着多起来了。在当时，这也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城市个体户的雇工人数，没有受这七个人的数量限制，到1981年底、1982年春超过七人以上的雇工户，到处出现了。这时他们提出允许超过八个人。我当时表示同意，但提出不公开宣传报道。我转张云声同志那封信的目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一下党内有不同的意见。

后来小平同志说：看了几年了，到了该处理的时候了。赵紫阳只是提倡经过税收等办法，把他们的利润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限制他们把这些钱用于生活消费。这怎么能限制得住呢？实际上办不到。到这个时候为止，还不承认，超过七个人是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赵紫阳更不承认。

到了十三大的报告，才把这部分人从个体经济里区分出来，叫私营经济。私营经济里头有雇佣关系，但不承认是剥削关系，也不承认有剥削收入，把剥削收入叫做非劳动收入。加上这几年价格的双轨制，流通领域里的混乱，个体户、私营者大发横财，流氓无产者变成流氓资产者，新的资产者出现了。但是这些人，看他们的出身、经历、现状，他们的积累过程、发财过程和前途，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许多人是违法致富，靠挖社会主义墙脚致富。万润南就是一个典型。他所以那样支持学潮、拿出几十万元资金，原因就在于此。

在我们的合资企业中间，有的人接受人家的回扣，接受人家的贿赂，从中得到很多好处的，替外国人出了大力。有同志说，他们是新条件下的买办。

这几年提倡形成企业家集团、企业家阶层，提倡他们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不是通过付出艰辛劳动为社会做贡献，真正发展生产，而是通过租赁、变卖、兼并，个人风险承包什么的，一年下来拿几十万元。大中型企业好一点。特别是小企业，出了一批收入大大高于职工的新企业家，关系紧张得很，他们培植亲信，拉帮结派，发展到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程度。有的厂长、经理自备手枪、警棍，雇佣私人保镖。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经营权、所有权分离。这是赵紫阳从保加利亚抄来的。在此基础上有了企业法。但是还认为所有权不明确，产权不明确，出来一个股份化。关于这个问题，王梦奎那篇文章作了一点分析。确实不能一概反对，因为股份化有各种各样，如农民集资办一个企业，联合企业掺股，既有国家的，也有个人集资的。他们的着眼点，是要把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股份化。开始是说，工人有钱的买股票，没有钱的就不买。梦奎的文章说，这就把工人分化了，一部分人有股票，大多数人没有。弗里德曼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分给全国的人、每人都有股份。这样，就算产权明确了，还得成立一个管理机构，即董事会。事实上，不可能每一个有股票的人都有参加董事会的权力，还是股份多的人垄断这个企业和那个企业。这同西方的"人民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在美国，这种办法也行不通。"去年耀邦在长沙还同我说，一有股票，就要同股票交易所连起来，股票一上市，我买了：这张股票，我就成了这个厂的股东之一，卖出去就不是了。持有较多股票就成了食利阶级了。这样走下去，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赵紫阳开始想在企业实行这一套，没有走通。

1981年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用了陈云同志那句话："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3年准备政府工作报告的几次会议上，赵紫阳叫查宪法对于陈云同志那个提法是怎么样表述的。查的结果，原文不同，但还是那个意思。他说，要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搞掉。

他1983年到法国访问前后说，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调控的办法即指导性计划的地住要越来越高，指令性计划的地位要越来越低。所谓指导性计划，即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价格、税收、信贷、财政，包括必要的国家行政干预。这个说法改变了十二大报告中的有关提法。

赵紫阳如此强调市场的作用，是违背十二大决定的。市场，有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也要有劳动力市场，即所谓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市场的提法，我反对过一次。据说宋平同志又反对了一次。后来还是写上了。曾经有两种表述方法，一种叫劳动力市场，一种叫劳务市场。赵紫阳这样突出市场的作用，到后来就形成十三犬提法，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他提出的调控市场，同“包字进城”以及财政上的分灶吃饭，是互相抵触的。实行财政的分灶吃饭，企业的承包制，势必造成各自封锁、行业封锁、地区封锁，我竞争不过你，就不让你的好东西到我这个地区来，我要保护我的东西，在我这个市场里头实行各种优待。这一套同多年以来宣传的“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造成票子越发越多。据马洪同志说，这是赵紫阳提出来的。可能是1982年，张劲夫同志介绍上海一货币专家给他，谈了一次话。那个人讲：罗斯福新政，增加支出，搞各种各样的工程，增加票子，增加社会购买力，票子发行很多，通货膨胀很厉害，国民经济在大混乱以后，到第二年或第三年就稳定了。赵也想搞一年涨价，增加票子发行，认为一年以后就可以稳定。他要大家研究罗斯福新政。当时我们几个根据简单的分析，指出那时的罗斯福新政同我们情况完全两样，他那里是消费过度萎缩，供大于求，我们是供不应求。他以后不再提了。

1984年，发现社会购买力大，供应跟不上，赵就提出积压外汇不尉用浪费，不要有钱不会花，结果花掉了国库积累的近1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来购买高档消费品，包括高级小汽车，最后，外汇只剩下25亿，据统计局材料上说，实际上国库只有5亿美元，其他20亿是帐面上有，而国库里没有。海南省汽车大案就是赵紫阳批准的。在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只提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同意，只说是任仲夷的秘书办的。据说，这一案就七万多辆小汽车。

有人算了一笔帐，十年我们内债合起来近3000亿，外债目前420多亿美金，按3。7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计，也有1500多亿元人民币。内外债合起来约有4500多亿元。今年内债进入还债高峰，外债到1992年进入还债高峰。房维中同志说，我们靠4000-5000亿的内外债，维持了虚假的繁荣。

何均同志告诉我一个例子。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形成，主要是抗战结束以后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内有些暴发户，包括搞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也是这样富起来的。。发生通货膨胀老百姓吃亏，他们发横财。

同弗里德曼谈话以后，赵紫阳的经济改革到底是要干什么，应该是明朗化了。至于他终于没有搞成，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也考虑到能不能通得过，在什么情况下说到什么程度。过去有什么意见还送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看。他公开发表的东西，同在小范围里说的往往不一样。正式场合是一个说法，私下谈又是一个说法。1984年用掉120亿美元，就没有通过老同志，是他在北戴河决定办的。

去年初，本来的提法叫稳定经济，又加了一个发展经济，然后出来“改革总揽全局”。三、四月份，两头在外、大循环，年中又提出闯关，九月以后治理、整顿、深化。到处出现抢购，不得不治理整顿。他在三中全会上，对几年来经济上的问题，只承认“见事迟，抓得晚”。实际上，去年下半年，他又提出反对走历史老路，他下面那些人也纷纷鼓噪，反对治理整顿，说治理整顿就是走历史老路。本来，李鹏同志今年春天在政府报告中准备讲多年来的失误，赵坚决反对，只讲了本届政府即一年多一点时间里的失误，但赵紫阳也不赞成。今年的人代会，代表们对李鹏同志报告印象比较好，认为态度比较诚恳，还作了自我批评。小组会上，代表们纷纷对赵紫阳提出批评，认为主要责任在赵紫阳，而赵紫阳却不吭声。他对李鹏同志不高兴，到耀邦同志去世，他就把污水泼到李鹏同志身上。学潮开头，什么人都骂，可以说是乱箭齐发。4月18日晚，一冲新华门，从此矛头集中指向李鹏。提出让李鹏同志出来对话，不出来就打倒。4月22日上午，有人造谣说李鹏答应在中午出来接见学生。这也是为了挑动学生反李鹏。

小平同志这次讲得好，说有些人的所谓改革是搞资本主义化。有同志说，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他们确实要按照他们那一套来改，我们是完善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互相排斥的，还是相容的？核心的问题是实行计划经济能否自觉地遵守价值规律。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只能够盲目地、自发地起作用，不能自觉地调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就拿日本来讲，他们有四大钢铁公司，年产量4000一5000万吨，公司下面各有几个大钢厂，完全是搞商品生产，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也在国际上销售。这类公司的商品生产，计划非常严密，你既不能少生产，也不能多生产，总公司对下面的各个分公司莫不如此。这个妨碍不妨碍遵守价值规律？根本没有妨碍，相反，他们根据计划，自觉地按照价值规律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他们的跨国公司比我们的计划性还强。不能认为他们的计划可以运用价值规律，而我们就不可以，这没有道理。他们的信息，国内国外都比较快，这比我们进步。我们不仅信息不快，还相互封锁，在这方面确实不如日本。

4 八月十一日的谈话

经济私有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一直不同意批评“一切向钱看”。他们自己的讲话、文章里头一直避而不谈，别人的讲话，经过他们的手，也往往把这个话勾去，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讲话。1985年3月小平同志在科技会上的即席讲话，批判了"一切向钱看"和它造成的后果。这个讲话，是我让吴明瑜整理的，他把批评"一切向钱看"的话删掉了。吴明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耀邦、赵紫阳一致。后来出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确定收入这篇讲话，我照录音稿补上了反对"一切向钱看"这一段，并且报告小平同志，说过去公开发表时没有整理进去，现在根据录音稿加上了，他同意。

1986年讨论精神文明决定，乔木就这个问题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赵紫阳、李鹏、姚依林、田纪云。李鹏、姚依林同志批了，李鹏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要讨论一次。信传到田纪云同志那里，在一次会上，他讲了一段话，听不出来是反对还是赞成"一切向钱看"。赵紫阳插话讲，"一切向钱看"这个提法，赞成或是反对，不容易说清楚。他说，商品经济，一切都要通过货币，都要经过货币单位进行计算，这个是不是向钱看，如果不是向钱看，那么什么是向钱看，这个界限难划。耀邦当时没有说话。这个问题后来没有展开讨论。

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生产的目的，这也是长期以来讨论未决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中央党校内部有过一个争论，有人认为，在宏观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可是从微观看，从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讲，就不能不以盈利多少为目的，如果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为目的，经营就会很困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不论从宏观、微观看，目的都应该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应该成为我们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大邱庄有四句话，即"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于光远对此大加宣扬。1987年中顾委召开批评于光远的生活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同他争论，他还坚持自己的看法。四中全会以后，许立群同志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里，不点名地批评了于光远。与此相联系，实行各方面的改革措施，许多事情都要有偿服务。大中小学的教师要搞创收，弥漫一时。这种说法和做法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致于后来香港人都看不惯了，说大陆一切向钱看太可怕了。有些资本家说，我们一切向钱看是为了经商，比大陆的一切向钱看还看得远一点，大陆所到之处可以说无钱就办不成事，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办。有一次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耀邦好像忽然有所发现，说香港人都反对我们一切向钱看。这里头包括回扣一类的事，如商务谈判，个人得了一点小利，而国家吃了大亏。赵紫阳说出一个道理来，说乡镇企业不行贿，原料分配不到，没有条件搞活生产经营活动怎么办。就在赵紫阳笼而统之发展商品生产的大题目下，1987年以来的几年中，这种风越吹越厉害，拜金主义、商品货币拜物教这一套思想、这一套做法，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十三大的初级阶段理论出来以后，有人以十三大这个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叫超阶段，大公无私叫超阶段。有人说，初级阶段，坑蒙拐骗。我们的部队是注意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民解放军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那种坏风气影响下，有些战士服役期间就算帐，在部队服役这几年少挣多少钱，不服役又多挣多少钱，甚至《血染的风采》的演唱者，开头很好，后来不给多少钱不唱。报纸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借着所谓观念更新，我们一些优良传统，我们党的性质、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凡是和“一切向钱看”思想相抵触的，都受到挖苦、讽刺。

整党时提出一个正确的命题：商品交换要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但这个原则不能引入到国家政治生活、党的政治生活。最早提出这个意见的是薄老和胡启立，本来这是对的。到了1986年特别是1987年以后，这种观点反而受到批判。要求不仅经济领域商品交换要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一切领域包括政治生活领域、思想工作领域，都要普遍地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书记处研究室整党中间，我们批评了林京跃的那句话：认钱不认权，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进步。这是他在深圳的一次座谈会上提的，说过去是认权不认钱，或者认人不认钱，现在商品经济发展以后，就得认钱不认权。认钱不认人。

关于按劳分配原则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当然应该是按劳分配。但共产党员、先进分子不能以按劳分配为最高理想和自己行为的准则。乔木在这个问题上说了几句话，认为我们应遵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但共产党员、先进分子不能仅把按劳分配当成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理想更远大。如果不是这样，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比如舍身救人你怎么按劳取酬？英勇牺牲怎么按劳取酬？"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又怎么等价交换？近年来党内外有很多谬论、怪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观念的演变，把我们共产主义思想的原则，以及我们多年形成的优良品德、优良传统，在所谓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观念更新"的借口下，一个一个地否定掉了。好一点的思想，好一点的观点，好一点的新闻，都不是受到称赞，而是受到讽刺、批评、压制。旧社会里头那些丑恶现象重新泛滥，与"一切向钱看"等坏思想美系很大。干这些坏事两个结果，一个是好的价值观念维持下来了，那我们两方面都能成功，一个是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物质繁荣了，可价值观念丢得一干二净，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当时感到，他这个问题提得不错。这几年，他实际上是追求后一种结果。1988年初，我去湖北出席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基层干部在会上普遍有这么一种反映，思想政治工作每"改革"一次，就糟踏一次我们的党。他们所讲的，主要是指党组织在企业的地位。他们讲这几年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次一次贬低党组织，一直贬低到1988年党组织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毫无地位了，思想政治工作谁也不想做、也很难做了。

在这几年中，确实有些人以“改革”名义鼓吹私有化。吴树青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小平同志6月9日的讲话，讲清楚了这个问题，说有些人的改革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同我们的改革不一样。如果说私有制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说流氓资产者的出现，目前还只是局部现象，那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的一套确实已经弥漫中国，渗透到广泛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用赵紫阳的话来说，成了"主旋律"。这几年的报纸刊物，大量刊登他的所谓智囊人物和一些理论家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宣传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腐朽的人生观、世界观。人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有人占了社会主义的便宜，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靠卖社会主义出了名，发了财，但是越来越仇恨共产党，总嫌弃为什么不彻底放弃社会主义。更多的人是由于出现对反社会主义现象斗争不力，由于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也有一肚子意见。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许多在关键时刻挺身出来维护党、维护社会主义的人。

关于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化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阶级分析理论，多年来受到冷落甚至受到歪曲、诬蔑、攻击。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对我国社会现阶段阶级斗争状况做出了科学论断。但是那以后八年中很少重提、很少宣传。小平同志这次讲，动乱暴乱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的产物，是必然到来的。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1983年，小平同志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我做了一点自己的解释。其中说到，如果将来一国两制实现了，我们所面对的斗争是什么形式，我们同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们同香港、澳门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面向世界，世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大多数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当然要同他们交往，交往中间，资产阶级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又该怎样对待他们？这些话，是别人不讲的。

我一直在思考，现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怎么样，显示出一种什么动向。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使首都险象环生，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天安门广场可能会被他们继续占领下去，北京以至全国的乱子会越闹越凶。我们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才使得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那么快地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用阶级斗争的学说，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些问题没法解释。国际的阶级斗争形式同我们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式不完全一样，往往采取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形式，归根到底取决于某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及其政策的阶级性质。笼而统之，说什么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只能说明国籍，如果不做分析，见到谁都是一样的朋友，来访者都是一样的朋友，只剩下一句空泛的“让世界充满爱”，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是要什么样的和平和发展，以什么为代价的和平和发展，实在大不一样。新华社编的《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一书，值得一看。人家要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点不合糊的。这本书所收材料还不够：如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大溃败》一书，甚至可以全文翻译出来，作为党内的一份反面教材。

他们这套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没有市场，而是颇有市场，欣赏宣扬者大有人在，甚至包括我们的高级干部。要用大量的反面教材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首先是中高级干部。这可以使我们的同志头脑清醒。像毛主席讲的，我们决不能闭目塞听，把枕头塞得高高的，认为世界上什么坏事情都没有了。人家哪一天都没有忘记，一时一刻都没有忘记竭力实现他们的战略思想。他们这些东西带有欺骗性。资产阶级长期以来用一种抽象的貌似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思想形式，来偷运和实现他们具有特定阶级内容的政策。这一点，确实比我们那些搞教条主义的人高明。讲阶级斗争，往往扳起面孔，缺少具体分析，不善于分析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内容、新特点。这次的风波，他们撕下了伪装，就使我们认识他们的面貌，有了一个好机会o=美国当局和一批反共反华政客，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整套伎俩、十八般武器全部用上了。这是他们和平演变策略的一次大暴露。香港、台湾一些人也用同样的办法。港台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内外的表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党内部有他们的代理人。这些人真正是里通外国，在政治上、思想上配合得极其默契。弗里德曼同赵紫阳的谈话，在政治上、思想上那么心心相印，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几年也不讲修正主义了。毛主席反对修正主义，在内部来讲，搞错了。对赫鲁晓夫，现在，苏联当局几乎全面肯定他。恐怕需要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我们当时反对他，许多共产党也反对他，说他是修正主义。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究竟还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他们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表现是什么形式，都需要研究。在我们国内，问题更突出，甚至连阶级斗争的学说，有人都认为是过时的。于光远讲，“古典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实质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今天过时了。去年还出现了一种所谓马克思主义主题转换论，也是宣传类似的错误论调。

政治上的多元化，以经济上的多元化为基础。其根据是，既然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就不是一元的。这种经济上的多元化，就导致政治上的多元化。有经济的多元化，也有利益的多元化。然后，就有“不同利益集团”一类用语，代替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用语，取消阶级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既然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就有代表这个集团的理论，就形成这个集团的政治要求，因此，不能不实行政治上的多元化。温元凯说过，他要成立一个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联合会，自荐会长，充当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有人成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替他们说话。这是再次得到证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新闻界、理论界不少人大声疾呼，中国要造就一个企业家阶层，他们应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拥有特殊的利益，等等。我在企业管理协会讲，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不能笼统地、抽象地讲企业家。他们所讲的，就是要使我们的企业家包括全民所有制里面的企业家，成为一个集团，作为一个阶层，高于正人之上，还要求政治上和法律上保护他们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有人认为，有了一批私营企业家，还要在公有制企业里培养一批企业家。这些人不是同企业和工人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不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分工，而是从工人中分化出一批人，成为一个压在工人阶级头上的阶层。从1979年开始，鲍彤、吴明瑜这些人就无限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先进的部分。讲了几年，没有多少市场，连耀邦同志都不同意。那时曾让他们搞一个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他们把这个观点加进去，耀邦没有通过。这几年，又说知识分子是社会、时代的精英，是历来领导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搞什么"精英民主”、"精英政治"等活动。实际上，所谓精英，只是他们那些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少数人。他们想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领导力量。这次在天安门动乱暴乱中，他们是起作用最大最明显最恶劣的一部分人。他们要夺权，搞了一场未遂政变。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几十年，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独立的主体力量。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为工农服务、同、工农结合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耀邦那篇关于青年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讲话是好的

对外交往的问题

现在，确实出现了相当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办事、帮外国人说话的中国人。其中有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我们的干部子弟中，说某某人在国外的存款高达上亿美元，这显然是谎言。但是，同外国人交往，接受贿赂，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的人恐怕不是个别的。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的确是新时代的洋奴。出现赵紫阳这么一个人物，确实有社会基础。他也在培养支持和发展这个社会基础，自己则成为这个基础的代理人。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动乱和暴乱，以赵紫阳为代表，在政治上形成了党内的、社会上的反对派。要根据这样一个社会情况和党内情况，来检验赵紫阳在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上的讲话、文章、批示，不能说每一句话都不对，但从总的看，可以看出他想把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归结起来，私有化、多元化，还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过去的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是思想问题，只是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赵紫阳也特别警惕，说经济领域里头反对自由化可要慎重，三番两次禁止反对经济理论方面的种种自由化的言论。1983年，小平同志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作为一个政策来说，当时这样讲完全正确。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从来不说，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只是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而不涉及经济领域。实际上，他的影响当然也不是限于思想领域，对经济领域也同样有很大的影响。自由化已经不只是坐而论道，不只是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而是变成政治实践、政治行动了。

美国的所谓和平演变政策，拿艾奇逊最早的说法，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还要通过这些人来培养一批新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表面上看，他们好象只是一个一个，或者一批一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有了这批人，正如主席说的，他们就要用自己的思想来改造世界的面貌，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批人成为一股社会力量，就要起来闹事，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闹事，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从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看出一个特点，即所谓"精英"同地痞流氓相结合，然后动武。放松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列宁所讲的，你不向党员、向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他不接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就会接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在这方面，毛主席有些话还是真理。每一个阶级，无论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者封建阶级，都要按照各自的面貌顽强地表现自己。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崇拜自发性，马克思主义不去领导他，人家就去领导。青年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来很多人在中学时期不错，一考上大学就变了。争夺青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西方一些人寄希望于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可以说部分地实现了。在匈牙利、波兰实现的部分很大了，南斯拉夫也剩下不多了。赵紫阳不让我们批评经济理论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人家就扩大阵地，扩大影响、他一提出，改革进入新阶段，必然要改变所有制；政治方面的改革，必然是多元化，允许不同政见的合法存在，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存在。耀邦的去世，本来搞悼念活动，结果"精英"在那里闹事，就改变了你的悼念活动。本来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他们却提出，要为耀邦平反，要为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被打击的人平反。那就是要改变历史。说准确一点，他们借口为被打击的人平反，就要把一切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及思想感情上有这类错误倾向的人，统统在他们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把不应划为右派的许多人甚至很多好同志定为右派，后来平反又扩大化，确应定为右派的少数人也平反了。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反右派是正确的。例如戈扬这类人，过去确实是右派，现在还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造反派，比如阮铭。有的老同志说，我们这些人，有些人"文化大革命"是挨整的对象，现在仍然还是挨整的对象，那时说我们右，现在又说我们"左"，我们被批为一贯错误，批我们的人，当时正确，现在还正确，实在奇怪。

我同赵紫阳争论的次数不少，其中最尖锐的是198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的出发点完全是好意。他说，十二大以来，一直讲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份和经营形式，他主张改称为多种所有制形式。我觉得无所谓，经济成份，经济形式，所有制形式，无非是对同一问题的几种提法。后来他讲到发展商品经济这一段，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讲了其他一些话。我说，前面讲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后面讲发展商品经济时只说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前后不能呼应。我说，这种提法可能导致两种理解，一是不同成份、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都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种理解，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只限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了前后衔接，应在提法上加以区别。是否可以说，发展商品经济，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一听这个话，马上就火了，说你这是在搞繁琐哲学，结果就要干扰改革开放。我说，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我刚才讲得非常明白，你的这个定义式的断语，同你前面的说法不一致，两种理解中不管哪一种都不对，我们现在不能只允许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而不允许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也不能把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统统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时万里同志插进来帮腔说，我知道，你同胡乔木都不赞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提法，胡乔木甚至说这种划分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万里讲的时候火气不小，声音很大。我说，我们在这样的会上不要发脾气，发脾气不利于解决问题，还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好。这样一说，万就不吭声了。后来我就此问题又同赵紫阳继续争论，争了约有20分钟。耀邦在一边听，不搭腔。我同赵紫阳争的结果，还是他妥协。他说，好吧，好吧，发展商品经济从总体来说，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说有了这句话，也就可以了，我同意了。

在讨论广东、福建两省经济问题的座谈会上，主要是赵紫阳同乔木争论。赵紫阳不赞成提反对投机倒把，后来胡乔木就妥协了，叫投机诈骗。后来搞一个文件，我负责修改，里面没有用“投机倒把”这个概念。赵紫阳没有听清楚就说，怎么“投机倒把”这个词又出来了？发了一顿火。他发完了火，我说：紫阳同志，文件里头没有提反对投机倒把，还是按照两省经济座谈会的用语，写的是投机诈骗。他不说话了。

长途贩运问题，首先是任仲夷同志提出来的。允许不允许农民长途贩运，也就是允许不允许农民经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梅行同志的某些意见我不赞成。他笼而统之，不同意农民经商。林子力告状，说我不赞成农民经商，这是没有根据的。

七 在烟台审核“百日电台”电报稿

在烟台时，我还做了一件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要编写一本书，汇编有关新疆和平解放中央与新疆往来的文电。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收集了我当时携带到新疆的电台（也叫百日电台）发给中央的一百多份电报，选了八十多份，准备作为汇编的重要部分。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派人带着稿子来找我。在烟台，我把稿子核对了，包括注释都看了一遍。1990年5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和新疆军区政治部合编的《新疆和平解放》一书。

八 研究总结"八九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

从烟台回来，宋平委托乔木和我召开座谈会，准备进行“八九政治风波”70天的总结。这个工作延续了两年多。

九 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言

与此同时，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和企业管理会议在怀柔召开，研究赵紫阳下台后的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及如何改正赵的失误。这时候，中央发了7号和9号文件。9号文件提出党委还是政治核心，从此出来了"两心"的提法。厂长是中心地位，党委是政治核心。

1 谈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在这个会上，我做了一篇发言，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企业的性质，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政治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企业来讲，厂长指挥一切，可以讲厂长的中心地位；但我们很多企业同时也是个小社会，企业办社会嘛，很多企业是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组织。毛主席讲过，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基层，其中包括企业在内。既然它是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厂长就不能指挥一切了，这就需要有党的领导。企业同时也是党领导的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党委是政治核心的理由就在这里。

2 谈自由化泛滥的三个阶段

更重要的一点是讲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其中有一大段是讲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大体上经过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的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自由化思想发展的后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八九政治风波”就是这个政治势力表演的结果。当然这股政治势力是由美国导演和指挥的。然后，我根据赵当总书记这一段在经济领域里自由化思潮的表现，提出了8个问题，希望大家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十 起草中央同意邓小平辞去两个领导职务的决定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与中央常委及杨尚昆、万里谈话，提出要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他经过杨尚昆转达，指名要胡乔木和邓力群来起草中央同意他辞职的决定。

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从1986年9月他和我谈话，到这时已经三年不找邓力群了，现在要写中央同意他辞去军队领导职务的决定，他又想起了邓力群。

本来领头做这件事情的是胡乔木，但乔木把事情推到我的头上，说：你先去搞一个稿子。之后，乔木去了山东、上海。我找了几个人写了好几遍，形成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2800字，一个方案是4000字。最后的稿子有两点缺陷，一点是遗漏了，另一点则是疏忽。召开七大之前，各个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都到延安去了，太行只留下邓小平负责，还代理北方局书记。我知道这个事，但写的时候忘记了。疏忽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是管军队的，他在军队和国防建设上的作用，我们疏忽了。邓小平那里加上了这两点。征求了中央几位同志意见，胡乔木接手改了几次。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为什么不找别的人，而要找胡乔木和邓力群起草这个决定，一直到现在，我说不清楚。

十一 在南昌《当代中国》丛书编写会议上讲话

1 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11月，我去南昌召开了《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会议。在这个会上，我有一篇讲话。主要内容讲了两点。在"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上，我讲了一点自己的意见。与过去的意见连续下来，有一点发挥。意思是讲："四项基本原则"本身要求"改革开放"，对于"四项基本原则"来说，"改革开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必然的要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两者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措施都应该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稍不谨慎，就可能损害"四项基本原则"。理解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很重要，而难处也正在这里。我讲的这个道理，我看站得住。

2 国际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

第二个内容，是根据70天的总结，讲了一下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问题，讲了阶级关系的新情况。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风波"中呼唤要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对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中产阶级形成以后，国内的政治格局就难以逆转了，自由化分子就是这样一个企图。我的讲话，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八九政治风波"的原因，说明了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

3 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在编写会议上，大家还提出了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史的问题。为此，1990年2月，中央宣传部又发了二个文件，要求在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编写这部丛书的成果。

十二 在"一二？九”运动五十四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从江西回来后，遇上了“一二？九”运动54周年纪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学生会向北大的老同学发出邀请，请我们这些老同学到会给北大的积极分子讲讲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体会。我的这次谈话，用我们家庭两辈五个成员和北大的历史关系来说明一个道理，即爱国要爱得正确，还要爱得执著。

这篇讲话既有思想，又带感情，不仅是我回忆北大学习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经历的感悟和体会。抄录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这部自述的一种总结。

爱国，要爱得正确，爱得执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学生会，约我参加纪念“一二？九”座谈会。我想讲点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这个家，和北大有点缘分。五四运动前后，我的大哥从北大经济系毕业。1950年，我的一个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参军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个参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转业，考入北大历史系，一直读完研究生。我的儿子"文革"时在农场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北大经济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进北大经济系，读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个人在北大读书，前后60余年，同北大建立了历史的联系。北大的情况好，我们跟着高兴，北大的情况不太好，我们也跟着发愁，甚至难过。在大的问题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从学潮到动乱，从动乱到暴乱，从暴乱到平息暴乱，北大的同学们，除了王丹等少数几个人以外，据我了解，其他的同学，都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这当然是很可宝贵的。但是爱国要爱得正确，很不容易；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发言，就是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况，来跟同学们谈谈这个问题。

我大哥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他参加了许德珩同志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作为国民党的左派，同当时在北大的陈毅同志、邓洁同志，亲密合作，共同战斗。他毕业以后，当了《国民周报》、《国民新闻》的总编辑，宣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段祺瑞政府，被列为通缉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写信回来，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广州参加革命军官学校训练。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开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时期，我的三哥当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见习排长，他所在部队作为先遣队，在经过湖南桂东时，他回了一趟家。母亲、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时，他满腔热血，认为自己责任在身，只吃了一顿午饭就走了。在战斗中，作战很勇敢，不怕牺牲，奋勇当先。我大哥不久也从广州回到家里，住了几天，经长沙到武汉，转到冯玉祥的部队负责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军打到江浙，我们党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不久发生"四？一二"惨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河南会师，我大哥转变成为统治营垒中的一员。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爆发中原大战。同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的扩大会议，我大哥作为改组派骨干之一，参加了这些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汪蒋合作，他当上了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做了国民党的大官。1934年蒋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国留学去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同陈铭枢组织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组织，回国参加抗战。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汪精卫出走到了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劝他一起行动，在投降还是抗战，卖国还是爱国这样的紧急关头，他选择了留在重庆、坚持抗战的_道路。在这以前他先后任河南、云南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来又参加了冯玉祥领导下的一些活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南京，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他帮助程潜竞选总统。程竞选失败，回湖南当省主席，要他回湖南当省民政厅长。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取得胜利，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程潜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他参加了这个起义，并联络一批立法委员通电起义。1951年我见到他，他说，这一二十年来，你走毛泽东的道路走对了，我走蒋介石的道路走错了。一九五一年他当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民革武汉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1953年去世。盖棺论定，从爱国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爱国的立场。尽管可以说是爱国的，但历史证明，他爱得不那么正确，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但最后还是回到了爱国的立场，立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的侄女，在北大时是一个热血青年，满腔热情参加了抗美援朝。停战后，转到地方学俄文、学技术。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冶金学院当技术员，当助教。到“文化大革命”，造反相当积极。她丈夫的父亲是个香港的小资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继承遗产。我劝也劝了，骂也骂了，但她还是要去。他们做的是国货生意，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赚钱还得靠祖国。在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期间，她态度坚决，要同北京搞动乱的人站在一起。写信回来很荒唐地说：我的叔叔几年受压，也一定会同她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其实，我们家里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对动乱的。到现在为止，究竟她的立场转过来没有，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我的侄子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以后考上北大，读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入了党，政治方向一直不错。不能说他多年中间没有错误和缺点，但是可以说，他从参军那天起，到北京这场风波，政治方向对，识别能力比较好，工作勤恳、努力，业务能力达到了高级编辑的水平。

我的儿子，1966年初中毕业，不满18岁，就下乡劳动，在农村将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后，他曾到五七干校看过我，说了两句亲身体会的话："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革命。"他当过生产队长，劳动肯干，同农民的关系比较好，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在农闲时，登名山，临大川，访问古战场，凭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抓紧时间读了书，结交了一批在农村锻炼并且立志献身农村建设事业的青年。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牵连。回到北京，我让他认真阅读了《资本论》等经济方面的经典著作，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1977年恢复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读的也是经济系。1980年，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学生进行竞选活动。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跃的一个是胡平，一个是王军涛。他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与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了解，以及平时的学习是分不开的。他曾和我说过，在这次北大的竞选活动中，沙健孙等老师主动出来设讲座，回答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帮助不少同学提高了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他在经济系学习的过程中间，意识到搞经济不懂得数学不行。所以在北大几年，不仅读完了经济学的课程，还读完了数学系大部分课程。毕业以后，他同一批立志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青年，在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当了研究人员，也入了党。到1983、1984年，这些人中间发生了分化，有几个人离开社科院，到了国家体改委的体改所。在这次动乱、暴乱中，他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考验。在接触实际、研究理论的过程中，坚定了信念：中国要坚持公有制，不能实行私有化；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资本主义化。

说到我自己，我想说一说“一二？九”运动以前的事情。我的家庭是富农成份，父亲是前清的秀才。戊戌变法前，湖南兴起新学运动，属全国之先。他同几个人在我们乡里办了桂东第一个洋学堂。他当过教员，也当过校长。这里顺便说一个故事。1933年，王震同志领导的红军，到我们县里打游击，筹款，做群众工作，去抓一个大地主。没想到我父亲正在他家做客，地主跑了，他却没跑掉，结果被抓去。这支部队里负责政治工作的袁任远，是我大哥在河南冯玉祥部队里工作时认识的朋友。那时冯玉祥同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办法不一样，蒋是屠杀，"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漏网一人"，冯是礼送出境。他就是被礼送出境的一个。当他知道是我大哥的父亲时，还特加优待，家里交了三百块光洋就给放回来了。1933年5、6月间，父亲到了南京。这个时候，南京有几个大贪污案被揭露，闹腾了一阵子，不了了之。那年暑假我回南京；他跟我讲到，一个多月在红军部队里的生活，使他认识到红军官兵平等，为国为民。相比之下，他得出结论：救国救民，要靠共产党，国民党没有前途。一个前清的秀才，又是被红军抓过的人，得出这样的判断，在我脑子里留下不能忘记的印象。 一个需要谣言作为论据的论点是没有说服力的。一个经常被谣言攻击的人应该是伟人。一个经常散布谣言的人绝对是道德低下的人。

现在回过头来说我的思想变化过程。北伐胜利后，湖南掀起了广泛的农民革命运动，我那个桂东县是1926年开展起来的。我在小学受过国耻教育，那时参加了儿童团，唱打倒列强的革命歌曲。土豪劣绅被戴上高帽子游行，农民进驻地主的院子，分他们的粮食，砸伪善人的牌匾。在村里领导农民运动的是两名小学教员。"四？一二"后，他们一个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剖腹，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一个跑到长沙，也被抓住杀害了。邻村一个小学教员，也是积极分子，被抓起来五花大绑，押送途中跳到河里，被打死了。当时到处反共清乡，陷入白色恐怖。在这个时候，参加北伐的我的哥哥和叔叔，先后回家了。他们都讲，他们打仗时出生入死，没想到旧的军阀打掉了，新的军阀又上来了，他们不愿意再为蒋介石卖命。这使我认识到，蒋介石是个刽子手。毛主席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红军多次经过桂东，沿途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众特别是穷人说，红军官兵平等，纪律好，心向穷人。但是瞿秋白实行盲动路线，一些"左"倾分子提出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也使人们产生一些疑虑。

我1929年夏天到长沙，在原由国民党左派主办的一个中学上学，开始阅读左倾的文学作品。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深受感动。另一方面，我们的校长、教务主任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成员，每逢纪念日或学生集会，他们大讲汪精卫这个人，讲汪精卫的事，使汪精卫成为我崇拜的一个偶像。汪当时的口号叫做"夹缝中间的奋斗"，这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一个印象：救国靠蒋介石不行，只能靠汪精卫。这一年蒋桂战争爆发，广西军队经过长沙，进军武汉，不久败下阵来。后来阎冯反蒋，但很短的时间，被蒋瓦解了。对汪、冯、阎打败蒋的希望，也从此幻灭了。

1931年夏天，我从长沙经过南京到北平。那时长江正发大水，从报纸和传说中知道，几百万人被淹死，上千万人逃荒。上了北平汇文中学，开学没多久，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没几天，东北三省完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有些学生到南京请愿，"失足落水"，被捕被杀。我总希望汪能坚持抗战，但很快汪蒋合作，既不再反蒋，也不抗战了。由此，寄希望于汪精卫救国的幻想也破灭了。很短一段时间里头，我情绪消沉，热衷于读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到1932年，上海抗战失败，热河也失守了。

这个时候，在北平的一个表哥，引导我看左翼小说，阅读外国革命文艺作品，还看一些浅显通俗的社会科学小册子。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一些救国救民的主张。

1933年，发生了长城事变，同共产党合作的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同盟军向日军反攻，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默契配合下，遭到失败。

在这期间，日本飞机经常在北平上空盘旋侦察。我们的学校是个美国教会学校，听说校方为了保护美国的财产，在教学楼的楼顶上铺了美国的旗帜。在中国读书，竟然要顶着美国的旗帜上课。受到很深的刺激。感到莫大的污辱。走出校门不远的地方，有个日本随营妓院，外国兵经常酗酒闹事，辱骂殴打中国人。再往前走，就是东单广场，不准中国人入内。经常见到外国兵在那里武装操练，向中国人示威。紧接着的是东交民巷，有外国的使领馆，各国的驻军，享有治外法权，完全是“国中之国”。外国驻军不仅在这里面耀武扬威，而且常常到北平郊区实弹演习。国土被践踏，民族受凌辱，令人无法忍受。这些东西，在四十年前已被革命的铁扫帚扫除干净，可是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心情很难平静。这年夏天，我的表哥知道了我的思想倾向和救国热情，正式跟我说，准备让我参加一个组织。不几天，他在东单市场撒革命传单，被捕了。他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取表哥留下的东西。我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参加革命组织。他说，你还年轻，不必忙于参加组织。没想到不久他也被捕了。表哥通过他坐牢认识的一个狱卒带来一封信，告诉我他被关在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我去探监，走到很高的围墙底下，就听到里面当啷当啷的声音，简直叫人心碎。见面时看到他带着脚镣手铐，情不自禁，大哭一场。每探一次监，加深一次印象，加深一次思考。蒋介石国民党自己不救国，不抵抗，还对爱国救亡分子抓的抓，杀的杀。卖国有功，爱国被杀，这是一种什么世道？无数的刺激，多次的思索，使我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参加革命组织的决心。找不到革命组织的线索，只好在同学中找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个读书小组，阅读中外革命文艺作品，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体会就记在日记上。

1934年的年底，去南京过寒假，我大哥要看我的日记，发现我的思想倾向，非常严肃地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信仰共产主义，不反对，但是绝对不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政治活动。他说，红军已经被国民党的军队打败，离开江西，前堵后追，全部被消灭已为期不远。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不是坐牢，就是被杀。他还说，五四时期他也是满腔热情，参加了救国救亡运动，也曾经相信共产主义，甚至曾想加入共产党，有些共产党的朋友同他的关系也很好。为什么没参加？因为想到他曾经向父亲承诺一个责任。父亲用全副力量供他读到大学毕业。他有责任使他的弟弟们接受教育。也由于这个关系，他不得不转入政治活动。应该公正地说，他确实对我们这几个弟弟尽了他允诺的责任。他还深情地说，他本来也想做学问，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不能不从政，直到现在。不能做学问，是最大的遗憾，希望我能专心做学问，弥补他这个遗憾。不但希望我上大学，还准备供我留洋。黄河有百害无一利，如果能学好知识，能够致力于治理黄河的事业，而且做出成绩，不但国民党需要这样的人才，就是共产党当政了，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应该说，我没有怀疑他说这些话的真诚。可是，种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民族被污辱、人民被欺凌、国土被践踏的事实，使我对他的话，再也听不下去了。让我个人成为水利专家的美好前程，再也没法打动我的心了。

1935年春节前回到北平，日本侵略者在灭亡满蒙之后，加紧了准备灭亡华北的步伐，指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自治区，可以说是第二个满洲国，紧逼北平。在日本侵略者政治和军事的压力下，阴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继续不抵抗，同日本人达成"何梅协定"，拱手让出大批主权。国难当头，亡国灭种已经成为现实的危险。确实像"一二？九"宣言所说的那样，华北之大，再也不能安稳地摆下一张书桌了。读书难以救国，救亡图存，才是一切先进分子的历史选择。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救国救亡的先进分子，展开活动。这时传来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愈来愈多人民的响应。长征红军没被消灭、胜利到达陕北会师。这些消息不胫而走，鼓舞了一批又一批拥护抗日救亡的青年。在1935年12月9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学生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9日这天的游行示威我没参加。中午吃饭的时候听说学生上街了，被水龙冲了，被警棍打了，有些学生受了伤，有些学生被捕。到了11、12号，我们正上物理课，听到紧迫的钟声，随着呼喊同学们都到体育馆集合。这时候，有燕京大学的几位同学，介绍爱国游行被镇压的事实，讲到抗日救亡的愿望，号召同学们参加救亡的行列，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群情振奋，汇文同学一致决定参加救亡行列。大会上我们读书小组有位同学，提名我做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委员。从即日起，宣布罢课。到12月16日，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经过曲折、迷悟、探索、追求，从此我执著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

以上，我说的是我们这个家庭在北大当过学生的几个人的情况。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从“一二？九”算起，到现在已经54年了。看到的、听到的更多更多的事实，说明爱国要爱得正确，是不容易的；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想法、爱国的感情，是好的，但光有这些还很不够。有了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也可能犯错误。小错误必不可免，大错误则应力求避免。问题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有的人犯了错误，就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反动的道路，甚至于卖国的道路。问题在哪里呢？犯了错误，能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正确的道路。有人说，爱国有心，报国无门。门在哪里？就在于你诚恳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这样，错误甚至于失败，确实可以成为宝贵的财富，使你更加成熟，更加真诚。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接受错误的教训，正是进步的新起点。爱国爱得正确尤其重要。我家里的人也好，或者我的同志和战友也好，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一个段落，甚至一二十年，都是爱国爱得正确的，都是跟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可是到了一个时候，一个关键时刻，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转向了。就拿前面我说过的表哥来说，他引导我走上了救国的道路，坐牢一直到1936年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出狱，整整三年，一直很坚强，一直表现很好。出狱以后，他见到我，说想回家看看，他家里人也希望他回去看看。没想到一回家，就不出来了。抗日战争爆发，他重新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动，但是不是来找党，而是找到蒋经国，在赣南公署干了好几年，下场很不好。

还有延安马列学院，一个经过长征的老干部，毕业以后分配到国民党区做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起来后，叛变了。还有，一个在马列学院院长领导下的党总支五个常委之一的人，被派回家乡做工作，被国民党抓住以后，也叛变了。

相反，有些人原来走错了路，经过历史的教训，最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其中包括当了战犯的，后来成了爱国的将领。另外我还可以说到陶峙岳将军，他曾经当过新疆绥靖区总司令。到1949年，响应党的召唤，并受到张治中将军的影响，在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和包尔汉领导了新疆的和平起义。从此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搞爱国事业，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一直到198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最高的愿望。

我们北大的同学，有些人在今年那几个月里，也可能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原因很多，但总的来讲，只要认识了，接受了教训，都没有什么不好。党和政府是理解的，人民也会谅解。怕就怕固执错误，坚持错误，不愿意改正错误。

至于爱国要爱得执著，爱得坚定，爱得彻底，坚持到死那天为止，确实是个艰难的过程，要随时准备接受考验。这里核心的问题，是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可以说是难以爱国爱得执著的重要原因或者说唯一原因。换句话说，就是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个人前途的位置摆得不妥当，就不可能爱国爱得执著。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要以个人为中心，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完善。坚持这样的观点，坚持这样的立场，他口头上也说是爱国，实际上很难说是真爱国，即使一时一事爱国，也不可能坚持到底。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把个人利益、自我完善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到极点，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践踏民族尊严，还不知悔改，就难免不走到卖国的道路上。这已经为很多的事实所证明。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常遇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的矛盾。遇到这种矛盾，特别是在这种矛盾尖锐的时候，必须自觉自愿地把国家利益、国家命运、国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个人前途放在第二位，甘心情愿地、真心实意地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甚至于牺牲个人利益。我们成千成万的先烈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不正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我们的国家才有今天吗？

或者流芳千古，或者遗臭万年，关键的一点，是把个人的利益、命运、前途，放在什么位置上。据说曹操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话是否真的说过，需要历史家去考证。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执著的爱国者来说，无论如何不能负国家、负人民，绝对不能时时刻刻想的是国家负我什么，没给我什么，而应该时时刻刻想着我为国家少做了什么，少贡献了什么。对我们这样一些六七十岁的人来说，解放后四十年，和旧中国相比，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走到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再也看不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像过去那样污辱、欺凌我们的事情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前途来讲，还是需要我们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更加富强，更加进步。为此也就需要我们年青一代，不止一代，还要下几代，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继续做出贡献，继续做出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