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 宗凤鸣 自序

赵紫阳因“六四”事件而下台了！“六四”惨案不仅是当代中国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国际上的一个大事件！它不仅对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起了推动作用，产生了所谓“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危险”的恐惧，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转折；而且使我国在经济上受到国际上的制裁，蒙受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国内人们的政治信念，产生了“信仰危机”，从而使共产党的组织走向涣散！

人们在议论说：连北洋军阀袁世凯、国民党蒋介石都不敢做的事，共产党却做了。“六四”运动原本是青年学生、广大人民自发的反腐败、反社会上不正之风的一种爱国民主运动。但是，当局居然出动几十万大军，用机枪坦克，以所谓“反革命暴乱”予以镇压！真是举世罕见。当时，领导层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以李鹏为代表，根据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的报告，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要予以镇压；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主张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民主法治的方针下，采取对话来解决，反对戒严、反对出兵镇压，赵紫阳因提出不同意见而被定为“支持动乱”、“分裂党”，予以软禁并进行专案审查。

对赵紫阳经过三年多的审查，於十四大前夕才向他宣布“审查结束”；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结论不变。赵紫阳要求将审查结果和事实材料予以公布，却始终不予理睬。只有“帽子”，没有事实，不能让人心服。人们在议论说：哪有不根据事实作结论的?不可理解！哪有因提出不同意见就治罪的?不可思议！哪有总书记反党的?不可想像！据我所知，审查结果是“查无实据”，所以上述两个结论都不成立。而事实上直到现在也没查出究竟是哪些人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当局始终没有予以澄清与交代。人们自然有理由说：这是强加给广大青年学生与人民的，是“莫须有”罪名。

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宁可总书记“宝座”不要，

甘受“囹圄”，也要坚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主持公道。正如香港评论所说：在“六四”事件上，赵紫阳才真正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使他的形象变得更为高大”，“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使人们欣赏敬佩他的风骨”。但这是要有“巨大的道德勇气”的，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甚至有死於非命的可能”。

在1989年批判他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在严峻的遭受批判的政治气氛中，赵紫阳仍然高举民主的旗帜说：“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他还说：“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的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赵紫阳不但在经济上全力推进改革开放，而且在政治上也突破了邓小平的僵化立场，成为中共内部推进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

不但如此，赵紫阳还坚持真理不动摇，认为是正义的就是要坚持下去，认为是正确的就是不能检讨，那怕坐牢也罢，软禁也罢，表现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概！赵紫阳虽在“囹圄”中，仍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致函主席团和全体代表，声明将“六四”学生运动“定性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要求重新评价“六四”，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的建议；但对他自己个人的蒙冤受屈却只字未提，坦然地为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争取公道；对此举可能招致什么样的后果，继续置之度外，以坚持正义为己任。有人说，赵紫阳在党内创造了“赵紫阳模式”，展示了真理和信仰的价值，认为中共党内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从邓小平到胡耀邦，过去被批判的所作所为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却被迫一再认“错”、认“罪”，致使党内长期是非不分，盲目驯服，唯上是从；赵紫阳则改变了这种错误的传统。

因此，我认为赵紫阳是代表了实行党内民主改革的一面旗帜。不管他今后处在什么位置，软禁也好，复出也好，甚至坐牢也罢，他的这面旗帜是光辉的，他的形象是高尚的。他与万里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的改革，使广大农民从人民公社的被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他在中共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他的这些历史功绩将始终铭记在人们

的心中。原中共中央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说：像赵紫阳这样从旧的意识形态、从旧的制度模式

框框走出来，既要经济开放、又要政治开放的国家领导人是很少有的。我相信赵紫阳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当我得知赵紫阳被解除党的总书记职务之后，作为他的老战友，我当即打电话表示慰问。我深知，他做了多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国际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一下被免职、被软禁，其思想压力是相当大的，精神上会非常痛苦。我对赵紫阳的关心和同情，不仅来自过去战争年代生死与共所凝结成的革命情谊，更多的是出自於他对“六四”事件的主张和正义性。

我是搞学生运动出身的，自然对广大青年学生反腐败、反社会上不正之风的“爱国民主”壮举抱有极大的同情，我反对出兵镇压，对赵紫阳在学运期间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主张是无比赞同的。

由於我对镇压青年学生极度伤感，简直使我对自已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信仰有所破灭，“人民军队镇压人民”，开进几十万大军，用坦克、机枪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是中外历史前所未有的，这是历史的大悲剧。我很想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策，我也更想了解赵紫阳为什么在那样严峻甚至有坐牢危险时刻却要独树一帜，要在那万炮齐轰的批斗会上，硬是不检讨而大破共产党的先例，这个决心又是怎样下定的。因此就向赵紫阳提出去他那里见见面。但那时，他正处在审查期间，被严密监视，我们是很有顾虑的，怕惹出麻烦来，因此未能如愿。但我还是设法通过他的家属，与他不断地保持着联系。这中间赵健民（原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也通过家属作些情况交流。直到1991年的夏天，他才同意我以气功师名义去他那里。因而，才能经常接触和面谈。粗粗计算截止到2004年10月，我们之间交谈上百次之多（有些次谈话未记述在本书内）。主要我听他讲，根据他所提问题，有时作点叙述（为说明问题）、提问；我与他是从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出发，不属於记者访谈性质，都是漫谈式，所以记述中有的内容前后有重复，为保持其原貌，重复之处我都保留下来，请读者见谅，我感到每次所谈问题，他一般都作过深入思考。根据世界潮流，以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国家为出发点，中国方方面面的改革、政策、走向，仿佛在他的脑海里都有个蓝图。每次谈后，我都作了追记。追记中，对赵紫阳本人的讲话、别人的转述、我个人的理解、看法，也都作了严格的区分；现逐次整理出来，以供有兴趣者审察。

遗憾的是，我的探访追记有过间断。由於赵紫阳向十五大写了前述那封信，提了那么个建议，随即又被加大惩罚治罪，“不准外人进入会客”，因而我与他之间的谈话也就暂被中止。不久后，我还是用这个“气功师”身份，有幸使谈话得以恢复。但所谈内容有所不同，侧重也有所改变，这些谈话我便作为“续篇”加以整理归纳。其中，2001年的谈话由於内容相近，故做了综合叙述。

我相信历史终会还历史真面目，终不会为人们所扭曲，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