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中国著名异议政见人士和独立记者高瑜在2014年4月被北京警方抓捕，一年之后的2015年4月被以“泄密罪”判刑7年。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王军涛先生和高瑜早在1986年就认识，先后担任当时在北京的民办《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又共同经历了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在今天的《中华世界》节目中，我们采访在美国的王军涛先生，谈谈他对高瑜的了解和他们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

前天，杨宪益先生 去世 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最佩服两位翻译家，一位（对）就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另一位是沙博理先生。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统计，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我国译成英语的文学作品，有一半以上出自杨宪益和戴乃迭，其中尤以《红楼梦》的英译本最为著名。当今世界共有两种《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可惜的是，两位译者都在今年去世了。（另一位是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于7月31日病逝。） 得知杨先生去世后，我就想写一些纪念文字，但是不知道怎么写。先生的学问和英语水平，不是我有能力评论的。如果我写的话，肯定是主要写一些政治事件。将政治凸显成一位大学者人生中第一位的内容，这样是否合适呢？……好在后来，我看到了杨先生的一段谈话，这才感到有点放心了。 杨先生说： 谈文化重建问题不如谈政治改革问题。因为没有政治改革的话谈不上文化重建。我认为像粱漱溟先生也好，冯友兰先生也好，或者是吴宓先生也好，哪一位如果说是关了门出了什么灵丹妙药就可以把文化重建——几分是儒家，几分是西方思想——就能解决文化重建的问题，我认为是一种幻想。我觉得只要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自然的文化就会重建。至于说旧的东西保留多少，吸取多少，外面的东西拿进来多少，这个问题到时候就会解决。 是啊，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政治问题。政治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既然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就先从政治角度看待杨先生，让未来的人们再从文化和学术角度去评价。 杨宪益的一生，是非常矛盾的一生。他的背景和气质，与他的祖国格格不入，更接近于西方人，可是他却一门心思要和他的祖国融为一体，结果命运同他开尽了玩笑。 他出生豪门，却向往革命，终生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他留学英国，衣食无忧，却在抗日战争最低潮的1940年毅然回国；他娶了一个英国女孩，要求对方完全中国化，可是这桩婚姻在文革中却成了间谍罪的证据，导致他入狱四年；他对英语并无特别兴趣，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翻译家；他喜爱文学，可是翻译的不少文学作品却没有文学价值，完全是因为上级的命令；他不喜欢《红楼梦》，却把这本书全部译成了英文；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却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终生为他人的文字做嫁衣裳；他从不在乎生死，文革中公然说“枪毙我也无所谓”，却活到了九十五岁的高寿。这就是杨宪益，一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普通却不平凡的一生。 想了解杨宪益先生...

作者：陈子明 十八年前，笔者在《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中写道："'八九学潮'......它的整个氛围，整个进程，整个结果，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它的悲壮的美感将永远值得人们赞叹，并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悲剧中充满了偶然性。本文拟从分析八九民运中的必然与偶然入手，进一步阐释八九民运的悲剧性质，并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总结它的历史教训。 一、 学运一触即发，"四二七"、"五一三"出乎意料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从这段话来看，邓小平是个八九民运必然论者。他前面的话有真有假，后面的话纯属捏造，需要仔细地加以辨析。 所谓国际大气候，无非是指西方和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影响。如果说当时美国对中国民间人士有影响，主要是文化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始于基辛格访华和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又因为邓小平的访美而成为时代风尚。至于苏联东欧的改革，首先受到影响的也是邓小平本人。1980年邓小平"八一八"讲话因为陈云、胡乔木、王任重等人的抵制而被雪藏，正是在戈尔巴乔夫鼓吹"公开性"、"新思维"受到西方朝野的好评后，才得以在1986年重见天日，并掀起了新一波的政治体制改革热。 事实上，国际形势对于八九民运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直接影响运动的是国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大气候是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情绪。邓小平说，"对方......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这是他为了给镇压辩护而信口开河。"六四"之后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官方没有指控其中哪怕一个人是文革造反派。笔者后来在监狱中遇到许多官方所谓的"暴徒"，都是正经的工人、农民、个体户，而不是邓小平口中的"社会渣滓"。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几乎人人受益的"帕累...

北京（亚洲新闻）—中国政府推出的刺激经济计划可能进一步摧毁民工生活、助长党员干部的腐败。鲍彤致信于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的全国人大，执着阐述、透彻分析。现年七十五岁的鲍彤，也在《零八宪章》上签字，是知名的中国民主和非暴力持不同政见者。这位政治家认为，需限制一党专制、重新审议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屠杀告终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前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的私人秘书和友人，曾于一九八九年和前总书记一道反对军队干预并最终上演天安门屠杀。为此，他被关七年。自一九九七年以来，一直被软禁家中，受到二十四小时监视。他的电话被监听、经常中断。陷入逆境前，曾与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密切合作。 鲍彤致信全国人大提出三点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是鲍彤。对全国人大本次会议，我有三点建议。 一，农村居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农村居民的收入，七成来自外出打工。经济危机中最大的失业群是农民工，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村居民。但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思潮的支配下，某些领导机关制定了 “只救先进生产力，不救落后生产力”的方针，作出了“腾笼换鸟”的决策。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受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支配，轻率使用政策手段强制，往往会一边倒，会有致命性的后果。中国劳动者数量占世界第一。没有农民工，没有劳动密集的乡镇企业，中国不会有今天。歧视他们，等于自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责任加以纠正。请大会就《宪法•序言》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法律解释，明确宣布这一思潮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一样，并不具备制定政策的法律效力。政府的天职是公正，对一切合法企业，对全体劳动者，必须依法办事，一碗水端平。请大会责成各级政府：继续爱护乡镇企业，尽最大努力救助失业的农民工，全面地大幅度地削减国家直接支配的巨额基金（特别是党政机关的公费开支），相应地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基金，彻底改变“国富民穷”和城乡悬殊的不正常局面。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才有可能形成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国内市场。八亿农民没有象样的购买力，国内市场根本无从谈起。不拉动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不提高这个最穷最大的社会群体的支付能力，所谓“拉动内需”，难免走上邪路。 二，全国公众都在担心四万...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你们好！ 由于深受国际形势和国内传统与现实的影响，近60年来，在国家制度方面，中国走上了一条现已被证明完全错误的道路，这个制度给人民造成了深灾巨创。 无疑，这个制度的创建者及其执行者应对此负主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就是完全无辜的，任何一个制度的存在与运行并非仅仅只是掌权者的责任，不掌握政府权力的制度拥护者、合作者、沉默者，也是构成制度运行的要素——正如我本人也是生存于这个制度的罪人。 德国战后全民大忏悔，南非种族和解，都是基于对每个人个体良知的关切，而成就其和解的最终结果。南非的真相与和解之精神与制度操作，对中国解决多年累积的怨怼，具有很高的示范价值。寻迹国史，中国数千年来累积仇恨、冤冤相报的历史模式，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福音，更是循环往复地制造灾难。 为此，对于过往的制度性、集体性罪恶，需要清理而不是清算；需要真相，也需要和解；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和解精神，真相只是下一轮罪恶与灾难的起点。如果改变原有的史辙，摒弃积怨与清算模式，而代之以真相与和解的精神，可能是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出路。毕竟，人口如此庞大的中国，长期累积仇恨将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中国历代王朝覆灭之际灭绝性的人口减少便是千年史鉴。 1989年的春夏之交，由于各种复杂的国内国际原因，北京发生了一场令后人扼腕揪心的悲剧——“六四”天安门事件。虽然这仅是诸多制度性灾难之一，但这场悲剧迄今还是中华民族很深的伤口，它还在继续化脓、流血，如果不做好有效的和解与善后工作，在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刺激下，这伤口会不会成为更大悲剧的诱因，实难逆料。 今年六月四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20周年忌日，不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是否考虑圆满妥善解决此事，为此，谨提出以下参考性建议： 一． 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将“六四”和解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交两会讨论； 二． 在全国人大成立由一定人数（例如10到20人）组成的“六四和解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担任委员会主席，邀请部分前国家领导人担任委员，并由具有社会公信力的部分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活动家、其他公民加盟委员会，参与委员...

魏京生在英国出席《勿忘六四：历史，现实与未来》讨论会   被称为“中国的曼德拉”并获多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魏京生先生出席了6月6日在伦敦的西敏斯大学和6月7日在剑桥大学召开的《勿忘六四：历史，现实与未来》讨论会，与中西人士一起缅怀“六四”，回顾历史，讨论中国目前的热点话题，分析中国民主运动未来的走向。以下报导是本报记者根据两个讨论会的记录综合整理做出的。 回顾“六四” 参加讨论会的人们有的是青年学生，对于“六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无所知。还有人并不相信中共的军队杀了人。魏先生说，“到底‘六四’有多少人死了？1993年北京卫生医疗机构统计是死了6700多学生，不包括中央国家机关的，也不包括军队在广场上直接处理的。后来（军队）调来了直升飞机，开始是说运弹药，实际是运尸体。有空军人士说，直升机运了4天尸体，北京实际上死了有上万人。” 魏先生表示很多的官兵们当时并不想杀自己的同胞。38军的徐军长公开抗命，结果被抓起来了。但是杀人的命令是从上面下达的。他特别提到了他所知道的一名勇士只身挡坦克的情况。他说，“其实木樨地的王维林，（人们）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事是我的老同学处理的。当时，38军从复兴门这条路开过来，最前面的那个师的师长就是我的老同学。他就坐在首车里，所谓的王维林在那儿挡的是他的车。国外看到的镜头和国内看到的不是一个镜头。国内中央电视台放的是复兴门的镜头，国外是北京饭店的。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做同样的事，镜头略微有点差别。当时，驾驶员问他（我的同学）怎么办，能不能绕过去。所以，你能看到（录像上）坦克绕了一下。可小伙子横着过来了。驾驶员又问，师长怎么办？ 没过10分钟，天上的直升飞机来电话了，问：你们怎么回事？他们说，前面有老百姓挡着。直升飞机上的人说，‘什么老百姓，是暴徒！’他说，‘我看了确实是老百姓，不能向前走。没有什么暴徒。又过了5分种，直升飞机可能请示了上级。飞机上的人说，‘首长命令了，你们马上进到军事博物管院里调整，让113师上。’113师的师长刚刚升了官。我的哥儿们（记者注：哥儿们是北京方言，即朋友的意思）就告诉侦察连的把这小子抓起来。至少先别让他死了，这人的生命太危险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个排的侦察兵居然没有看住他，让他给溜出来了。他又去挡的时候，113师的坦克连停都不停，哗一下就过去了，直接就把他捻成肉饼了。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