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一．大国奇观：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却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断‘突出政治’、‘讲政治’的国度，但却是一个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的国家。经常被民族主义劫持的当代中国政治本身，以及本质上依附政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常常很有一些自恋的癖好，但却对于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最不感兴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极度落后，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 公平地说，在学界的努力下，在国际学术潮流的激荡下，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已经稍有起色；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也不能说是一片空白了。但是，这些仍然零散和初级的研究的出现，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前面所述的基本状况。而且，开始在中国初呈热闹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属于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等分支；对比之下，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冷清、薄弱、浅陋与落后，就显得尤其突出了。 世界的通例却是，一个大国（甚至不那么大的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往往是首先研究本国政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要基地所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科学，在美国所呈现的基本分支学科划分，不外乎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四大领域。其中，美国政治这一领域，相较于其他几个领域，无论就学术的发展水准而言，还是就实际的社会影响而言，往往独领风骚。当然，这一领域，在其他的国度，就为那一国的本国政治研究所替代。比如说，在英国，那就是英国政治；在加拿大，那就是加拿大政治；在澳大利亚，那就是澳大利亚政治。1 同样，在那些国度，本国政治的研究，也是政治科学的最为重要的分支和最为热门的领域。在大学里，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政治学系人数最多的一组；讲授本国政治及其研究的课程，总是政治学系名列第一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一个大学，但凡有政治学系（事实上，在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大学都有政治学系，虽然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会把政治学和比如社会学、历史或其他学科合为一系），哪怕规模极小，小到很多方面的政治学专家缺位，但却绝对不会没有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极而言之，如果某个美国（或者英国、加拿大）大学的政治系，规模小到只有一位教授，完全不必怀疑的是，这位教授的专业，...

布拉格， 2009 年 3 月 11 日 瓦茨拉夫·哈维尔   我要向本年度Homo Homini  奖的获得者表示祝贺，并且很高兴他们从中国来到这里。请允许我讲几句话。 首先，我想，当我说出我们为《七七宪章》启示了中国的《零八宪章》而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荣时，我是在代表《七七宪章》的绝大多数签名者说话。 其次，我愿意再次指出我们的经验，这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无论如何都应当接受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人们可能从未估计到成功，可能从未估计到境遇将在明天、后天或十年内发生变化。或许那是不可估计的。如果这就是你们所做的估计，你们将走不了太远。然而，按照我们的经验，不去做出那样的估计，最终就要付出代价，我们发现，改变境遇毕竟是有可能的，而那些被嘲笑为堂吉诃德、不懈努力却又一事无成的人们，结果却可能如愿以偿而令世人惊讶。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事情就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既令人绝望又带来了希望。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告终，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事实上可能会有良好的结局。 第三，我们的经验还在于——这大概要更多地诉诸于我们的普通群众——国际团结至关重要且弥足珍贵。即便它往往只是一种对我们的鼓励，那也是对我们的帮助，而不光是说服掌权者的一个证据。我们自己有着亲历了极权主义制度和独裁统治的经验，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帮助那些尚未能够享有自由的人们。 我的结束语是纯粹个人性质的。到场的各位获奖者以他们能够利用的方式翻译并传播我的文本，这使我深为感动。 谢谢各位。 瓦茨拉夫 . 哈维尔 作家、 捷克共和国前总统

——“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     1957年反右运动究竟打了多少右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全国所划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中右分子’，或工人、民警等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数量很大。其中，仅失去公职需要安置的，全国约有十六万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此外，当年在农村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也划了不少右派，虽然后来中央下令不许在农村小学和基层干部中划右派，但是为时已晚，划和不划已经乱了套。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这两者大体上也有几十万戴或没戴右派帽子，却按右派，甚至重于右派的处理办法处理的‘中右分子’。”这几部分人加在一起，总数不会少于一百万。1991年，丁抒《阳谋》（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一书中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2006年1月，又有香港杂志援引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的数字，各类右派人数竟然超过300万人。     1980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五人的右派分子身份不予改正。此时，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外，陈仁炳是五人中唯一活着的一位。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 55万人或130万人或300万人中有多少“真右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按照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的定义——“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当时所谓“章罗联盟”的头子章伯钧和罗隆基，也没有“反共”即推翻共产党的胆识。如果按照毛泽东在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添加的“六条标准” 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因为对这些标准的解释要灵活得多。     本文不采取“真右派”与“假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而采用“主动右派”与“被动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是主动地登台表演还是被动地揪上台，比较容易辨别。      ...

80年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萌芽发展的时代，文革后的反思，中国知识阶层开始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有限度地比较和思考文化思想体制等诸方面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天高皇帝远的USTC（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由主义思潮，领军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方励之以及略为保守的以改革著称的温元凯。而方励之无疑是引导自由民主思潮的第一人。 搞天体物理研究的方励之，他对前辈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的学说和观点知之不多，他的很多观点，是作为第一批去国外访学的学者比较和观察中西方科学文化社会所得到的朴素见解。以现在的眼光看是相当稚嫩和朴素的，也是相当保守和温和的，与给学生和公众演讲时有些夸张的言语和比喻不同，他其实主张换药不换汤不流血的英国式革命。加入共产党时对学生说他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帮助党改革党，他的情感是真挚的。同时恢复党籍的项峙磷教授（曾被打成右派）更激动的脑溢血。虽然方励之对温元凯式的改革有些不屑，上课时对我们（学生）不无挖苦地说：当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确定时，（微分方程）的解是一定的。 USTC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并非方励之温元凯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大环境和小气候合力形成的，尽管80年代初思想文化领域仍然不断有控制的举措，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对科技界影响却不大，公派的大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热，以及不断来访的国外学者，使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几乎突然敞亮起来。邓小平搞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客观上让已经不懂行年事已高的老干部退出了科教系统的领导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党员干部，他们当然不会直接附和方励之等人的言论，但内心却是理解和同情的。 USTC是58年才成立的年轻大学，着眼于前沿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属科学院直属大学，口号是所系结合，科学院各所所长也兼任各系主任，例如近代物理系的系主任是高能所所长张文裕，副主任何祚庥，数学系系主任华罗庚等。但是文革时，由于林彪要搞备战，USTC从北京下迁到合肥，所里兼职的教师以及会钻营的党团干部留在了北京，北大和一些北京科研机构更把一批曾被打成右派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人发配到科大，其中就有方励之以及他的"难友"，如尤峻汉张家铝吴杭生等，可以说在合肥科大的理科教师骨干相当多是北大毕业的右派或准右派。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委书记的刘达相当重视和尊重人才，温元凯就是被...

Technorati 标签: 蔡定剑      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是普遍规律，西方一样，中国也不会例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是漫长的，有的国家到现在还在进行。有时候，渐进改革难题的解决采取了激烈的形式，人们误以为民主政治是依靠“革命”来完成的。激烈的形式有时候导致玉石俱焚的后果，反倒会阻碍渐进改革进程。当然，激烈冲突的形式很可能与我们不去主动地推动渐进改革有关。        中国的主流社会，包括知识界和其他各类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长期走向的看法也许并没有大的分歧。政治没有什么神秘的，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公共服务的权威机构按照什么规则建立和运行。        过去30年，我国社会的政治关系有很大改善，这个必须承认。举例来说，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一表述的产生，说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辞典中正式有了“民主”、“自由”、“公平”这些反映人类普遍文明价值的政治术语。在中国人的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些政治理念。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难题如何突破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当然，难题的解决也要靠渐进改革。       改革不能冒进。走向成熟的民主政治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国民比较富裕，中产阶级比重较大，居民的耐用消费品使用普遍化。具备这个条件可降低贿选发生的概率。第二个条件是社会比较平等。这是消解激进政治的社会基础。如果贫富悬殊太大，激进政治家的活动空间会很大，容易导致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剧烈动荡。第三个条件是“熟人社会”基本解体，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没有这个条件，全社会的广泛直选就难容易导致黑党政治的普遍化，民主政治就会徒有其名，全社会就会“土围子”化。这种事情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很普遍。第四个条件是民众文化差异比较小。民众文化差异太...

Technorati 标签: 当代人物 , 政治改革 , 严家其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曾在中共十三大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赵紫阳 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政治改革的设计。 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严家其发言指出，没有重大事变的推动，今天的中国不会有真正意义的政治改革。 这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就播出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当时在纽约对严家其先生所作的采访，采访中他首先谈到了当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 答：应该说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不仅希望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希望改革政治体制。他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很多弊病，特别是这个体制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所以他是有决心来改变的。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他也就政治改革说了很多话，比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以及结束领导干部，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物的终身制。在中国的《宪法》里也规定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不能连任两次以上，这对中国是个很大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突破。 没有邓小平废除终身制，没有1982年《宪法》的这个规定，后来的江泽民就可以像毛泽东一样一直连任下去。 问：现在说到政治改革，人们更多想到的是民主选举、新闻自由这些内容， 当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和今天人们这种期待是不是还有很大差距？ 答：当然，他的政治改革是企图从中国的专制政治中迈出第一步。 专制政治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权力的过分集中，第二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终身在位。这两点不打破，中国的专制主义不会消失，而邓小平打破了一条，打破了最高权力的终身任职。 英国走向民主宪政是让国王的权力变虚，解决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集中的问题。而邓小平改变的是另一点，解决了终身制。如果这两方面同时改变，那就是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但中国今天还是党领导一切，没有分权制衡，所以中国只走了一半。 问：如果从历史角度看，邓小平的政改是不是仍可以看作中国整个政治民主的重要一步呢？ 答：是重要的一步，但是也有尾巴。军委主席就没有规定可以连任几届。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军委主席如果没有限制地连任就等于把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努力抵消了。 ...

Technorati 标签: 胡耀邦 , 赵紫阳 赵紫阳是当时邓小平等同胡耀邦一起考虑的一位顶尖级的政治人物，此人最大的特点是熟 悉经济活动，建国之后在广东以养猪著称，思想上一度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息息相通，并且 因为陶铸的此前的铺垫，赵紫阳之于邓小平可以说十分的熟悉。中央原来准备调陕西省委 负责人王任重和四川省委负责人赵紫阳一起入京，以后单独考虑赵紫阳，准备任命他做国 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因为赵紫阳号称精通农业，在四川期间，77、78两年四川粮食增 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但是，当中央有关领导找赵紫阳谈话时 ，赵紫阳居然利用其他理由推托了，中央就只好调来王任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而一向寡 言少语的当时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华国锋此刻说：“紫阳不来是等着我的位置呢。”（指 的是华国锋的兼职国务院总理）作为中央这么一个重要的决定，赵紫阳能够用很简单的理 由给推了出去，那时候看来赵的政治行情已经看涨了。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组成十二大以后的中国政坛的三驾马车，这个格局以邓为主体， 邓小平经常说：“天塌下来有胡耀邦、赵紫阳顶着。”以后他和法拉奇谈话时还是重复了 这句话，只是在公布的时候改成了高个子。类似的话的改变毛泽东也有过，比如章含之回 忆，毛泽东本来对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多读一些外语，免得上了乔老爷、姬老爷的 当。”发表以后就给改成了“外交部的老爷们的当”。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人物，在坚持改革开放上他是一直比较坚定的，也就是这点一 直被邓小平看好，直到他走到对立面以后邓小平还是坚持说这个观点。一九八三年清污的 前后，在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会议上，根据《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的回忆，赵紫阳针对邓 力群、胡乔木等人的耸人听闻曾经细声慢语地说：“ 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也没什么了 不起。”（回忆原文如此）会后，赵紫阳单独找了邓小平谈起这件事，同去的还有万里， 根据万里同志的亲属万伯翱同志回忆，邓小平对胡乔木、邓力群的讲话不满意，不过就说 了一句话：“坚持改革开放...

Technorati 标签: 宗凤鸣 , 政治人物 , 赵紫阳 , 口述史 （2007年12月6日、2008年4月12日、5月3日谈话） （2008年4月12日-5月3日、5日、6月25、26日核定） 单 少 杰 引 言 单少杰（以下简称单）：宗先生，您晚年写的三本书，我都看了。如果将这三本书联系起来看，似乎可以称作您老的“人生三部曲”。第一书本《理想·信念·追求》，写的是您老一生不断追求的经历，早年投身革命，中年从事建设，晚年呼吁民主，因此，可以称作您老的“人生第一部曲”：《奋斗篇》。 宗凤鸣先生（以下简称宗先生）：可以这么说吧。 单：第二本书《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写的是赵紫阳在十几年软禁期间同您的上百次谈话，谈的是你们这两位老战友对许多历史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因此，可以称作您老的“人生第二部曲”：《反思篇》。 宗先生：也可以这么说吧。 单：第三本书《心灵之旅》，写的是您老如何从旧的乌托邦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接受现代普世文明，以及如何形成您老自己的理念，如人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可以称作您老的“人生第三部曲”：《醒悟篇》。 宗先生：小单，不只是我，还有其他一些老同志也都是到了晚年终于醒悟的，所以有人说我们是“两头真”。 单：什么是“两头真”？ 宗先生：“两头真”，就是指我们这些老同志一生的两头是“真”的：“一头真”指我们早年参加革命是“真”的，是真的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救国救民；另“一头真”指我们晚年呼吁民主、呼吁政治改革也是“真”的，是真的觉悟了。 单：那么，在你们的早年与晚年之间的情况，也就是在这“两头真”之间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宗先生：在这“两头真”之间的情况就不大真了，我们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有些是非常错误的事。 单：“两头真”这个说法是谁提出来的？ 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