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二十年前，我们见证了赵紫阳拒绝镇压学生的事实。去年《改革历程》面世，又使我们听到了这位总书记内心的声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镇压”是赵紫阳做总书记的原则──对学生不镇压，对一切公民不镇压，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工人，对资本家，对行使法定权利的同胞，不论上访还是请愿，游行还是示威，批评领导还是表达政见，一律不可镇压，不得镇压。 赵紫阳口袋里没有“敌我矛盾”这种武器。尽管军委主席判他犯了“分裂党”罪和“支持动乱”罪，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没有给任何人戴过“敌我矛盾”的帽子。──这是我自愿提供并且乐意接受检验的证言。 决定敌我，是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本人，就是靠在划分敌我界限和发动敌我斗争中崛起的。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继续有计划地长期地大量地制造各种敌对分子，全面动用国家力量，加以镇压，或管制，或关押，或斗争，或杀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共产党执政权力的核心。有人以为，专政是用来对付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暴徒的。其实不是。所谓敌对分子，几乎都是些手无寸铁的人，如王实味，如胡风，储安平，林昭，如刘晓波，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文弱书生，同年老的马列主义者刘少奇一样，一旦被党的领导定为敌人，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中国的冤假错案，无一不是共产党对“敌人”或“敌对思想”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牺牲品。 但赵紫阳并不认为自己这个公民当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有权给别的公民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大概是一九八七年，湖南驻军打死了一个学生，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向政治局常委请示如何审判。赵紫阳说，你们自己去依法办案，常委不办案。大概也是一九八七年，对电影《芙蓉镇》有争议，有位中央书记向总书记请示：这个电影怎么样？总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不审查电影。是啊，有罪无罪，应该由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电影好坏，应该由观众各抒己见，都不应该在党的权力范围之内。八十年代初，河南兰考县的农民向他诉苦，我们这里沙土地，种花生有多好，可领导非让种粮食不可。赵后来谈起这件事，就感慨系之，说，瞎指挥实在要不得，必须维护农民的自主权。种花生还是种粮食，尚且不在党的权限之内；公民的生死存亡，怎么能归共产党的领导决定？ 产自前苏联的“天赋党权” 现代文明社会，有“天赋人权”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有判定合法和非法的程式...

作者：胡德平      时间：2010-01-07   来源：南方周末 1950年7月,中共川北区首届代表会议大会主席团合影。前排左四为胡耀邦,左一李文清,左五刘聚奎,左六李登瀛,左七郭林祥,左九孙先馀。后排左一饶兴,左三王叙五,左四王贵德,左五赵林,左七李林枝  2009年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宣布将废除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决定重新制定《城市拆迁条例》。这是利国利民的一项重要决定。全民应该热烈欢迎并积极参加讨论。须知毛泽东也有论拆迁的名句:“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鸟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25) 经济的发展不应引起社会的持续紧张和各利益群体的尖锐对立,何况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呢?我认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当然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改革开放也为我们分清优劣、真假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条件,解放了的社会生产力究竟为谁服务? “祖国”一语,在多国词语中都有这样的含意,即祖辈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国家”和“祖国”不同,“国家”是拥有固定领土和固定人群的权力组织形式。“政府”又和“国家”不同,“政府”则是国家执行公权力的社会公共事务机构。毛泽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不能说就没有中国!中国是祖国,早已存在几千年,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新中国,只有相当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功能的组织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才是新中国的法定代表。“祖国”和“政府”的关系,也即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一样,都是主仆关系。历史上,“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合理要求,固然都是新旧民主革命政纲追寻的目标,但何尝不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人们对其祖国最基本的诉求,但实现到何种程度,则和当时国家、政府所处的历史角色紧密相关。 新中国建立之后,全国新解放区的农村继续完成了土地改革,但在广大城市并没有开展房地产业的革命,除去没收反动政府、少数官僚资本和反动分子的房产以外,人民政府给所有拥有房产物业的家庭都颁发了房地产合一的法律证书,予以保护。但毕竟旧秩序打破了,新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了,新政府要办公、要住房,国家要建设,城市要发展改造, 人民政府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因手头材...

——“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     1957年反右运动究竟打了多少右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全国所划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中右分子’，或工人、民警等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数量很大。其中，仅失去公职需要安置的，全国约有十六万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此外，当年在农村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也划了不少右派，虽然后来中央下令不许在农村小学和基层干部中划右派，但是为时已晚，划和不划已经乱了套。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这两者大体上也有几十万戴或没戴右派帽子，却按右派，甚至重于右派的处理办法处理的‘中右分子’。”这几部分人加在一起，总数不会少于一百万。1991年，丁抒《阳谋》（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一书中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2006年1月，又有香港杂志援引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的数字，各类右派人数竟然超过300万人。     1980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五人的右派分子身份不予改正。此时，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外，陈仁炳是五人中唯一活着的一位。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 55万人或130万人或300万人中有多少“真右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按照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的定义——“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当时所谓“章罗联盟”的头子章伯钧和罗隆基，也没有“反共”即推翻共产党的胆识。如果按照毛泽东在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添加的“六条标准” 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因为对这些标准的解释要灵活得多。     本文不采取“真右派”与“假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而采用“主动右派”与“被动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是主动地登台表演还是被动地揪上台，比较容易辨别。      ...

80年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萌芽发展的时代，文革后的反思，中国知识阶层开始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有限度地比较和思考文化思想体制等诸方面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天高皇帝远的USTC（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由主义思潮，领军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方励之以及略为保守的以改革著称的温元凯。而方励之无疑是引导自由民主思潮的第一人。 搞天体物理研究的方励之，他对前辈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的学说和观点知之不多，他的很多观点，是作为第一批去国外访学的学者比较和观察中西方科学文化社会所得到的朴素见解。以现在的眼光看是相当稚嫩和朴素的，也是相当保守和温和的，与给学生和公众演讲时有些夸张的言语和比喻不同，他其实主张换药不换汤不流血的英国式革命。加入共产党时对学生说他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帮助党改革党，他的情感是真挚的。同时恢复党籍的项峙磷教授（曾被打成右派）更激动的脑溢血。虽然方励之对温元凯式的改革有些不屑，上课时对我们（学生）不无挖苦地说：当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确定时，（微分方程）的解是一定的。 USTC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并非方励之温元凯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大环境和小气候合力形成的，尽管80年代初思想文化领域仍然不断有控制的举措，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对科技界影响却不大，公派的大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热，以及不断来访的国外学者，使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几乎突然敞亮起来。邓小平搞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客观上让已经不懂行年事已高的老干部退出了科教系统的领导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党员干部，他们当然不会直接附和方励之等人的言论，但内心却是理解和同情的。 USTC是58年才成立的年轻大学，着眼于前沿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属科学院直属大学，口号是所系结合，科学院各所所长也兼任各系主任，例如近代物理系的系主任是高能所所长张文裕，副主任何祚庥，数学系系主任华罗庚等。但是文革时，由于林彪要搞备战，USTC从北京下迁到合肥，所里兼职的教师以及会钻营的党团干部留在了北京，北大和一些北京科研机构更把一批曾被打成右派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人发配到科大，其中就有方励之以及他的"难友"，如尤峻汉张家铝吴杭生等，可以说在合肥科大的理科教师骨干相当多是北大毕业的右派或准右派。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委书记的刘达相当重视和尊重人才，温元凯就是被...

我特意选出这张照片放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是为了表达我对耀邦同志的哀思。 这张照片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在烟台拍摄的。那一年，因为他患坐骨神经痛、脊髓炎，站起来和走路都不方便。秦川同志要为我们拍一张合影。我先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他把我拉下来，紧紧地靠着他挤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留下了这张令我终生难忘的珍贵照片。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整整七年时间里，我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是他的助手，是同他并肩奋斗的战友，是他亲密的同志加朋友。七年来，人民日报的工作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人民日报许多深入人心的宣传报道，都闪烁着他的思想光辉和智勇双全的胆略。这张照片充分体现了我们这种亲密关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耀邦突然去世，使我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每当我为怀念耀邦而难以抑制悲痛时，我就拿出这张照片，凝视沉思，希望可以减轻一点痛苦。但是，以油浇火火更旺，越看越使我更加悲痛。七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我不能不把这段珍贵的历史纪录下来，献给耀邦的在天英灵，献给一切关心耀邦的同志和朋友，也献给受他指导和鼓舞的广大新闻工作者。 1．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处险象丛生，我们党每迈出一步都得进行艰巨的斗争。 行路难，首先是领路者难。仔细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这支浩浩荡荡大军的司令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抗日战争胜利，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曾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跌落，很多领导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搞乱套了。几千年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毛泽东后期的种种错误，既是我国以前混乱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后开山辟路的思想阻力。 由于对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信奉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因之它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对，不敢说不，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