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4)

“落选”之后：一九八八年之事

一 出席企业职工政治思想工作年会

十三大以后，关心我的人，反对我的人，都很想知道我的情况，邓力群中委落选、中顾委常委落选，“两个落选”啊！因此，1988年以后的情况，我用"落选"之后来概括。

1988年1月，在武汉召开了企业职工政治思想工作年会。当时，中央书记处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是芮杏文，他是从上海调到中央的，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以研究会顾问的名义参加了。大会的活动，我基本没参加，也没有讲话；在大会中间，参加了几次分组会，还和武钢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

企业职工政治思想工作的争论，由来已久。80年代初，为解决企业无人负责的问题，彭真做了广泛的调查，搞了三个条例。①但不久，赵紫阳又发了一个补充通知，提出厂长要摆在中心地位，要突出厂长负责制。用赵的语言，就是"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叫驴"。一个企业要不然就以厂长为中心，要不然就以党委书记为中心，赵不赞成"三加强"，他认为三足鼎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在企业职工政治思想研究会里，多少对赵有点抵制，没有完全按照他那一套办。

1986年时，要研究、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党政要分开。我在会上发言说：是不是给他的意思稍微做点补正，加上"职能"两个字，即党政的职能分开。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共产党是个执政党，你讲分开是个什么意思呢？当然，搞成党政合一是不对的。所以，分开不是别的意思，而是各有各的职能，即从这方面来加以分工，分工清楚之后，政府工作还是在党的领导之下，通过合法途径来实现党的领导。我把这一点文字修改的意见讲了以后，胡耀邦不赞成，赵紫阳也不赞成。

在胡耀邦主持王作期间，他对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基本上不闻不问。赵紫阳代替胡之后，就在各个方面贯彻他自己的那一套。赵特别强调党政分开。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在有的文件里讲，党委书记兼职，兼工厂的副厂长，实际上把党委和书记当成了行政的附属物；还有使党的领导属地化，即工厂在哪个地区或县，就归哪个地区或县来领导；还有使党的工作和活动业余化，即在8小时工作之内，党委的工作人员不能进行活动，只能在8小时以外进行党的活动。这些事情就都陆陆续续地出来了。赵就是要淡化党的领导，他还提出要改造政治思想工作，究竟如何改造，他也说不清。"淡化"和"改造"是赵的两句名言。

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和赵相对立的是康世恩。康对彭的意见也不赞成，他说：根据自己搞企业工作的经验，还是应该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对于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是首钢的办法），康都不赞成。武钢是支持康的意见的。康直截了当地对武钢的厂长黄墨滨说过这类意见。武钢的办法与首钢的不同，甚至是对立的。首钢宣传的是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实际搞的是周冠五个人的负责制。武钢搞的是名符其实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武钢在经济和思想政治工作上，都搞出了自己的一套，有些很宝贵、很成熟的经验。黄墨滨是"一二？九"运动中五个著名教授之一黄松龄的儿子。

在这个问题上，康和赵是两种路子。康直至去世，仍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他也有担心：即他们这一代——大庆的老人都退下来以后，大庆会搞成什么样子，他很担心。

我不赞成赵的做法，这是明确的。但说我是完全支持康的，我也没有这个想法。根据一些企业的经验和我的调查，我一直是这样一种认识：党委集体领导，离不开群众和职工的支持，所以必须很好地依靠职工代表大会；而发挥职代会在企业生产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体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又必须通过党委的渠道来做这些工作。厂长负责制要真正起作用，不依靠工人不行，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众。因此，尽管渠道不一样，一个是党委要依靠工人，一个是厂长要依靠工人，但党委和厂长的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工人在企业里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看法，我在1986年同长岭炼油厂同志交换意见时就说过。

我在武汉的分组会上发表了这么一个意见。新华社的记者喻权域很同意我的观点，把讲话整理出来了，想作为新华社的一个内部文稿发给各地。稿子交给我，我没有同意。后来，把其他的意见稍微充实了一下，这个讲话收到《邓力群文集》里面了。原来的题目是："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后来改为："党政职能分开，党要管好党"。

由于赵是总书记，他的权力大，声音也大，我的这些想法，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在企业领导管理体制上，中国搞现代化，实际上是学资本主义的。根据公有制的性质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究竟企业领导体制应该是什么形式的，还有待于把那些好的经验加以提炼。

二 回桂东老家

从1949年到1988年，湖南解放近四十年了。我离开家乡的时间则更长，将近六十年了。早就思念故乡了。退下来以后，无官一身轻了，恰好我的四哥建黄从美国回来，于是两人相约回桂东一趟。我父亲的儿女中，长房（即大哥）那一系有邓经元，四哥那一系有庆元的一个女儿，我们一家有老俩口和儿、女各一；我的姐姐有一个儿子在桂东，缺三哥的后代。一批人就这样一起回了老家。

回家后，在祖父坟前鞠了三个躬，献了一束花；在父、母坟前鞠了三个躬，献了一束花；在外祖父、外祖母坟前也鞠了躬、献了花。在老家没有住，在县里看了一下，住了两晚，路上也问了一些情况。

家乡确实有变化，县里有了公路、电灯，我们村也有电灯了。房子还是老的居多，少数几户盖了新房，大多数还是住老房子。老百姓可以吃饱肚子。衣服可以御寒，穿破衣服和带补丁衣服的人是很少的。但也只是这样一种水平，根本说不上富裕。桂东是全区最贫困的一个县，在全省是倒数第二。

最明显的变化，是教育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以我读书的流源小学来说，我读小学时，男孩子能读书，女孩子就不允许读书，当时小学里一个女孩子都没有。我们那时是完全小学，不能每年招生，隔一年招一次，完小是三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是四、五十人，合起来不过百把个学生。教师也只有三、四个人，包括校长。仅四、五人。这次回去看，女孩子不仅可以上学，而且人数已经不少了，据说入学率达90％以上。有了初中（九年制）。教师已经有三、四十个人。教育的变化比较明显。

乡镇的变化不大。因为是贫困县，在免除农业税、公粮和购粮方面，每家每户得到了实惠。扶贫救济资金每年有一点，但这些款项多数被各级政府用于建公房、私房了。我去的时候，桂东县扶贫年份快到期了，县里的领导希望我和省里说一下，再延长几年。湖南省委的负责人熊清泉不错，同意延长扶贫年份，一直延续下来了。国家的扶贫政策给地方的好处，各级干部比基层群众要多得多。这个问题，恐怕很多贫困县都是如此。在那些好的地区、县、乡，如苏南的张家港、河南的南街、北京的窦店，情况当然不同。这就使人想到，我们的宪法、党章和文件上写的，以及口头上说的，要求干部要为人民服务，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干部不能真正贯彻这个宗旨，按文件、条例来办事。有了好处干部先得，老百姓得不到多少，只能得点残羹剩饭。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这算是回故乡的一点感想吧。

三 在北京召开《当代中国》丛书编写会议

到了5月份，在北京怀柔召开了一次《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工作会议，丛书各卷的主编或副主编都参加了。开会的第一天，北京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没有出席我们的开幕式，但他们却参加了与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召开的另外一个会，那个会是北京市工会的会议。这样一来，很多参加丛书编写会议的同志就议论纷纷了。当时的传说很多，有些参加会议的同志，就是来观察邓力群的表现的，因为两次落选了嘛。结果发现邓力群没有因为这件事垂头丧气，而是精神状态饱满。丛书的另两位主编马洪和武衡同志都参加了会议。这是自丛书开始编纂后三位主编同时出席的唯一一次会议，我感谢这两位老同志。

我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话，主要是针对否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言论。当时，有一种说法：个体经济又重新发展了，私营经济也发展了。港澳台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来了，那么，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不是白费力气了吗，即有不应该搞"三大改造"这样一种情绪。还有更为尖锐的言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因此，有人就不想编写这几卷书了。就这个问题，我发表了意见，我说：今天有今天的情况和今天的政策，过去有过去的情况和过去的政策，从研究历史而言，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过去的情况，如果符合，就应该说这件事就是对的，就应该肯定。不能因为今天的情况和政策变了，就反过来说过去都错了；如果没有"三大改造"，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根本无法确立，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嘛。

我还说，我原来和小平同志讲，希望退下来以后，还有几件事要继续搞下去，这几件事情中就包括继续主编这套丛书，因此，这也是合法的。

这样一讲，原来以为邓力群落选以后，《当代中国》丛书就要改变主编的同志，感到了欣慰，认为这个工作还能继续干下去。

四 在黑龙江考察和整理文稿

这一年我没有去北戴河，和刘白羽、林默涵相约去大庆休假，受到康世恩的欢迎。7月下旬，我带着卫建林和丁树奇，从北京经过辽河油田，然后去了大庆。几天后，康来了，余秋里也来了。左等右等，刘、林都没有来。我在大庆住了两个星期。旧地重游，看了一些老熟人。大庆人对我是友好的，因为我几次替他们说话。《论总纲》时，替他们说了话；后来在转发大庆经验时又替他们说了话；"渤海二号"事件时又一次替他们说了话。这些事，大庆的职工都了解，知道邓力群和他们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我受到他们的友好款待。

离开大庆去齐齐哈尔、五大连池、黑河，又去哈尔滨、佳木斯，回来又到了牡丹江，把黑龙江主要的地方都看了看，过去都没看过。原来总以为，黑龙江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以为大、小兴安岭都是很大的山和岭，一看才知道，黑龙江两岸都是大平原，大、小兴安岭的山势也很平缓，不是陡坡。从佳木斯回来的路上到了镜泊湖，参观了唐代渤海国的遗址，第一次知道了历史上该国的周围也是大平原，有三、四百万公顷的土地，这成为其建国的一个经济条件。

在哈尔滨时还参观了一个飞机厂，引进生产法国的直升机，能够倒着飞；还有运十二，能坐20人，性能也不错。

在东北考察期间，我听到一种反映：胡耀邦要把国营农场办成家庭农场，赵紫阳对此没有制止，反而加以助长，结果损失很大。东北的土地都是成片的平原，是用拖拉机耕种的，分给农户之后，每家只能分几条垄（一条垄有一公里长），每户分8至10亩土地，也就是七、八条垄。家庭没有拖拉机，就只好用牛耕，这样就不如拖拉机耕得深，耕种也不及时，结果就减产了。搞农场的同志和地方上的人，都认为这个办法不行，于是开始停止这种做法，并逐渐恢复国营农场。后来，除了搞了雇工经营的国营农场不愿被收回去，其他的都陆陆续续地收回了。这是后来的转变。

这一次去东北，带了一些延安整风以后的文章，整理了一遍。可能是太疲劳了，我的右眼黄斑区出了问题，眼底出血，当时也没有感觉。从此以后，眼睛就再没有治好过，右眼失明了。

五 在长沙与胡耀邦见面、谈话

从东北回来，11月又去了湖南，少奇同志纪念馆建成，我去参加了落成仪式。从宁乡回到长沙，恰好胡耀邦也在这里休息。从1987年开他的生活会议，到此时已有近两年的时间了。我就约他，提出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他表示欢迎。

见面后，我没有想到他也不介意以前的摩擦。鲁迅说过：“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个人的恩怨，在当时的情形下，的确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的情意。我们在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胡谈了一些意见。

开始时，胡耀邦就对我说：老邓啊，现在流传四句话，你听说了没有？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现在流行和传播的很宽啊！

他接着说：坚持社会主义无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

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特意和我讲这四句活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要借这些流传的话来讽刺赵紫阳。现在想来，恐怕他有两层意思：一是对赵紫阳，你不是讲我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你当了总书记后，在坚持这些原则上，好像也没什么好的成绩；也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你们都批评我不讲“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我就借用民间的舆论来证明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样一番话，可能表明了胡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态，起码是还没想通、没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他当政时，就和《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讲，“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这已不是一个问题了；统一思想不是统一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而是要统一在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

一直到现在，“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了陪衬和口头禅，究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什么意思，胡、赵不清楚，我看许多人也不清楚。

在胡的谈话中，表现出他对赵紫阳的那套做法不满意，例如他说：改造政治思想工作，怎么改啊？他说他对胡启立讲了，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叫《改造我们的学习》，现在叫改造政治思想工作，不妥当、不慎重，他不赞成。还有，他说他不赞成赵紫阳搞的党委书记兼副厂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做法，对企业党委的领导属她化等办法他也不同意。胡还表示了对股份制不赞成，他说搞了股份制以后，就要搞股票交易所，一搞股票交易所，股票就分不清楚是哪个人、哪个企业的股票了。

胡还说，他与其他人不好多接触，只有胡启立、田纪云还到他那里聊聊天。他有事、有意见，也找胡启立谈谈，由其转告。

我把与淡化党的领导有关的、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说，表示了一点意见。胡耀邦好像也没有表示什么。我觉得我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结果也是满意的。

前两年，有人写文章回忆胡耀邦，文章说到我去看胡，是要“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严辞拒绝”。亏他们编得出来！

赵紫阳当总书记以后的工作，确实是这次议论的一个内容。对赵紫阳这个做法，那个言论，提出不同意见，这个不妥，那个也不对，多数是胡耀邦讲的。我当时的思想和心情，根本就没有“反赵”、“倒赵”这样一个意识，没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这样一个兴趣，更没有这样一个行动。我对赵紫阳当总书记以后的工作，确实有一些不同意见，但说这次与胡耀邦见面、谈话是为了“反赵"、"倒赵"，根本没有这个事。

六 在广东调查

1 “不是广东办深圳，而是全国办深圳”

从长沙分手之后，胡耀邦去了广西。我则从长沙去了广东，转了26天。去了粤东北的潮州、汕头，又到了珠江三角洲，深圳、珠海去了，还去了肇庆。上一次去广东，是1962年，这一次是1988年，整整26年了，用一天补了一年。一路参观，也了解了一点情况，作了一点调查。

深圳的市委书记是李灏。李在经委工作过，我们是比较熟的。他介绍了深圳发展的情况。他说深圳从无所有发展到现在，总投资是87个亿。国家的投资拨款和银行贷款只有7个多亿，外来的投资主要是香港、澳门，不过是9个亿，两者合起来17个亿。另外70个亿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是中央各个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投资的。为什么他们那么积极地投资，因为深圳可以减税、免税，再加上对外贸易得到的外汇多数留给企业。这样，就刺激了各个部委、省市自治区纷纷到深圳投资。李灏还说广东省委对办深圳吹得很厉害。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李灏说：不是广东办深圳，是全国办深圳。

应该说一直到1988年，深圳的发展，得到了各个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支持，一个省是不能把深圳的事情办好的。

2 陈云赞扬我的调查报告

回来以后，写了一个给陈云、薄一波、宋任穷的调查报告。报告讲了几个问题。一个是粮食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把粮田作为建筑用地，以及改种经济作物，使粮田面积减少了。广东就提高价格向湖南和江西买粮食，这两个省对它就搞封锁。这样一搞，湖南和江西的粮价就涨了很多，还有其他物品的价格也跟着上涨。湖南的干部说：我们拿的是湖南的工资，面对的是广东的价格。封锁湖南的粮食出省到广东，这是二个新问题。实践证明封锁这个办法不好，这样逼着广东进口粮食。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周围省的矛盾，在粮食问题上暴露出来了。国务院也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听之任之。第二个是资金问题。特别是农业方面的资金，以及有关人民生活必需的方面，投资都很少，钱都用在改革开放那一点地区去了。第三个问题，在乡镇企业和国营小型企业中实行个人承包制，其结果普遍地为承包人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还有一个问题，深圳、珠海几个特区及珠江三角洲与港澳（台湾也来了一点）搞"三来一补"，这对于广东和国内来讲，好处是两条：一是容纳了三百万外来打工仔和打工妹（除了本地以外），二是得点工缴费，而港澳资本家把他们退下来的机器、设备搞到广东来，原料是他们的，在这里加工以后，商品又是他们的，这实际上就是赵紫阳后来说的：两头在外。资本家的原料赚了钱，制成商品之后，他们拿去销售又赚了钱。所谓"两头在外"，实际上就是港澳商人两头赚钱；我们在中间算是得到了一点工缴费，工人的工资也算是得到了，管理费也得到一点。从当时的情况来讲，港澳台都愿意采取这种形式，他们在一些基础工业上都不愿意投资。当时，广东的电力特别短缺，"三来一补"的越多，电力就越紧张，这就只好由我们国家来投资。投资建起了电厂之后，就为这些港澳台的企业服务。当时只有胡应湘在广州湾建了一个70万千瓦的电厂，这是唯一由港商投资的项目。

陈云对他的秘书许永跃讲，邓力群这个调查的质量不错。下面就是这个报告的全文。

我的汇报

陈云、一波、任穷同志：

去年十一月下旬，我到湖南参加了少奇同志纪念馆开馆典礼之后，又到广东的番禺、河源、梅县、潮州、汕尾、惠阳、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佛山、南海、顺德等市县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去参观访问了二十六天。边听边看，实地了解了这些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同时也听到了一些当前存在所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现将地方同志反映的几个主要问题简报如下，供参考。

一、粮食问题

广东省人均只有七分耕地，粮食不能自给。近些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部分粮田改种了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再加上兴办乡镇企业、建设住宅和修公路等占地，粮食的播种面积逐渐减少，仅梅州地区就减少了二十万亩，其中建房占地四万亩；而人口自然增长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很快，粮食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起来。据估算，全省每年减少一个小县的耕地，增加一个大县的人口，需要调入粮食七十亿斤。不足的粮食，大部分要靠从外省高价购进。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一些粮食调出省禁止粮食外运，这给广东的粮食购销造成一定困难，不得不用外汇进口粮食砬急。据一些县的同志讲，现在农民手中还有粮，不会发生问题，本地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也能解决，关键是外来工人（沿海地区三来一补企业的工人多系外县和外省来的）和饲料用粮无着，如果解决不好，不仅影响粮价继续上涨，生猪和三鸟的饲养量将大幅度下降，来卑：市场肉禽蛋的供应不能保证，物价上涨幅度也难以控制。

一些市县的同志认为，在粮食问题上反映出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粮食合同定购价太低，同市场价相差太大，同工业品的价差更为悬殊。每百斤稻谷的合同定购价为二十五元，而市场销价则为七十元，农民每完成一百斤稻谷的合同任务，要减少收入四十五元。同工业品价相比，黑白电视机由四百多元涨到八百元，要用三千二百斤稻谷才能换一台；凤凰牌自行车由不到二百元涨到三百八十元，要用一千五百多斤稻谷才能换得来。农民觉得种粮划不来，不如改种收入高的经济作物。拿农民的话来说："反正土地是我的，什么有利种什么。"

（二）农业生产资料价高，合同供应量不能兑现。每完成百斤稻谷的定购任务，合同规定供应平价化肥八斤（现增加到三十斤）。实际上，合同规定供应的平价资料农民往往拿不到手，还得买议价的。而议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猛，尿素由每斤两毛涨到八毛，每瓶乐果农药由三元涨到十五元，塑料薄膜竟上涨到八千元一吨。议价的生产资料也供应不足，农民很难买到，有时还买到假化肥、假农药。合同规定供应的生产资料不能兑现，失信于民，农民说："这不是合同，而是光同。"因此，在农村中广泛流行着这样的话："高价化肥我不买，平价粮食我不卖，请党原谅。"

（三）对农业的投入减少，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过去，各级都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国家给三材，农民出工搞劳动积累，建设了不少工程。尽管在做法上有强迫命令的毛病，也有一些浪费，但毕竟在农业增产上发挥了很大的效益。现在，农田水利工程有的遭到了破坏，有的严重失修，不能发挥效益。河源县反映，过去十天半月不下雨不会旱，现在七天不下雨就成灾；以前十二小时下一百毫米的雨不会涝，现在下八十毫米就受不了。农民已经感受到了农田水利失修的恶果，迫切要求出工修复和新建，但无钱无材料，希望国家给予重视和支持。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价格问题，严重影响农民种粮和接受合同定购任务的积极性。如果不妥善解决，不仅粮食播种面积会继续减少，保不了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也会下降的。有的农民算了一本账，亩产稻谷八百五十斤是最佳选择，再多产，就得多投入、亏本。

市县的同志认为，定购粮的价格必须提高，合同规定平价供应的生产资料必须兑现，否则不能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如果粮食生产出大问题，用外汇进口，那就划不来了。市县同志还认为，农用生产资料指定供销社专营，是减少层层盘剥的好办法，但担心供销社无力经营。因为供销社已经个人承包，力量单薄，又无多余的资金提前进货，运输、储藏都有一定困难。他们建议多辟几个供应渠道，由县统一管理。

二、资金问题

整治经济，压缩楼堂馆所的建设，抑制通货膨胀，地方的干部和群众是称赞并接受的。但是，抽紧银根之后，有的银行只收不贷，各经济单位流动资金短缺，一时又形成了企业无钱购买愿材料、商业部门，无钱进商品、粮食部门无钱收购农副产品的状况。市县同志普遍认为这种状况不尽快改变，将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珠海压缩机厂，是光大公司、电子工业部、珠海市三家出资联营的，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和设备，设计能力单班年产电冰箱、冷柜、空调机等用的压缩机九十万台，产品质量好，可替代进口，国内外纷纷订货，供不应求。厂方想增开班次扩大产量，但受流动资金的制约，不能增产。一些新建企业都存在这个问题。

许多企业不能充分发挥能力增加生产，除了流动资金困难外，还有供电不足的原因。现在，一些企业因缺电已经开四停三。电力不够，对经济发达的地区是个很大的威胁。开放了的城市，不得不保城市生活用电，企业多数搞自备电（柴油机发电）。看来，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供电不解决，即使有了资金也难以扩大生产。

一些市县的同志提问：票子发得很多，但国家却没钱，地方政府也没钱，钱到底哪里去了？他们的答案是三条渠道流失了：（一）建设楼堂馆所，占用了大量资金。停缓建的未完工程，不仅建设单位呆滞了资金，施工单位备料、设备生产企业投料，也都占用着资金。（二）企业承包基数低，大量利润用于了集体和个人消费。（三）官倒和私倒，现金买卖，银行无法控制市场流通的货币。南海县的集体和家庭化纤纺织业较发达，已经形成了很有规模的化纤布市场。外省的人用皮箱装着票子、开着卡车去买。他们反复倒运，钱回笼不到银行手里。

有的市县反映，银行为了吸收存款，搞有奖储蓄；但是社会储蓄总额却增加不了多少。这是因为，甲银行搞有奖储蓄，存款人就把存在乙银行或丙银行的钱取出来投入甲银行。反之亦然，实际上成了储蓄的转移。

三、乡镇企业承包问题

原有的社队企业，大都实行了承包经营，承包者多为原来的干部。在承包方式上，一般都注意了集体承包，但多数地区个人承包多于集体承包。几年的实践结果说明，两种承包方式对社会和集体的贡献效果大不一样。东莞市麻通公社新集大队办了三个砖窑、一个水泥厂，个人承包，一年只上交大队十九万元；川杈大队只办了三个砖窑，集体承包，一年却上交大队由百二十万元。市县同志认为，集体承包乡镇企业，可以为国家和集体多作贡献，可以集资补农，为村镇兴办教育和其他福利事业，承包者和群众都高兴，是集体致富的道路；个人承包，容易滋生歪门邪道，造成干群之间的新矛盾。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带方向性的问题，必须认真解决。东莞市已在前几年就强调每个大队必须保留集体经济。佛山市实行双层经营，即工业以集体为主，农副业以家庭承包为主。

各市县都建有党校，定期轮训党员干部，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引导农民走集体致富道路的能力。

七 赵紫阳辜负了陈云的嘱托和教诲

1 赵紫阳不听陈云的两点建议

陈云同志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是非常关心的。1987年7月，他两次向赵紫阳建议，一次是通过薄老转告，一次是亲自找赵谈，语重心长啊！陈云建议的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你责任重大啊，死了多少人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耀邦没有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现在由你来承担，你一定要想到牺牲了几千万人，要把他们的事业继承下去啊。陈还按着赵的肩膀说：你身负重任啊！第二点，陈要赵好好学哲学，并把自己从学哲学中所得的收益告诉赵，哲学、世界观的问题不解决，你的责任就承担不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啊！可以说赵完全辜负了陈的嘱托和教诲，也可以说陈的话不幸而言中。

2 赵紫阳听不进陈云的八点意见

陈云同志还在1988年提出过八条意见，这些都是针对赵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讲的，陈云开头就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④八点意见，赵没有听进去。

八 赵紫阳欣赏《河殇》"新纪元"的说法

在1988年还有一件事，赵紫阳支持的《河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不是这一年，也不是那一年，而是赵紫阳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纪元"。赵紫阳不仅让有关单位复制录相带，而且亲自介绍、推荐该片给新加坡的李光耀，说值得一看。《河殇》播出以后，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王震。王老在宁夏讲话批评，然后又找林默涵等人谈话，由林默涵等人帮助王老把意见整理成文章。文章写好给我看时，我就提出了这个意见，我说《河殇》的要害就是这一条，赵紫阳非常欣赏其中"新纪元"这个说法。李先念有一次见到我，说你对王老这个讲话、这个文章有什么意见啊？我说我提了一个意见，要害是"新纪元"的提法。先念说：哟，过去还不知道这个看法。

赵紫阳下台时，王老发表了一个讲话，批判“新纪元”是讲话的内容之一。③

王老是产业工人出身，但是喜欢看小说、看理论书，敢于而且善于保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也相当敏锐。

注释：①这三个条例是：《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1981年7月13日发布）、《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1月2日发布）和《中国共产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6月3日发布）。

②陈云：《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65页。

③1989年6月21日，王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他指出："《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河殇》里有两个'新纪元'。巴黎公社不是新纪元。十月革命不是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新纪元，马、恩、列、斯、毛以及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都不是新纪元，只有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987年赵紫阳同志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赵紫阳同志这个‘新纪元'，到底是什么样的'新纪元'？这是用'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薪纪元'。这是削弱以至取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瓦解以至'改造'党。反对邓小平同志代表的党，大树特树赵紫阳同志'新权威主义'的'新纪元'。这是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歪曲和破坏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庇护下来、扶植和集聚起来的'新纪元'。赵紫阳同志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错误，已经产生严重后果。几年来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社会治安混乱，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地脱离群众，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搞散了，早已在新中国绝迹的贩毒、吸毒、卖淫、走私、绑票、买卖妇女儿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重新泛滥，严重败坏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总祸根就是赵紫阳同志。到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渣滓纷纷出笼。他们打砸抢烧杀，破坏国家财产，惨无人性地殴打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把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和首都北京，搞得黑云滚滚。这是他们'新纪元'的一次大暴露。……赵紫阳同志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还是一个善于耍弄政治权术的阴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