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旅伴》：近日，关于蒋介石译名错误的新闻沸沸扬扬。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于俄罗斯，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英文(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令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产生巨大疑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加之常有大学教授、学生学术造假的事例发生，现在的大学治学到了什么地步？在您的记忆中，大学最好的阶段在什么时候？ 袁伟时：任何人的成长都需要时间，一个学者的成熟也要有个过程。宽松、宽容的环境是学术繁荣的基本条件，更是年轻学者顺利成长必不可少的氛围。我不认识王奇教授，也没有看过他的书。一个人名翻译错了，应该批评，但不必苛责。 20世纪30年代，鲁迅嘲笑梁实秋教授把the Milky Way（银河）翻译为“牛奶路”，斥责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但梁实秋后来成为公认的翻译大家和文学名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是公认的精品。他的翻译成就，鲁迅绝对望尘莫及。回望当年这桩公案，不少公正的研究者都认为那些尖刻的批评体现了鲁迅品格的弱点，也没有多少人认同他的“硬译”和给文学乱戴“阶级性”帽子的主张。 与此相关联的是应该全面评价现在大学的学术状况。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大学都是良莠不齐的。但中国大学的经历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经过将近30年无奇不有的折腾，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才逐步复苏和发展。满目疮痍，一切从头开始。时至今日，80年代大学毕业的一代已经成为教学、研究和管理骨干。公正地说，他们比上一代的教师——他们的老师强多了，但总体上还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大学教师的水平。责任不在他们。关键一在教育部门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方式；二在校领导的水平，同一蓝天下，各校的差别很大。 中国的大学一直多灾多难。相对地说，1917——1928年间中国大学生长环境最为良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学术最为自由，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淫威局限在广州，尚未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大学，从而使它们能保持现代大学自治、自由的本性。2.相对良好的环境，使以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为代表的民办大学得以破土而出。 《旅伴》：从历史看...

早上六点，78岁的袁伟时准时起床，他的第一项安排是做广播操，然后快走5000米，这大约用去一个多小时；每天，他是菜市场第一批顾客，买回最新鲜的蔬菜带回家；早晨八点整，他开始八个小时的工作，傍晚，他再次做广播操和快走5000米。《华商报》记者 狄蕊红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 早上六点，78岁的袁伟时准时起床，他的第一项安排是做广播操，然后快走5000米，这大约用去一个多小时；每天，他是菜市场第一批顾客，买回最新鲜的蔬菜带回家；早晨八点整，他开始八个小时的工作，傍晚，他再次做广播操和快走5000米。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这是袁伟时对自己生活的总结，他说，退休前，就是这样的日子，以后，至少还要再过十年吧！ 这几天，摆在他桌面的依然是各种史料——有关北洋军阀的、有关袁世凯的，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和一本《华盛顿传》。他喜欢买书，家里的两间书房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因为他的书侵占了饭厅等地，家里再无法容纳，一位朋友干脆在自己的办公楼挪出两间房给他放书。 “反正喜欢就买，哈哈，好像还要再活一百岁。”快要八十岁的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 工作的八小时，他全部交给了历史研究。休息时他的爱好是看小说，广州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能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他说这是消闲，和自己喜欢听古典音乐、看电影一样。 晚上，他偶尔上qq和熟人聊天，对这位上网十年的78岁“资深”网民来讲，打字速度虽然不能像每天的一万米快走那样健步如飞，但绝对称得上不慢。 在和这位健康、快乐、爽朗的老人接触几次后，记者开始了本次读书周刊的重点人物专访，倾听他用历史的视角谈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热点。 大半生读史 练就深刻目光 记者：我们常说“读史明智”。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大半生，可以说毕生在读史，对这句话您最有发言权。就您个人而言，研究历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袁伟时：读史的好处体现在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上，让我知道历史的智慧，因此看问题站位更高，眼光更宽，比较中外古今，有很多启示。比如，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那么艰难，如果和国外历史比较一下，在转型期间，西方有什么因素导致它顺利转型？中国少了哪些因素，导致转型艰难？英国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有法治传承，在13世纪，1215年，也就是我国的南宋末年，英国制订了《自由大宪章》，规定了国王与贵族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自由大宪章》规定，不能任用不懂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