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赵紫阳因“六四”事件而下台了！“六四”惨案不仅是当代中国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国际上的一个大事件！它不仅对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起了推动作用，产生了所谓“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危险”的恐惧，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转折；而且使我国在经济上受到国际上的制裁，蒙受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国内人们的政治信念，产生了“信仰危机”，从而使共产党的组织走向涣散！ 人们在议论说：连北洋军阀袁世凯、国民党蒋介石都不敢做的事，共产党却做了。“六四”运动原本是青年学生、广大人民自发的反腐败、反社会上不正之风的一种爱国民主运动。但是，当局居然出动几十万大军，用机枪坦克，以所谓“反革命暴乱”予以镇压！真是举世罕见。当时，领导层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以李鹏为代表，根据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的报告，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要予以镇压；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主张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民主法治的方针下，采取对话来解决，反对戒严、反对出兵镇压，赵紫阳因提出不同意见而被定为“支持动乱”、“分裂党”，予以软禁并进行专案审查。 对赵紫阳经过三年多的审查，於十四大前夕才向他宣布“审查结束”；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结论不变。赵紫阳要求将审查结果和事实材料予以公布，却始终不予理睬。只有“帽子”，没有事实，不能让人心服。人们在议论说：哪有不根据事实作结论的?不可理解！哪有因提出不同意见就治罪的?不可思议！哪有总书记反党的?不可想像！据我所知，审查结果是“查无实据”，所以上述两个结论都不成立。而事实上直到现在也没查出究竟是哪些人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当局始终没有予以澄清与交代。人们自然有理由说：这是强加给广大青年学生与人民的，是“莫须有”罪名。 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宁可总书记“宝座”不要， 甘受“囹圄”，也要坚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主持公道。正如香港评论所说：在“六四”事件上，赵紫阳才真正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使他的形象变得更为高大”，“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使人们欣赏敬佩他的风骨”。但这是要有“巨大的道德勇气”的，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甚至有死於非命的可能”。 在1989年批判他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在严峻的遭受批判的政治气氛中，赵紫阳仍然高举民主的旗帜说：“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

（一） 《赵紫阳谈话录1991—2004》这部书稿终於要出版了，可喜可贺，宗凤鸣同志嘱我为此书作序，当是义不容辞事。 我是湖南人，紫阳是河南人，都在湘豫两省之间的武汉读过书。我比他大两三岁，我在武汉大学时，他在武昌高级中学。“一二·九”运动时，我参加武汉秘密学联活动，他的同班同学密加凡和孙士祥同我关系密切。1980年，他到国务院工作，我们才常见面。 八十年代紫阳在位时，我同他有过两次重要接触 ① 。一次是在1982年谈三峡问题。他是比较赞成我的看法的，曾将我写的《对水利工作的意见》批转给当时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作为会议一号文件。 再一次是在1987年谈邓力群问题。我告诉他有人正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并谈了我对此事此人的看法，随后又写了一封致“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的信，紫阳很快就将此信转呈邓小平。邓也很快就作出“撤销邓力群的一切职务”的批示。前后仅三四天时间。 紫阳被软禁后，我同他有过三次直接接触，两次是在他的家里，一次是在他的病房里。 在紫阳家里的这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单独去的，一次是我同宗凤鸣一起去的 ② 。我们谈了许许多多问题。 记得当时自己曾建议紫阳写回忆录，把他的重要经历尤其是“六四”经历写出来，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他是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要是不说，后人就有可能并不大清楚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紫阳说，他会考虑我这个建议的。后来，他专门托宗凤鸣转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会把有关“六四”的材料留下来，把他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有关“六四”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后人。 还记得当时紫阳对吴江误写他的一件事耿耿於怀。吴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赵紫阳曾於1984年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告胡耀邦的状。紫阳同我说，当时的确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但信的内容是谈其他的事，而不是告耀邦的状；幸好还留下这封信的底稿，送你一份复印件。紫阳还说，自己处於被软禁状态，无法站出来说明情况，辨析真伪，曾希望吴江能够做一个更正说明；可是，吴置之不理，令他十分伤感。我听了他的这番说明，看了他的那封原信，觉得他讲的是实情。 在紫阳病房里的那次见面，是我与老伴一起去的。由於老伴的坚持，我们在门口磨了半个小时，才被允许入内探视。见面后，我首先代表许多老同志向紫阳问好，希望他多加保养。在随后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两本书，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