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最近，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禁止擅自公开他人信息资料，违者将被处以最高5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将在半年内被停机或禁止上机。不少网民质疑这一地方立法限制了目前颇为流行的网络监督，为贪官污吏提供了一顶保护伞。其实条例通过的方式本身就让人感觉“怪怪”的：徐州是享有立法权的“较大市”，为什么自己的立法要让省人大越俎代庖呢？虽然这种做法在国内并不少见，它只能说明地方民主立法程序不完善。如果徐州市政府确实认为有必要禁止“人肉搜索”，就应该好好征求当地选民的意见，而不是让上级代议机构通过一部限制自己辖区内人民自由的立法。但不论是江苏省还是徐州市，都不应该涉足互联网立法。某些事情的性质本身就排除了地方立法干预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网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首先，我们都知道网络是一种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公共物品，而民主责任制的一条基本原则是立法影响的范围必须和立法主体相适应，也就是说影响全国的立法应该由全国性立法机构来制定，影响地方的立法应该由地方立法机构制定。这是因为法律既保护我们的权利，也对我们施加义务；既为我们提供福利，也要求我们为福利买单，而民主的真谛就在于自治——我们自己决定付出多少成本来换取什么利益。如果权利和义务的对应链条发生脱节或错位，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当官也享受某些好处（看看奥巴马在美国的人气），但前提是执政者必须给人民带来好处；如果当官的只享受好处而用不着“为人民服务”，或更准确地说，没有选举给他们带来为人民服务的压力，那么各种贪污腐败、滥用职权、鱼肉百姓的现象就见怪不怪了。 即便政府是选举产生的，立法也能代表民意，权利和义务、利益和成本的链条还是会被打破的。关键问题是，哪个民意？全国立法机构代表了全国的民意，但是管了徐州地方的事情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大多数全国人大代表对徐州根本不了解、没感觉，这样怎么可能制定出适合徐州地方需要的立法呢？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徐州市的信息保护条例，就是属于越权立法——“越权”这个概念不只是适用于下级行使了本该上级行使的职权，同样也适用于上级做了本该下级做的事情。当然，徐州管了全国的事情就更不合适了；假如徐州可以决定全国的预算分配，那还不得将国库搬到徐州来啊？这个例子听上去可笑，其实绝大多数地方保护主义立法都是这么来的。就和人一样，每个地方也都是理性自私的；如果任...

一、为什么良性违宪在中国是一个问题 非常有幸到天则所跟大家做这次交流。上次张曙光教授邀请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法学尤其是宪法学跟经济关系不大，不一定能够找到非常相关的题目。我后来想了一下，自己以前写过的这个题目可能跟经济改革有一点关系。今年也是改革三十周年，所以我就选择这个题目跟大家交流一下。也许经济学家会发现这个题目有点意思。如果只是谈论宪法和法律的话，可能会觉得比较乏味。而且我觉得在改革的三十年中，经济学家大多对中国宪法比较有意见，宪法一直在背后拖经济改革的后腿，基本是被经济改革推着走。对于经济改革的每一步，宪法都显得滞后。在最开始的1978年，宪法就已经构成了一种障碍，后来也一直是这样。1982年宪法治定以后，经过88年、93年、99年还有最近04年的四次宪法修正，至少前面这三次大多数的修改是关于经济条款的。因为宪法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所以都是经济改革在进行到一定阶段以后，宪法显得落后了才进行修改。恐怕这种情况在我们作为单一制国家可能会长期存在。而且未必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就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这部宪法及其和改革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的某些改革，尤其是我们认为比较良性的改革，像经济改革，在前面走而宪法落后的时候，肯定会有人站出来指责改革是违宪的，因为社会上各种立场的人都有，而且宪法只是代表其中的一种立场。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有一种比较新的思维去理解这部宪法。所以十多年以前，郝铁川教授1996年的文章首先提出了良性违宪的概念。违宪在我们看来一般来讲是恶性的，而且我也确实认为今天的社会上应该说90%以上的违宪都是恶性的。但是不能排除某些情况的违宪是良性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一般不存在，但是在中国，因为我们宪法体制的关系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对于宪法做出一些变通，但是又不是完全没有原则的解释。所以我的题目就叫做宪法变通和地方试验。当时郝铁川提出“良性违宪”这个概念的时候，曾经引起法学界的不少争议。我自己原先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即使是好的改革也没有必要通过违宪进行，完全可以修改宪法。比方说要进行承包制改革，何不先修改宪法，然后再进行农村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进行了十多年以后再改宪法。在一般状况下，所谓的“良性违宪”不构成一个悖论。但是近两年，尤其是一些地方事件出现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