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3) 一九八七年的风浪

一 一九八六年学潮和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生活会

从我一生的经历来看，1987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充满风浪，有忧有愁啊！这里顺着时间次序讲七件事。
    1 邓小平关于学潮的谈话
    1986年12月中下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同志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事件的发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了。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了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①
    2 胡耀邦写信给邓小平请辞总书记
邓小平同志谈话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3 邓小平提议举行党内生活会
    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经过中央常委议论，决定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提出会议要注意四点：第一，不要说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第二，不要涉及到个人的品质，不要因为胡犯了这个错误，就说他的品质如何，对品质不要加以评价；第三，不要提"团派"，因为胡长期在团中央工作，社会上也有这种议论，认为批评胡耀邦，实际上是要打击"团派"；第四条大概是：不要说这个人是什么圈子，那个人是什么圈子，即属于宗派性质的问题不要提。
中央常委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个人来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由薄老主持会议。1月8日，中央办公厅就此发出了《通知》，还规定了到会名单。
我记不清楚生活会是开了五个半天还是五天半了。会上有口头发言，也有书面发言。会议还印发了一些参考资料。
    4 我的长篇发言
会议召开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说学生闹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引起的恶果，中央要开一个生活会议。他们要我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问题说一说。我说更多的事情胡乔木知道，乔木比我知道得多啊。他们说，他是他，你是你，我们找你是要你做好准备，讲你所知道的事情。
    12日上午，生活会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余秋里。余大概讲了半个小时。第二个发言的是我，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12日上午没讲完，13日上午接着又讲了近一个小时。两次发言合起来有3个半小时。
在批评胡之前，我先做了自我批评，然后是对胡耀邦同志进行批评，一共讲了六条批评意见：一、关于统一思想的问题；二、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三、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的问题；四、关于“左”和右的问题；五、关于对干部的任用问题；六、关于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的问题。六条批评意见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对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又肯定、一会儿又否定；从总的变化看出来，邓一发现就讲：他一讲，情况就好一点；讲完了以后，经过胡耀邦这样搞那样搞，形势就又逆转了。总之，几次肯定，几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学潮。学潮的发生是与胡耀邦同志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当时，党内外和港台都谣传、议论，各种说法很多、也很离奇，说邓小平主张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力群谎报军情、夸大其词引起的。我的发言澄清了事实。
我发言的基调是平和的。没有使用任何刺激性的语言，只是如实地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没有发挥，没有上纲，更没有给胡耀邦同志加罪名。拿我当时的心情来讲，是诚诚恳恳地帮助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情，我说到有些地方的时候，还掉了眼泪。
胡耀邦同志听了、看了我的发言，究竟有什么意见，是不是大发脾气，是不是从此记恨在心，我不能推测。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吧！我的发言是有稿子的。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我把生活会上的发言一字不漏地抄录在下面：
一、非常拥护、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重要讲话。非常拥护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召开这次党的生活会。希望而且相信这个会能开得很好。建议今后每年至少开一次这样的会，相互交心，相互批评，相互帮助，相互监督。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可以帮助这个集体少犯错误，至少不犯大错误。是不是可以说，在座每个同志都需要这样的帮助和监督。
同意刚才秋里同志的发言。
二、先做自我批评
一九八三年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以后，我事先没有请示，就向新华社分社社长会议、红旗联络员会议传达了会议内容。这是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
在这以后，一天乔木同志和我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昨晚耀邦同志来，说你把扩大会议内容传达了，很多话是好的，但是说了一句中央最近出了问题。我向小平同志负责地声明，我没讲这话，但我没请示就传达，是严重错误，接受小平同志批评。接着，我把传达的录音稿送给耀邦同志，并向耀邦同志做了书面的自我批评，保证以后不重犯这种错误。整党开始，我在书记处研究室党员大会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评。整党中我向中指委的检查，也写上了这一条。在书记处几位书记谈心会上，我也做过自我批评。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次郑重地就这一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恳请同志们对我进行严肃批评，监督我以后不再重犯这类错误。
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中指委确定，宣传文教战线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清理和检查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问题。由于耀邦同志集中力量做访日准备，乔木同志集中时间写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宣传方面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在这过程中，我多次就政策界限问题发表意见。现在看来，那些意见还是站得住的。但工作过程中确有失误。
    1 中央转发小平、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初稿由我起草。其中讲到工作步骤，先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进行，先党员负责干部后一般党员干部，先党内后党外，地县什么时间传达，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看来不应由省、市、自治区自己，而应由中央决定。各地很快往地县传达，出了一些毛病，和这个部署有关系。
    2 原来决定，十一月中旬前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我请郁文同志(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邀中央一级报纸总编开会，请他们结合自己的特点和工作对象准备评论、社论。由于我没有交待清楚，广播电视部同志也到会了。他们听到这消息，就通知省、市、自治区广播电视机构，立即采访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请他们就此表态，于是广播、电视、新华社、报纸纷纷发表消息，有时一天之内三四个、四五个、五六个表态，在几天之内造成相当紧张的气氛。这个责任，主要由我负，不应责备郁文同志和其他同志。
    3 二中全会以后，从反对精神污染到步步退让以至全面否定反精神污染，这个过程中主要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对耀邦同志的一些说法、做法我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没有按照党性原则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及时地、系统地反映这些情况和提出我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我的最严重的失职。
多年来，我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错误，例如对一些人重才不重德、用人不当等等，恳请同志们进行批评。
三、耀邦同志一月十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同意他这样的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的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同时我认为应该肯定，耀邦同志这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实现新老交替、热心建设、热心改革等等方面，积极努力，成绩显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有耀邦同志的重要的一份，这需要也应该充分肯定。我们要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也要有意识地充分肯定和保护他对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作为自己的同志，我们批评他的错误不讲情面，但是丝毫不应该夸大他的错误、抹煞他的成绩。批评他的错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使他继续为党做更多工作、更大贡献。这不只是对耀邦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整个党的利益的问题。
我想本着这个精神对耀邦同志提出一些批评。如果有不符合这个精神的地方，请同志们指出，也请耀邦同志指出。
下面，按照耀邦同志检查的顺序，用一些我知道的事实，努力遵循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一些意见。
    1、关于统一思想
中央整党决定规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这个决定，是全会一致通过的。可是到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说：统一思想的问题，“一是树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社会主义、对党，包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对整党，要有信心。二是改革，要改革就要创新路，没有改革，什么事都办不成。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好解决。”四项基本原则不提了。
《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谈谈统一思想问题》，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发表。文章说，“前几年的思想问题已经解决了，就不要纠缠了，这次整党重点应该放在现在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上”。“前几年的思想问题”，讲的就是坚持还是抵制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所谓“现在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文章讲了三个：“第一，是否坚定不移地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项奋斗目标有没有充分的信心？第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项工作是否服从于、服务于全党的奋斗目标？"这个第三点，也就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上讲的，统一思想"重点是现在思想上是不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不端正"，以及对"使自己领导的业务工作偏离中央的方针、路线"的批评。根据这个思想，书记处部署整党，安排听一百多个部委的汇报，实际上就是一个题目，即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耀邦同志没有接受，还是一直这样汇报下去。
在这期间，他对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说，宣传工作部门要学习经济、熟悉经济、宣传经济。这当然是对的、是应该做的。但是，他不提经济工作的方向问题和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也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保证经济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问题。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目，耀邦同志在武昌讲，“要切实做到整党、经济工作两不误。整党和经济的关系是，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后来，《人民日报》根据他这个意思写了一篇社论。社论稿由乔木同志做了修改。耀邦同志向我说，他不同意乔木同志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们在福建三明市召开大中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在小组会上，几个省的同志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说他们到地方讲话，只讲物质文明建设，不讲精神文明建设，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会上情绪很激烈。我没有把这个情况向耀邦同志报告，是不对的。但是也希望耀邦同志回忆一下，和地方同志、部门同志谈话中，有没有这个毛病。
小平同志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说到，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只顾经济、忽视政治的倾向。我相信，耀邦同志是同意小平同志这个意见的。但作为总书记，对这个意见重视到什么程度，怎样考虑整个工作的部署？从我接触的情况看，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到，小平同志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后，他头几年是结合解决一些党的工作问题、思想工作问题贯彻了的。我翻了一下手边有的耀邦同志的部分讲话，证明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以前包括十二大，尽管不是每次都用四项基本原则的字样，但是他讲话的总的精神还是体现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正如上面所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就很少讲或者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了，甚至别人讲四项原则，在他还引起反感。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讲："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对这样重要的理论，我没有听到耀邦同志有什么反应，在工作中有什么部署。他检查中说，六中全会期间小平同志和他谈话时突出地讲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没有把他唤醒过来。这很值得深思。
    2、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搞精神污染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
先说反对精神污染问题。
    “清除精神污染”这个用语，我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的一个讲话中用过。同年九月二十几日，我在一个会上，又说过“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这样的话，报纸发了消息。十二届二中全会后，耀邦同志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用过“清除精神污染”。我用得多，耀邦同志用的次数也不少。小平同志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讲话中只用了“清理”，没有用“清除”。我在起草转发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初稿时，也是按小平同志说法，用“清理”而没有用“清除”。有同志说，小平同志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被邓力群改成“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事实澄清一下是有必要的。在我看来，对待精神污染，要反对、抵制、清理、清查、清除，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问题的实质不在用语，而在对待精神污染的态度。在这点上，确实有分歧。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以前，耀邦同志一直讲“清除精神污染”，同杨力宇的谈话中还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概念是站得住脚的”。二月十一日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谈话中却说，“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主要是怎么样的提法更准确一些I。要讲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这里说的"决议"，指一九八三年三十六号文件，即中央转发小平、陈云同志讲话时的通知。回到北京，他向乔木同志讲这个意见。乔木同志要我查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用语的来源。二月二十日，我把按日查的结果送乔木同志，乔木同志转耀邦、紫阳同志。他们两位圈阅了。当时曾考虑研究改变提法的问题。
可是耀邦同志这以后不仅在党内党外到处讲这个问题，而且还向外宾讲。三月十八日，他会见日本外宾，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四月十二日，“美国之音”向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四月十七日，中宣部建议新闻司按如下口径答复："前阶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绩，我们予以充分肯定。今后还要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外交部因耀邦同志有同日本外宾的上述谈话，不同意这个答复，另起了个稿子。我们也不同意，又起了一个稿子。连同外交部的共三个稿子同时送请紫阳同志审批。紫阳同志批示："我觉得还是中宣部四月十七日建议新闻司的口径回答好些，如需要，书记处再议，最好能在四月三十日上午耀邦同志出国前先议一下此事，对外久拖不答，影响我国对外形象。请酌！四月二十八日。"耀邦同志四月二十八日批示："就按紫阳同志意见办。"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紫阳同志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我们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完全正当的，是应当提倡的，决不允许把它同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发扬健康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这是经过中央常委、书记处、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反复斟酌，取得一致意见，又经过人大通过的。
因为不同意见在党内外以及国内外的散布，自然引起了许多议论、猜测，并由此产生各种谣言。那些不满反对精神污染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发动了全面否定反对精神污染的攻势，执行二中全会方针的同志感到压抑。
八月间我在北戴河报告了耀邦同志，得到他的同意，由贺敬之同志在北京召集五十几位党员文艺工作者骨干讨论五次文代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个会上，赵寻同志发言，说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在文艺界有很多混乱，原因很多，其中有别有用心分子的挑拨，此外的原因之一是他从印发的材料中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说法不一。他引用了对外友协广为印发的耀邦同志同日本外宾的谈话，赵寻同志同时解释说，可能整理得不准确，接着引述了耀邦、紫阳同志批准的外交部表态。冯牧同志把这个情况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反映以后，耀邦同志召集几个人的会，有贺敬之同志参加，对贺提出严厉批评和质问。接着，非党组成员的夏衍同志又受周扬同志委托，在文联召开党组成员及非党组成员连续几次开会，尖锐批评赵寻同志胆大妄为、攻击耀邦同志。这期间，中央组织部还专门派人到文联调查赵寻同志问题。由此造成了文联党组内部的分裂。文艺界、知识界还广泛流传，说贺敬之同志主持的那个会，是背着中央书记处开的，是文艺黑会。接着又把五次文代会筹备组下的报告起草组改组了。我认为，这都是很不正常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耀邦同志等六位书记处成员听取作协四大筹备组汇报。张光年同志问，报告中没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又问，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两位同志不赞成提，究竟留不留。耀邦等同志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理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主要表现为：第一，把这一口号扩大到全社会；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声势。因而出现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发觉了，纠正了。这次会议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创作自由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应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这是记录整理稿，还讲究了一些分寸，原话就更没有分寸了。也应该说到，耀邦同志还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筹备五次文代会和作协四大期间，大约一年多时间里，根据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中宣部组织人事小组，广泛征取各方面意见，稍微知名一点的党内和党外文艺'工作者的意见都征求了，提出了文联、作协两个文艺团体领导班子的初步名单。在上面说的那个十二月二十日的会上夏衍同志问，这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耀邦同志回答：无效性。他还说，群众团体领导人由他们自己去选。并轻率地说，党组也由他们中的党员自己选，报中组部备案就行了。
作协四大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夏衍、张光年同志原来的目的，是想点起火来，烧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那些搞自由化的人，违反他们的意愿，一起烧了小平同志，也烧了耀邦同志，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吴祖光在会上讲，清除精神污染，是共产党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他们到处散布，说清除精神污染是小“文革”，是不搞运动的运动。他们否定对《太阳和人》的错误的批评，否定对《骗子》等作品错误的批评。夏衍同志会后讲，作协四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刘宾雁到处讲：这次会提出创作自由，是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接着就是离开宪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大讲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一时甚嚣尘上。王若望造谣造到小平同志、紫阳同志身上，宣扬不仅要引进资本主义的设备、资金，而且要引进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文化。散会后，各地传达，浙江、甘肃等地这些人大肆活动，说执行二中全会决定，批评精神污染的人是"清污分子"。然后又是各协会代表会的召开。几个重要的协会，会开得乱七八糟，人们说，比资产阶级的议会还糟糕。很多。同志说，这是建国以来文艺界从未出现过的丑闻。当时中宣部有的同志讲，反对精神污染，初期出了一些毛病，很快纠正了，但后来造成的思想混乱，是要长期发生影响的，很难改变过来。
面对这种混乱情况，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讲了一篇好话，即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在正确阐述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做好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队伍问题的同时，阐明了创作自由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不同，又讲了反对精神污染问题，肯定了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原则。讲话又说："'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这里要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一九八六年九月，小平同志两次找我谈话都说，"精神污染"是他提出来的，既然有人搞精神污染，为什么不能反对。又说，他在二中全会的讲话没什么错，他不收回。一九八五年九月谈话，在座的有林涧青同志。他当时正在帮助耀邦同志起草文件。我曾请他把小平同志谈话整理出来，送常委同志看看。不知道他报告了耀邦同志没有。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稿，我曾参加修改。当时没想到提醒耀邦同志把这段话报请小平同志审批，这是我应该检查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召集文艺干部开座谈会，讲要提倡作家的感情同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感情挂起钩来，同时代精神挂起钩来，反映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实践。这次讲话主调是好的，缺点是没有提醒文艺工作者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
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常委讲话的学习和执行，使作协四大后的混乱情况有所收敛。各级党委两个文明一起抓，形势越来越好。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论界的情况，又开始发生变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连续召开几次老年、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好同志。可是发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言中也提出一些问题、意见，也值得研究，值得考虑。但欣赏或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言，主要讲的就是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赞成反对精神污染。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王若水既参加了老年理论工作者的会，又参加了青年理论工作者的会，两个会都让他发表了长篇讲话。我把两个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整理的发言记录送启立同志并请转报耀邦同志。但是没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没有限制、没有前提地反复讲宽松、宽容、宽厚，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不应成为资产阶级专利品，全部让给人家。有的同志甚至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有的同志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孤立地讲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战略讨论，北京的双百方针纪念会，七月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这样一类的大会小会，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会，自由串连的会，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开。报刊文章，名人讲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畅行无阻于我们的舆论阵地。如果说，作协四大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主要还只限于思想问题、文艺问题，这次的泛滥就是指向共产党领导，指向社会主义，指向人民民主专政，指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书记处研究室同志把学潮中学生的一些政治主张、理论见解同知名人士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做了对照，从中可以发现，除极反动的口号标语，其它可以说绝大部分来自于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学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了一篇话，绝大多数是好意见。可是其中有一段话讲：“特别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们搞了一个反精神污染，小平同志现在还背着一个黑锅。”到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时间谣言四起的时候，李洪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切莫谎报军情。社会上谣言说：小平同志二中全会所以讲这么一篇话，是因为邓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实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志上了当。我这里要负责地说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周扬同志关于中国全面异化的文章以后，中宣部向书记处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书记处讨论，同意这个报告，责成中宣部和胡乔木、邓力群同周扬、王若水、秦川谈话，核对事实，听取意见。我们照做了，又对报告做了修改，第二次报送书记处并常委。事情一直拖着，不予处理。除此以外，二中全会以前，我没有向小平同志提供任何关于周扬同志的材料。
有人说“精神污染”这四个字，是小平同志按照我的意见讲的。这也要负责地说清楚事实。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华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志找我和龚育之、郑惠、卢之超同志到他那里谈话。他说，前些日子曾交代乔木同志，要乔木同志为他在二中全会讲话做些准备，问准备得怎么样。我请龚、郑汇报情况。他们说了乔木同志的一些设想。小平同志说，不能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还详细说了他关于这两个问题想讲的内容。龚、郑二位做了笔记。我在这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小平同志讲二中全会要增加一个议题，做一个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时，我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小平同志说，那好，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来做也行。我把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在书记处作了详细传达。整理出来后送小平同志审阅，他还改了两个字。
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中为周扬同志抱屈，说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头的人，二中全会上刮起一阵批周扬的风，他认为很不对。我们在座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头。就拿耀邦同志说吧。“文革”初期天天“示众”，在汪东兴当校长的干校里从事那么重的劳动，我听了以后很为他难过。能够说，我们因为当时吃了苦头，后来犯了原则的错误，也不能批评吗？我想，耀邦同志为周扬同志抱屈的这个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扬同志的错误是小错误吗？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思想上异化了，政治上异化了，经济上异化了，可以说全面异化了。这样的错误，不是原则错误吗？他是中顾委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对他提出批评，也不应该允许吗？各组对他的批评，我从简报中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很过头。会后，我就在书记处的会上指出，这个同志的批评很不对。我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有个长篇发言，整理出来有三十七页。其中大部分是列举事实批评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页多，就周扬同志文章中一些错误观点提了批评意见。讲到异化问题时，我说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周扬同志观点和王若水同志还是有区别的。周扬同志在全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会后我传达时，按照简报介绍了他自我批评的内容，随即表示我很高兴周扬同志做了自我批评，并向大家保证，有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还像过去一样把他当作同志中的兄长来尊重。
这里还要向同志们介绍一个情况。在准备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的过程中，九月三十日，小平同志说，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小平同志就此讲了一些话，因为过去很多同志不知道，现在把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的全文念一下：
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从一九八三年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
第一个肯定，大体上可以说，从二中全会到一九八四年二月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其间发表了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这个时期，总的形势是好的，尽管具体工作上也出了一点毛病，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是在认真执行二中全会决定的。绝大多数党员一致行动，同各种精神污染的现象进行了斗争。那些搞精神污染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程度不同地做了检查。总之，正气占上风，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邪气刹住了。
二月耀邦同志上海讲话，接着同日本外宾谈话后，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种种说法传播起来。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紫阳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的工作，并且说，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这个报告，对坚持中央方针、反对精神污染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同志，是很大的支持。搞精神污染的人，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有所收敛。九月，耀邦同志严厉批评贺敬之同志主持召开的那个文艺问题的会，“背着书记处”呀，“文艺黑会”呀等谣言广为传播，使反对精神污染的同志重新受到压力，而抵制二中全会的人则越来越神气，活动越来越频繁。从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讲话，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作协四大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交叉，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作协四大，由于耀邦等同志正式说，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否定的人们认为他们全面胜利了。所以才有所谓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的说法。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很多地方活动，非常嚣张。同精神污染进行斗争的同志被称为“清污分子”，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不少同志还能顶得住，也确有一些同志由于从不同渠道知道了耀邦同志的态度，知道了好同志受压制的情况，感到非常悲观。有的同志甚至说，他们被出卖了。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四月十一日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再次肯定反对精神污染是对的。特别是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关于理想纪律的讲话，五月、六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以及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和五位常委讲话的传达、学习、执行，又一次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的。全国的形势越来越好，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沉默了，公开活动减少了。
一九八六年初提宽容、宽厚、宽松等等一套，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又活跃起来，在各种范围进行串连，举行各种大会小会，发表演讲、文章。六中全会的召开，以至于六中全会决议的发表，不但没有制止他们，他们反而抓住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大造舆论，不仅否定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公开宣传全盘西化、三权分立，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毛泽东同志，丑化党，丑化马克思主义，主张中国搞资本主义，等等。他们的宣传，毒害了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的相当多的部分，种下了这次学潮的恶果。
这两次否定，对党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同志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不但坚持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对他印象不好，也没有讨到那些坚持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欢心。两方面的人有一个共同印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话是能够信任的。
下面举个具体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艺问题讲话后，耀邦同志召开过一次电影界的编剧、导演、电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谈会，也应该说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如说电影要维护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尊严，要多拍反映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题材的影片，说他讲了多次要拍三大战役，每次都说没有钱，可是北影却准备花六百万拍《红楼梦》前两集(据说是系列电影，要拍多集)。电视台已经拍摄了多集《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为什么急于花那么多钱重复拍这样的远离今天现实生活的影片。到会同志做了记录，有的还录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说他从来没说过不要拍《红楼梦》。于是《红楼梦》又开足马力，据反映，正式开拍前已用去二百多万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组部、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派出联合调查组到北影调查三个月。工作组写了个调查报告，把北影厂这样一个明明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不力、不正之风盛行、管理混乱，群众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整顿的单位，说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响"。厂长胡其明本应对上述各种不正常现象负主要责任(本人"文革”中参加给江青及其爪牙写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参与写了北影第一张点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报)，却被指定继续当厂长，组织新班子，对那些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坚持电影革命传统、坚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进行压制。这个报告摘要，经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转发全国，要求按批示精神对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班子进一步调整和建设。这以后，胡其明在厂内外宣扬，他这个班子是总书记亲自指定的，影响极坏。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耀邦同志的讲话，常常同中央集体打架，同别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这对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他们的所谓"自由世界"，把这作为他们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确切含义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明确地讲，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随后，一九八一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两次讲话都一再提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所讲的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有过什么表示，更说不上按这个精神来部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听说一九八五、八六两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消极。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改变。
去年六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关于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删留问题讲话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两次讲话，我认为，他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很不明确的。闭幕以后。也没有主动通知传达小平同志这次的非常重要的讲话。
    3、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问题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传部门进行了传达。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讲话中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使我们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他强调指出，只要四个现代化没有完成，每走一步。这四个保证都是伴随着的。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
耀邦同志十二大报告论证了四项政治保证，发挥了“四有”，是讲得好的。可是后来就很少听到他讲这样一些问题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也很少听到耀邦同志做出什么反应。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关于形势、政策、理想、纪律的讲话中，比较系统地讲“四有”问题。
    4、关于"左"和右的问题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说，我同意。但不够深刻。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他的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这篇讲话，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讲话中只讲反“左”、不讲反右。黄克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说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黄克诚同志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应该说，耀邦同志是接受了这个批评的，后来经常讲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又讲，“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讲，在纠“左”同时，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实际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讲，在执行政策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软弱涣散”。一般地说，这样讲，还说得过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我还觉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许不是他的本意，实际上是把带引号的“左”和不带；1号的左混同了，影响所及，反对精神污染的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反对右倾思潮的人，宣传四项原则的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统统都被当做"左"，甚至被认为是极"左"。本来"左"和右，急躁冒进和僵化保守是对立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把"左"和保守划了等号。我认为，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长期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来说话，不给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难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拔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条战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我很希望在这次党的生活会后，耀邦同志和我们大家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认真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5、耀邦同志讲，他喜欢用同意他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他意见的人
一般地说，这个检查可以同意，但我觉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见对不对。马克思掌握了真理，当然要选拔、重用、依靠赞成他的人，这有什么错？反对他的人，当然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这也没有错。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书记处开了两天会讨论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评耀邦同志，对有错误思想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尽管他们有很多缺点)，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个人没有决定过一个干部的任免，所有干部的任免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表面看确实如此。听说勤政殿有一个人事小组，哪些人参加，怎样讨论干部任免，我直到现在没听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实上，耀邦同志喜欢或不喜欢哪个干部，强烈影响这个小组的工作。三年来，除个别外，许多重要干部的任免，人事小组也好，中组部也好，都没有事先向小平、陈云同志请示报告，而是那个人事小组讨论后经中组部写报告直接提到书记处，书记处决定后，部委和省、市、自治区正职任免才送常委审批。谁让这样做的，我不清楚。请耀邦同志深刻地认识认识这个问题。
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二。别人骂毛主席、骂社会主义、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我一辈子心甘情愿当助手。耀邦同志当中央秘书长后，我真心诚意想当好他的助手，没有私心，当然帮得不够。为什么一九八三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求耀邦同志批评、谅解。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是希望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做耀邦同志一个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战斗的友谊。可是我也要向你说，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确的东西。我手边已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这些人断绝一切关系，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具体分析，对他们有的要帮助，有的要批驳，有的要发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话，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话。表面看来，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实际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体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们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讲话，都是集中了干部、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深思熟虑以后讲出来的。整理过程中，又经过中央许多同志参加意见，形成中央集体的意见。这几年，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见，提交集体讨论的时候，耀邦同志没提反对意见，都表示同意。可是集体决定做出以后，他到地方、部门讲话，和一些同志谈话，往往讲他个人同集体不一致的意见。
还想再举个事实。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说改革、建设“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谈话整理过程中，反复征求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最后经小平同志审定，作为中央集体的意见下发。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贵州发表长篇讲话，整理后发得很广，根本不提国家兴旺发达，更不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把《管子》、《史记》中"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之类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体分析加以引证。他多次自我欣赏地说，他那个"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鲜明。《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据他这个讲话发表了长篇评论员文章，题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可以说是他不尊重中央领导集体的突出表现之一。

四、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训练
这些年来，我深感我们的许多干部包括一部分高级干部马列主义基本训练很不够，理论根基很不牢固。我们已经组织八、九十位同志编选了马列著作四本，其中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有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已经出版，即将出版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总题目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建议，中委、候补中委中的中青年同志，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的正副职，大型企业党政正副职，指名分期到中央党校学习，最少半年，最好一年。其他老同志，正像一波同志讲的，在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也不能退居二线。可以采取自学办法进行。
五、最后我想说，从总体看，耀邦同志是位好同志，犯了错误，只要认真对待，认真检查，认真改正，会成为更好的同志。我恳切希望耀邦同志主动地、积极地清理自己的错误，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消极方面，如实地珍惜和保护自己的积极方面。各人有各人的账，账少的少还，账多的多还。特别是同耀邦同志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同样观点的同志，在帮助耀邦同志的同时，也帮助帮助一下自己吧。
以上发言，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再次恳切地请求同志们批评，请求耀邦同志批评。
    5 乔石、胡启立提供的重要情况
我的发言只讲了我所知道的情况，其实，邓小平同志对耀邦同志有过提醒。1月14日上午，乔石同志在生活会上发言。他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说：1985年7月14目，小平同志找启立同志和我谈话，先讲了团中央的干部问题，接着专门讲了耀邦同志同陆铿谈话的问题。当时小平同志指出：正是耀邦同志应该多讲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他恰恰没有很明确地讲。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至少是很不得体的，有些话很不严肃，完全是迎合。
    1月15日上午，胡启立同志发言。他在发言中也介绍了一些情况。关于邓小平同志7月14日的谈话，他说，小平同志再次指出：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个问题。经济建设始终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四化。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小平同志在这次谈话中还专门提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严肃指出：耀邦这次谈话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样子。指出陆铿的手法就是恭维耀邦，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样手法。这些人打耀邦的旗帜，所以耀邦要多讲讲反对自由化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启立说，小平同志谈话后，我和乔石同志按照小平同志的吩咐，立即向紫阳、耀邦同志作了汇报。紫阳同志的意见，对小平同志谈话，书记处要尽快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小平同志的思想，还可以先搞个粗的文件。根据紫阳同志意见，中办编印了反自由化问题的材料，摘编了常委们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论述，供书记处学习、讨论。我去请示耀邦。问什么时候开会，耀邦说他要去新疆。当时去新疆并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他从新疆回来后，书记处在北戴河讨论了两次，但既没有作决定，也没有发文件和通报。回到北京后就不了了之。
胡启立同志还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他说，1984年6月28日，小平同志曾单独找他谈过一次话。老人家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还说，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小平同志这次谈话，我当即向耀邦同志郑重地原原本本地作了报告，但耀邦同志听了之后没有向书记处其他同志谈一谈，征求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事实上，小平同志这次打招呼，对耀邦同志没起什么作用。
    6 赵紫阳的发言
赵紫阳的发言很用了一点心机，他是15日上午讲的。赵的发言中有这么一段，讲到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赵说：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他同耀邦个别谈话时还讲，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什么这么猖狂，为什么有恃无恐？他们寄希望于你。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即使现在有时候还捎他们一下，受一些批评，他们将来有你这个靠山，不要紧。他们就是这样有恃无恐，即使现在你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你。不管耀邦同志怎样想，那些人是这么看的。
赵又说到1984年他给小平同志写的一封信，希望在他和陈云同志健在时，能够认真帮助解决我们党中央一级的民主集中制问题，特别是书记处。赵说，他当时就已经感觉到，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等到格局一改变，小平、陈云同志不在了，党内老人不在了，我们两个无法共事下去，那时要辞职了。耀邦同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党内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况下，他还这样不遵守纪律，等以后不在了，谁也没有办法，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上次讨论怎么定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对小平、陈云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这里不能不有所考虑，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赵的话说得很巧妙，意思是说胡耀邦是有意识地把这些人保护起来的，一旦胡成了第一把手，这些人就会成为他的人才和力量。表面上看，赵紫阳说的就是上面的那几句话，但仔细想来，赵是话里有话的，有些话是在给人一种暗示：即胡耀邦要独裁，眼前所以还没有这样做，是他自己有意识地克制自己。赵紫阳是说胡耀邦这个人用心很深、不可低估和轻看啊！
生活会议的气氛是正常的，会前提出的四条原则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大家都遵守这几条，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与人为善，没什么压力。如果与“文革”时期的党内斗争比较，那是完全两样了。就是与“文革”以前党内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比较，这次会议也是开得好的。
开完生活会议后，接着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生活会议的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二 关于起草生活会议《通报》的是非曲直

1 起草生活会议《通报》
生活会议的通报是薄老要我起草的。除了通报以外，薄老还要做一个扼要的口头汇报，这个汇报稿是乔木帮助薄老整理的。
当时没有可能到会议之外去了解情况、收集资料，我就以大家在会议上的发言、提法为依据起草了通报。这个通报列出了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统一思想，第二个问题是“反对精神污染”，第三个问题是“四个保证”和“四有”，这些内容主要是根据我的发言整理的；第四个问题是经济工作，是根据姚依林和宋平的发言整理的；第五个问题是政法工作，是根据陈丕显等同志的发言整理的；第六个问题是外事工作，主要是根据吴学谦等同志的发言整理的；第七个问题是干部问题；第八个问题是“左”和右的问题，也是根据我的发言整理的；第九个问题是集体领导和违反纪律的问题；第十个问题是胡耀邦的表态，根据他的发言摘要选了几段。最后，是生活会给胡耀邦提出的四个问题，这一部分就包括了赵紫阳提出的问题，希望胡认真考虑，做出说明。
这些都有现成的东西，后来中央作为三号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传达到哪一级，在中央转发的通知里有规定。
    2 增发五个补充材料
生活会议的通报尽管讲了几个问题，但终究是扼要的，发下去以后就有反应上来了，说这么一件大事情，不等到1987年召开十三大解决，就这么匆匆忙忙地决定，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嫌通报太简单、太扼要，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了解详细的情况。因此，中央决定增发五个补充材料。在材料下发以前，赵紫阳在一定范围里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人事变动的原委，这个讲话作为中央的文件也下发了。这个对于人事变动的说明，没有什么分析和推论，把事情的原委说得清楚了一些。
五个补充材料，第一、二、三个补充材料是1987年3月发出的，第四、五个补充材料是1987年5月12日发出的。第一个补充材料中的第一个内容是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第二个内容是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关于"左"和右的问题。第二个补充材料是关于外事工作的问题。第三个补充材料是胡耀邦和陆铿谈话的问题，其中摘引了谈话记录中的重要段落。第四个补充材料是关于经济工作的问题，比原来的通报增加了很多具体内容，从中可以看出，胡这个人很愿意抓经济工作，但是确实说了很多太不懂行的话，成为一种笑话。例如，耀邦说他主张"不要统计，估计更可靠"，还说要学点"估计学"；再如算经济帐，他这样算：化妆品，一个人一年消费多少，一年几亿人就可生产到什么程度；营养品一个人消费多少、饮料一个人消费多少；这些都是他的"估计学"。他还在理论上提出一个问题，即消费应该占第一位，消费刺激、促进、决定生产，胡确实有很多不着边的言论。第五个补充材料是胡给中央的信和胡在生活会及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整理补充材料之四、之五的工作是薄老布置给我的。后来，问题就出在第五个材料的三个发言上。
    5月12日，第四、五个补充材料发出了。
    3 邓力群有没有篡改胡耀邦的《我的表态》
    (1)胡启立给赵紫阳、薄一波写信提出"问题"
    6月2日，胡启立写了一封信给赵紫阳和薄一波，胡启立的信是这样写的："紫阳、一波同志：中办在中发三号文件补充材料之四、之五付印前对个别文字进行校核时，发现材料之五胡耀邦同志一月十五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中央《通知》(稿)中写的，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发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这句话也是文件起草同志加上去的，实际并未经本人修改。有鉴于此，我责成中办对这个文件稿再次认真复核，复核后提出两条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加以斟酌。1、第六页提到'由于胡耀邦同志对十二大确定的重要方针的一再批评，使"六五"计划起草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这句话颠倒了时间顺序。因为十二大是一九八二年十月召开的，而'六五'计划早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即已通过。建议改为'由于胡耀邦同志的一再批评，使"六五"计划起草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2、原稿第四页第二段'由于胡耀邦同志思想认识同中央的方针不一致，下面无所适从，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未能很好贯彻......"。这句话修改了宋平同志在生活会上的发言。宋平同志在党的生活会上发言讲到这个问题时说：'由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思想认识同中央方针不一致，使下面无所适从，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作出的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未能贯彻下去。'胡耀邦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一九七九年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的贯彻是有影响的，但考虑到，一九七九年胡耀邦同志是中央秘书长，而华国锋同志是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建议仍用宋平同志发言原话为好。另外还有些文字上的问题就不细讲了。以上意见妥否，请审批。"②
胡启立对文件的起草过程没有做全面调查，既不找文件的起草、整理者卫建林，也不找我。
    (2)赵紫阳批示"追查”
当天，赵紫阳即做出了反应，他在该信上批示：“我的意见是：1、同意启立同志意见；2、引用胡的表态，不应擅自改动；3、起草文件的人的违纪行为应该追查。" ③
赵这样一批，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
然后，这个东西转到了薄一波那里。文件是5月12日发出的，胡启立是6月2日给赵和薄写的信，赵也是6月2日批的，中间隔了二十来天(5月12日一6月2日)；后来信到了薄那里压了一个多月(6月2日一7月14日)，在这之前，我一直蒙在鼓里。
    7月14日，薄老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我，薄老说："关于起草'补充材料之四、之五'，曾讲到'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实际耀邦同志并未修改过。此事紫阳同志有个批示(详见批件)要'追查'一下。当时我曾让秘书打过两次电话。据说有解释。现在还是让起草同志正式写一报告为好！” ④
在7月14日以前，7月7日中央开会，根据赵的意见，撤销书记处研究室。这个决定，是薄老7月9日通知我的。到了这个时候(7月14日)，薄老的信和赵的批示才交给我。由这点上看，上述事情--所谓改动胡的表态是撤销书记处研究室的理由之一，实际上还不止这一条。
胡启立、赵紫阳这种做法，真让我长了见识。产生怀疑，问问嘛。对邓力群有意见，可以当面批评嘛，为什么在背后下这样的毒手，企图置人于死地呢？这不是正派人的行为，更不符合处理党内问题的规矩。
我把起草这个文件的卫建林找来，要他如实说明情况。我考虑，卫建林是个小干部，胡、赵这样大的压力，他受不了。也考虑到，他年轻，是个用功的同志，以后为党工作的时间还长，因此还是由我向中央写报告、承担责任。卫建林表示：因为您经常保护干部、承担责任，我们这些部下都很敬重您。但是这一次是我的事，有些是薄老直接向我交代的。他们官大，但是理不在他们那一边。他坚持由他自己写报告去说明真相。
    (3) 卫建林说明事实的报告
    7月16日，卫建林把事情的经过和真相写了一个报告给我。我把这个报告送给了薄老、胡启立和赵紫阳。我说：事情虽然是卫建林做的，但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历史的原貌是什么，没有必要掩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胡启立的信、赵紫阳的批示、薄老的信、卫建林7月16日的报告都在中央档案里，铁证如山。卫建林的报告如下：
力群同志：
中发1987年3号文件补充材料之四、之五，起草、校对、修改过程中，经中办同志仔细校核，提出两个问题。正式下达的文件，这两个问题均已解决。
现将起草、校对、修改过程中出现这两个问题的情况报告如下。
大约五月初，您把我叫去，说一波同志布置一个任务，要得紧，您当时又整天开会，因此让我先搞个稿子。您交代，材料之四讲经济工作，主要以依林、宋平等同志发言为依据做些整理；材料之五，就是胡耀邦同志几次表态检查，按时间顺序编排。草稿出来后，您和我读改一遍，着重是使问题的提法、判断的用语准确、妥当，在外事问题上节略了两段。读改后送一波同志。一波同志看后发印厂排出清样，又亲自做了修改。
五月十三日，一波同志处把我叫去，把一波同志的改稿交我，转告了一波同志要做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并给我一个封面印有中办秘书局字样的汇集了中央生活会材料的白皮厚本。我按照一波同志意见做了一些补充修改。校对时发现中办本中耀邦同志发言与起草时作为依据的手写复印稿文字、标点、段落分法多处不同。于是据中办本校改。因考虑到与三号文件衔接(三号文件中所引胡耀邦同志表态检查中的话，依据是手写复印稿)，所以在中办通知稿中加了一句话："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发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然后送给您看。
您再次修改时，也着重是使问题的提法、判断的用语准确、妥当。改后又送一波同志审阅。在这个过程中，胡启立同志6月2日写信给紫阳、一波同志，说中办同志核校时发现两个问题。
问题之一，信中说：“发现材料之五胡耀邦同志一月十五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中央通知(稿)中写的'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发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这句话也是文件起草同志加上去的，实际并未经本人修改。"
这是怎么回事呢？
草稿依据的是胡耀邦同志的手写复印稿。中途修改、校对，作为依据的是中办本，这时发现胡耀邦同志同一发言的两个稿子之间的差异。我的疏漏，是没有自己立即问一下怎么会有这种差异。第二次把稿子送给一波同志后，一波同志处直接问中办徐瑞新同志，徐才说清楚中办本是录音记录。一波同志处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即在电话中提出，那就还是以手写复印稿为依据重新校改，并请删去我在通知稿中加的那句话。一波同志处回答，那句话已经删去。正式下发的文件。胡耀邦同志发言仍然用手写复印稿，我加的那句话也已删去。
实际上，手写复印稿是胡耀邦同志的，录音记录是胡耀邦同志口讲的，有修改，也是胡耀邦同志自已修改的。准确地说，是耀邦同志口讲的改了手写的。作为三号文件补充材料之四、之五的起草人，我负责地向党说明：我完全没有修改胡耀邦同志的发言。仔细校对过程中发现胡耀邦同志同一发言的两个稿子、两种版本。究竟是用胡耀邦同志的手写复印稿，还是用胡耀邦同志的录音记录？一般惯例，应该是用后面的稿子。由于他的手写复印稿中一部分已印进三号文件，为避免正式下发后引起不必要的疑问，补充材料之五仍用手写复印稿比较合适。在这点上，应该感谢中办同志仔细做了核校。
问题之二，信中说了两条修改意见。一条是把“由于胡耀邦同志对十二大确定的，重要方针的一再批评，使‘六五’计划起草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改为“由于胡耀邦同志的一再批评，使‘六五’计划起草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另一条是把“由于胡耀邦同志思想认识同中央的方针不一致，下面无所适从，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未能很好贯彻……”改为“由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思想认识同中央方针不一致，使下面无所适从，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作出的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未能贯彻下去。”这两处起草时表述不确切，中办同志建议修改，正式下达的文件均已吸收。
起草、校对、修改过程中所以出现中办同志提出的两个问题，是由于我水平低、经验少、工作粗心疏漏。虽然这些问题在正式下达的文件中已不存在，但是我仍应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由此引出深刻教训。⑤
卫建林报告的最后一段，是我考虑为了给赵紫阳、胡启立一个台阶，建议他加上去的。

(4) 在事实真相面前赵紫阳等人的态度及影响
这个报告的内容就是点破了一点，即卫建林没有改动任何一个字，是胡耀邦口讲的改了他自己手写的，改动是胡耀邦自己做的，卫建林只是负责校对。按照以往的惯例，以最后的发言为准，他按照薄一波的指示，以胡耀邦的发言录音为依据校改了胡耀邦手写的《我的表态》。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我在卫建林的报告上批了两句话：报告所写符合事实，如果有错误由邓力群负责。
卫建林报告送上去以后，胡和赵既不划圈，也不批示。但到了这一步，应该说事情已经清楚了。但是，在党内就传出来了：邓力群篡改胡耀邦的发言。邓力群篡改胡耀邦的发言，这样的人，我们不能投他的票、不能选他。这个不实之词成为一部分人在十三大选举之前进行串连活动的口实之一。
这个无中生有的问题，很快传到了党外，又从大陆传到港澳。当然，港澳得到的消息要比国内的晚。1988年1月《信报》就有文章，题目就是《邓力群篡改胡耀邦信件》；同年1月号的《镜报》月刊发文，题目是：《十三大后中共两种势力过招的新动态》，其中说到：邓力群私下篡改胡耀邦的检讨书，趁赵紫阳出访东欧诸国之际，以中共中央19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全党，借此抵制和削弱赵紫阳"5•13"讲话的影响。从1986年开始，特别是1986年、1987年，香港的各种报刊都骂邓力群，在这以前，报刊中没有多少邓力群的名字。

对于这样一件事，我不想得出一种看法，即这是赵紫阳或胡启立授意传到党外去的。我认为这两个人还不会这样卑劣。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机关里面同情胡耀邦的人、对邓力群有偏见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就添油加醋，就用了自己的脑子和嘴巴加以歪曲、捏造和诬陷。但是，谣言毕竟是可以澄清的。无论是赵紫阳或是胡启立，他们对于这件事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两个人把事情搞错了，而邓力群又把事情澄清了，他们不仅应该而且有责任在一定的范围内予以澄清，这起码是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嘛。在同志之间，对于自己捅出来的漏子，总应该自己出来修补、澄清嘛，这样既能对得起自己、也才能对得起邓力群嘛。他们哪怕说这样一句也好呀，说：这个事情原来误会了，现在写了报告了，事情就算过去了、了结了。说一句这样的话，也算表示了对邓力群负责嘛。
我是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卫建林是这里的干部。报告写给我，我批个意见转呈上去，总应该有个回应、和我通个气。但是泥牛人海，杳无音讯。后来据中办秘书局传出，赵紫阳转给胡启立，胡启立退回秘书局，连个圈都没有，就压在那里了！说他们授意干这样的坏事，可能还不至于，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欠了邓力群的账！他们挑起的事端，连了结的勇气都没有。
这就是所谓“邓力群篡改胡耀邦检讨书”的前前后后。

三 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通知》的一些情况

1 我和王震不同意赵紫阳、鲍彤的修改
在生活会议后，中央起草了一个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通知》。这个《通知》是赵紫阳委托胡乔木、胡启立和我负责起草的，起草工作实际上在生活会议以后就开始了。1987年1月25日草拟出了一个初稿，即《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遵循从毛主席到邓小平都一贯坚持的基本思想，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我们把《通知》稿子起草修改好以后就交给赵紫阳了，赵让鲍彤提修改意见。据赵紫阳讲，鲍看了以后，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已经与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鲍提出文件中的这个提法要修改，要改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否定四顶基本原则，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赵紫阳没有表示不同意。这样，文件就按照鲍彤的意见修改印发政治局会议了。
我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发现文件的提法变了，就提出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这样修改不妥当，还是恢复原来的提法。王震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他说：是啊，只讲党的领导为核心不够，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最好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过讨论，赵说还是恢复原来的提法吧。
这样，文件就恢复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方针。这一点很重要。从这一过程看出来，赵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多种经济成份要以公有制为主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起码是他自己同意了鲍彤的观点，即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又要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矛盾。赵紫阳同意鲍彤的修改，而且重用鲍彤这样的人。在“八九政治风波”中，鲍彤和他下面的一些人对赵紫阳产生很坏的影响。
    2 邓小平和胡乔木坚持"四个现代化"前加上“社会主义”
这里要说一下，科委有几位类似鲍彤的人物，成了科委的骨干。赵紫阳当了总书记以后，科委的同志就特意把鲍彤推荐给了赵。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以后，赵让鲍彤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这期间的很多事情都与这些人有关系。方励之和科委的吴明瑜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方每次到北京，都要与吴明瑜见面，了解北京的情况。吴既给他提供情况，又给他出主意。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郭老要作报告，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在报告中提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地方，都加上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个稿子交给科委征求意见时，科委提出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这个词都给勾掉了。稿子退回来，胡乔木看出了这个问题，把这个修改报告了邓小平，邓说：恢复。
从现象上看，这是文字、提法等技术性问题，但实际上这是思想倾向的反映。
直至4月份，宣传系统还是按照反自由化的部署和生活会议定的方向开展工作的，整个意识形态反自由化的情况有所好转。

四 赵紫阳"5•13"讲话前后

1 赵紫阳说讲话来自邓小平反“左”的压力
赵紫阳发表“5•13"讲话，情况发生逆转。赵紫阳说："今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和对改革、开放、搞活的宣传应该并重，不仅不能偏废，而且要互相促进。"赵紫阳在讲话中还批评了一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观点，强调对经济体制改革要好好宣传，还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
在“5•13"讲话之前，邓小平讲过两次话。第一次是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赵紫阳对谈话进行了传达。赵讲，小平同志与捷克总理的谈话“是很有新意的，是很可以开窍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下面就是邓的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
赵说：原来没有那个“了”字，邓特意和他说，在“搞”字后面加个“了”字。
听了这个传达以后，我认为有些话说得恐怕不准确；如果不够格，那我们搞的是什么呢？对于"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我建议改为："现在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说搞好了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好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赵一直反对，赵说：不行、不行。
第二次是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总理格拉。邓小平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
接着，邓又讲：“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⑦
在这一段谈话后面，原始记录中还有这样两句话：格拉问：邓小平同志的意思是不是右的倾向主要来自青年方面，“左”的倾向主要来自老年方面？邓洄答说：大体上差不多，但青年中也有"左"的，老年中也有右的。
这里把老干部称为“左”的代表，主要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在正式发表时，把这两句话删掉了。后来，赵紫阳在做自我辩解时说：所以要作“5•13"讲话，主要是来自于邓小平的反"左"压力。所谓反"左"压力，有文字根据的恐怕就是指这两次谈话了。
    2 赵紫阳硬说邓力群同情"左"的观点
这时王忍之已经出任中央宣传部长。约在3月间，王忍之主持召开宣传部长会议，我也参加了。辽宁宣传部长汇报，他们省里的干部对一些问题想不通，概括起来是两句话：说资本主义(即发表自由化意见的)的挨批，干资本主义的(即搞私营企业的)没事。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所引起的困惑，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应该给予回答。恰好此时，赵决定在这个会上讲话，就派他的秘书来了解情况，我就向他介绍说：大家在汇报中间讲了不少情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的干部所说的这两句话，对这两句话很需要用些心思，看看如何给予回答。后来，赵的秘书也直接听了一些人汇报，辽宁的同志当面也讲了这个反映。
不知道赵紫阳派来的这个秘书是怎么向赵反映的，赵后来讲话，虽然没点名，但意思是邓力群同情这种观点，赵对此加以批驳，认为这是“左”的言论之一。我听了赵的讲话，也意识到了他的这个意思，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嘛。后来我在宣传会议上讲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我的这篇讲话，赵不一定能看到。后来，赵在“5•13"讲话中，以这个反映为例，说这就是"左"的干扰、"左"的思想的显露；赵还把这两句话改成：说自由化的人挨批，干自由化的人没事。
    “5•13"讲话前，赵准备了一个稿子。5月4日，他把这个稿子送给了邓小平同志。5月5日，邓有个批示："完全赞成。"
    “5•13"讲话，讲来讲去，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同等重要，两个基本点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唇齿相依的，要全面理解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这两个基本点本身，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而有的人就是强调"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
    3 赵紫阳无中生有攻击邓力群
    “5•13"讲话的主要根据，赵自己说是：好像是3月份，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上的主张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提出了"纲目论"，对中央现行的方针、政策表示不同的意见。
在“5•13"讲话之后，赵与王忍之讲：那个座谈会是邓力群让卢之超到党校去布置的，意见也是邓力群的。我(赵)这个东西(即党校的座谈会材料)来自四个渠道，都说这个会是邓力群布置的，是由卢之超到党校去谈的，然后让江流召开会议，会议开了以后，江流就没有再参加会，让大家讨论"纲目"关系。赵当时说得很神秘。
在讲话前后，4月27日、5月9日、5月11日、5月18日，赵都反复讲为什么要作"5•13"讲话。后来，胡启立还专门整理了一个"赵紫阳同志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这个要点分成四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召开理论、宣传、新闻、党校干部会讲这篇话；第二个问题，关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第三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关于团结大多数和建设理论队伍的问题。
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他也没有说是哪个单位，就是列举了好几个所谓"左"的言论的表现，其中就说了有个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纲和目的关系，这是"左"的主要表现。
我知道彭真说过“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是总纲，但彭没说“改革开放”是目。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赵是冲着我来的，因为这些事和我根本不沾边，我既没有这种主张，更没有进行这种活动。在赵讲这些东西时，我一点也没被触动。当时，我只是想，这样一讲话，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王忍之告诉我：赵说他的材料来自四个渠道，宣传部是个渠道，党校是个渠道，其他渠道，我记不准了。
事实上，我既没有叫卢去组织这个会，卢也没有去过党校，更没有向江流布置这个工作。江流在这段时间曾找过我两次，根本不是谈这件事。蒋南翔当时任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蒋想把原来胡耀邦在党校时的一个秘书提起来任副校长，蒋认为：照理说，按工作、经历和起的作用来讲，江流应该当副校长，但考虑到与胡耀邦的关系，还是让这个姓陈的秘书当副校长，江流继续当教育长。蒋委托我作江流的工作，江流为这个事到中南海找过我。除此之外，我们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谈。所以，在“5•13"讲话和5月18日讲话中连续讲这个事，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是针对邓力群的。这可真是一个冤案和错案啊！赵紫阳不是在和风车作战吗！
另外，赵还指名讲：王正萍在一次会上讲。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基础。实际上，赵歪曲了王正萍的话。从王正萍的讲话稿上可以看出来，王正萍说的是：个别地方实行包产到户，把这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王正萍没有说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把全国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在材料里还点了王忍之的名，说他讲：这次反自由化是一次拨乱反正，材料里引了这个话。王忍之当场讲：我讲拨乱反正是有限制的，我是说在一定范围里面讲，可以说是又一次拨乱反正，不是概括地说总体的情况。
这些事一直到赵讲话，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蒙在鼓里。我没有意识到这是对着我说的。有一次开书记处会议，我才感觉到气氛有一点不对。在我强调宣传工作中要反复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时，赵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做法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没有饭吃。这是批评我是教条主义吧！我这才有感觉了。后来，赵让万里、胡启立召集北京一些单位开会；特别指明要让邓力群从头到尾参加。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冲着我来的。
    4 赵紫阳否定卢之超当中宣部副部长的提名
中宣部有个王大明，是朱厚泽任部长时的常务副部长(从北京市调到中宣部)，这个人写了个材料，说邓力群在宣传部搜罗了一批"文革"中的造反派，有名有姓。这件事也是王忍之和我讲的。其中有一个事情涉及到卢之超。卢在反自由化以前受到王惠德的压制，理夫这些人整卢。反自由化以后，我和王忍之商量，说卢是理论局局长，工作搞得还不错，也根本没有那些不妥当和错误的言论，是否把卢提上来当宣传部副部长，还继续分管理论宣传工作。有一次，在赵紫阳那里，宋平也在，我就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赵说："这个人还能当宣传部副部长啊，有人来信检举他，说他是反军社论的起草者。"⑨
写检举信的人是谁呢？原来是《红旗》一个女校对，这个人和陈伯达的关系，在《红旗》机关传得沸沸扬扬。"文化大革命"中陈还把她扶起来领导机关运动，把一批同志打成"反革命"，其中包括卢之超。信是经过陆定一转的。党内发生的这些事真令人吃惊啊！
我说，这个事在干校审查了七、八年，老早已经搞清楚了。卢之超与这个社论的关系是这样的：卢当时在《红旗》工作，这个社论是林杰口述，几个人笔录整理的，而社论内容的渊源来自于林立果等造反派提出来的要反对军队的走资派的言论。这些事既有档案可查，也有当事人的证明。赵听了只好说：事实清楚了，但传闻厉害啊！
实际上，这是一条表面的理由，最主要的是：卢之超是所谓邓力群派去党校布置开那个会议的人。这样，卢后来在宣传部呆不下去了，他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呆了一段，帮先念同志编《文选》。
上述事情也成为邓力群后来落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直接反对“两个基本点”！
    5，赵紫阳垮台，对邓力群的诬陷攻击得到澄清
这几年的事情啊，来得也快、去得也快。赵紫阳一垮台，这个事情很快就澄清了。1987年给邓力群栽赃，他不给你当面说，既然邓力群的问题这么严重，你就和他当面谈一次嘛，也核对核对事实嘛。到了1989年6月15日，中央党校的当事人--即所谓参加那个会议的几个人：江流、王正萍、邢家鲤、吴雄丞给副校长高狄写信转乔石、王震、宋平、王忍之，并报中央，说明事实真相。这以后又经过了很多专门的调查，查来查去，证明赵紫阳对邓力群的攻击全是谎言！全是虚构！这样，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我把江流等人的信附在本文后面，说明这一段被人栽赃的历史。
    6 胡耀邦、赵紫阳的根本不同
拿胡耀邦和赵紫阳来比较，确实是根本不同的。十二大后，尤其是十二届二中全会反对精神污染以后，胡耀邦在很多事情上不断地折磨我，一直折磨到1986年11月，他还在上海的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让邓小平同志背了黑锅。在一段时间里，他口头讲、文件上批，但他是直截了当，批邓力群就点名批，不同意邓力群什么观点，就直接说；一旦情况清楚了以后，他就说没有事了，不记仇。应该讲，在这一点上，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你把事情说清楚了，他也就烟消云散了。尽管后来又有反复，但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有事了。而赵紫阳却搞阴谋，他整了你，你还不知道他在整你。他搞那么大的动作，我当时虽然觉得他的意见不对，但没有觉得是冲着我来的；而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冲着我来的。当然，也要承认，就像赵紫阳所说的，5月13日的讲话受到了邓小平的压力，邓认可老的"左"的多。这老的里面当然就包括邓力群嘛。也可能赵当面就和邓讲，自己所听到、所认为的邓力群的"左"的观点；而当他把党校的事情按那种样子报告邓，邓当然就支持他了。

五 赵紫阳撤销书记处研究室

事情发展下去，撤销我负责的书记处研究室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1987年7月7日，中央开会，不知道哪些人参加了，正式决定撤销书记处研究室。7月9日，薄老正式通知了我。
    1 作出撤销决定的经过
听说，从“5•13"讲话到做撤销决定之前，这期间，赵到东欧出访，行前他布置胡启立收集邓力群的材料。现在知道的就是所谓篡改胡耀邦的发言，其他还有什么材料，我不清楚。据说赵从东欧回来之后，胡启立就把这些材料送给了赵，赵又把这些转给了邓小平。经手人之一，就是被禹作敏收买了、给禹通风报信后来被判刑的那个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这期间，李锐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告邓力群的状。其中有三个内容：一是生活问题，在延安的事情。邓小平讲，这个问题是过去了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还有两个，一个是说邓力群宣传陈云著作、陈云思想，在宣传中间标榜自己，大概也讲了是邓力群提出了陈云思想的概念；第二个是说邓力群反对改革开放，其中引了我对李光耀一次讲话的评价。李光耀说：尽管北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新加坡仍不能过分依赖中国，"不管他们会从一项经济安排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从政治方面考虑决定同你断绝关系，他们就可能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李光耀还说："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如果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范围扩大了，新加坡就会变得过分依赖中国。在同一个共产党国家打交道时，出现这种情况将是灾难性的。" ⑩对李光耀的言论，我讲过这个意见：你看，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和我们打交道时，是做了这样两手准备的，我们可也得用点心啊！这个话我确实讲过。李锐对我的这个意见，就加以歪曲，以此证明邓力群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这两条都很能打动邓小平的心。据说这个信也转给了赵紫阳，赵与李锐还进行过长谈。
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可证明赵紫阳这个人耍两面派。在他当总书记后，我那时还是书记处研究室的主任，他要找我们谈话，我也要找他谈呀，谈了很多，其中的一条，就是书记处研究室还要存在、还要发展。赵紫阳提出来，最好把书记处研究室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对此还讲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我当然同意了。赵紫阳、胡启立还有一些批示和说法，什么书记处研究室功劳大、人才济济啊。后来，就在研究室内部讨论了。讨论之后，5月18日给胡启立、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胡启立圈阅了报告没有表态。薄老看了，5月22日批示说："似以约力群同志谈一下，联系今后中央三组织的作用，慎重定夺为好。"5月24日，赵的批示是："同意薄老意见，这件事可缓办。十三大后，党中央的机构设置和改革应作统一研究，现在一般以不动为好。"杨尚昆(当时不在北京)6月25日批了：同意薄老的意见。
赵批了以后就出国了。回国后，7月7日就做了决定，不讲任何理由，就是一句话：撤销。
    2 令人欣慰的事
听到这个撤销的决定，我个人的心情很平静。我和研究室的人讲，研究室是中央的一个工作机构，是领导同志的一个助手单位。每个领导同志，特别是第一把手，都需要组织适合他自己思想和工作习惯的助手机构。他――赵紫阳当总书记了，觉得这个机构不顺手，当然可以撤销。对他来说，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权力。他可以另外组织他的助手机构嘛。所以，我和大家讲，这是正常现象，撤销就撤销吧。我没有觉得什么可惜和痛心，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满意的。我甚至想，你既然不愿意让我帮你的忙，我也乐得清闲，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现在看，这也许是反过来帮了我的忙。研究室发展到这个时候，也产生了一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问题。解散比之不解散，对很多同志的安排要好得多。如果一直在研究室，很多人就窝住了，起不来。解散后，研究室的同志分到了二十多个单位，这就给了这些同志表现自己才智的空间和机会，结果搞了两三年，他们就冒尖了。到现在来看，从研究室出去的人，担任副部长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如果一直在研究室，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一件大事情——1989年"政治风波"一来，和我观点一致的人，没有一个表现不好的；而那些和我观点不一致的人，在风波中间却表现得不好。中国古话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赵紫阳这样处心积虑地来对付邓力群、对付研究室，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他就得到了报应。研究室究竟干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室内的同志多数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用一年、两年就得出结论了。"八九政治风波"是个考验啊！
    3 书记处研究室做了事培养了人
胡耀邦同志当中央秘书长以后，把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的研究室合并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从1980年成立，一直到解散，整整8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研究室确实做了不少事。参与起草、修改中央文件81份，帮助中央同志(包括赵、胡，还有老一代邓、陈、叶、李)起草、整理他们的文章、文集36种，合起来共117种。平均一年十四、五件啊。代拟中央、中办给各地的批复16件。还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在一些问题上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出了两个刊物，一个是《经济研究资料》，一个是《调查与研究》，后来两个合成了一个；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供你参考"，帮助中央搜集材料，了解情况，做出决策，在这方面整理了几百份材料。此外，按照中央的决定，写介绍和阐述的文章上千篇。
上面说的那些，还不是研究室工作的全部，研究室最主要的成绩是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中青年上来了，那个时候才40多岁，现在都50岁上下甚至60岁了。例如，谢宏这样的人，1965年大学毕业到《红旗》杂志社，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学习成绩不错，但工作上无从下手，经过研究室几年的锻炼，分到出版总署后就出类拔萃了，后来到了《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据我了解，在同时的几位副总编辑中，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有一个丁振海，从研究室调到《红旗》杂志，后来担任《人民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和海外版总编辑。他本人一再表示，如果没有在研究室的锻炼，以后的工作是无法胜任的。现在社科院的副院长李慎明，也在研究室工作过。还有从我们那里分到文献研究室的一个青年同志陈晋，我最近看到他的东西，特别高兴，整理出版了《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下)。我看了目录，他搜集了那么多材料，自己进行了整理，两厚本书啊！卫建林、王梦奎、滕文生、卢之超、有林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这点上说，我还可以自我安慰。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经得起考验。在风浪中间，他们能站得住。所以，说来说去，当时受点委屈，大家都感到不公正。赵垮台了，大家都感到这个人终于得到了报应。现在，更感觉到赵给我们帮了忙。想到过去，说到现在，感慨不少啊！
研究室都做了什么工作，在解散之后，我们也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列了一个单子。

4 宋平给予的帮助
还有一点要说，研究室解散之后，在干部的安排、分配上，得到了宋平同志的帮助。宋平是管组织、人事的，他了解研究室，也了解研究室里几个比较出色的干部。尽管单位撤销了，但人员的安排，应该讲是很合适的。其时，中组部正好要成立党建研究所，他就把研究室三十几位同志调到了党建研究所，张云声、苏沛、邵平、张德成、赵少坪、王成福等同志都留下来了。后来，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他又把几个骨干调去。他们在九十年代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至关重要的。
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对有权无权，一向不放在心里，让干就干，不让干，我就干我自己的，无所谓。有一次，我和王震聊天，王老说你这个人不愿意做官、清高，这是一个大缺点。他说：你那个不行，太清高，不行。他就讲：我这个人就要掌权，就是要权啊！没权你就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六 十三大中央委员落选

1 没有抬不起头
邓小平同志对我不高兴，让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如果没有邓的同意，赵紫阳也实现不了他的预谋。在没接到李锐的信和赵的材料前，原来提名十三大的候选人，我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列上的，接到李锐的信和赵的材料后，邓就加了一个括号：候补政治局委员。
十三大的代表，我当选了。中委的候选名单也提出来了，但中委实行差额选举，我从正式中委的名单中落选了。结果报告了邓小平，说没选上中委啊，邓小平的回话是：承认选举，不做变动；后来又说，到中顾委做中顾委的常委。结果，中顾委常委也没选上。
就我来讲，对落选一点反应和不高兴都没有，也不是，我的思想境界还没有修炼到这样一个高水平。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当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绪有那么几天不舒畅、不愉快，总觉得不太公平，也有点尴尬。但是很快就想通了，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
我记得落选以后，我到王老那儿去聊天，恰好万绍芬也在那里。她也落选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里去诉苦，让王老给想办法。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邓力群学习，他不是也落选了吗，他不在乎，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这倒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想不开，从此以后就抬不起头了。我自己没有抬不起头，我没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
    2 赵紫阳做了手脚
在这里面，也要说一下，赵紫阳在此事上是做了手脚的，他底下的人进行了活动。解散研究室的通知就是一句话：解散书记处研究室。7月14日发通知，所有接到通知的单位，不讲别的，很自然就会想到，邓力群这个人不行了。好人也会这么想，更不要说那些对邓力群有偏见的人了。据说，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费孝通这些人当天知道了我落选的消息，互相打电话说：邓力群落选了，大快人心啊。当然有一些人是会幸灾乐祸的。所以，解散研究室，是赵紫阳破坏邓力群名誉的一着棋；尽管你小平同志提了名，我赵就做些手脚，给你邓力群泼一身脏水。
还不止这一件事。先念同志证实有人去湖北团活动，让他们不要选邓力群。这是赵辛初告诉他的。赵说：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活动，不让选邓力群，我(赵辛初)倒是投了邓力群的票。辽宁后来也证实有人去活动嘛，上海也证实有人去活动嘛，贵州也有人去活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人去活动，我就不清楚了。
十三大代表二千多人，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我得到的票是一千六百多张，在三分之二以上，没投我的票有五百多张。这个结果，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留待人们思考吧。

七 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品格

1975年到1987年，是我政治经历中最重要的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间，自然界的春天秋天交替出现；我的政治生涯，也有顺境与逆境的转换。作为党中央的参谋、助手，我遭遇了三次打击。第一次是华国锋要解散国务院研究室；第二次是胡耀邦免去我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任命王兆国为主任；第三次是赵紫阳把书记处研究室撤销了。平均四年一次，这是我过去从未经历过的。
十二年的风风雨雨，我的心情时起时伏，既有高兴，也有难过。但总结一下、回顾一下，在风浪的冲击中，我没有失去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情操，更没有失去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念。以我的生活道路来说，处理好在逆境中的人生观问题，对别人有参考价值啊！
这里面还要讲到，家庭成员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没有倒下来的重要因素。我受重用时，老罗和儿女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高兴。比如说我当选为书记处书记了，我没在乎，回到家里我也没有讲，他们看到报纸以后，也没有特别高兴，还是跟以前一样。按照老百姓的话说，吃饭时没有因此添一个菜，酒也没有因此喝过一次，很平静地对待我受重用。同样，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我落选了，有几天我的心情不好，但家里并没有埋怨。他们也很平静地承受了这种打击，家庭生活照样和谐。包括我的儿子邓英淘、女儿罗小韵，他们跟我的思想、感情都是一致的。1976年"四五"运动时，邓英淘多次去天安门，回来后写了诗、写了词，抒发自己的悲愤心情。罗小韵的照相照得好，她在天安门广场照了不少相，有些相片获了奖，记录了历史的瞬间。即使我受重用，儿女也没有提出升官发财，没有利用我的地位谋私，让人家指着脊梁批评。英淘做学问，小韵照相，都是普通工作人员。
留在我档案里的材料，有两份是我家人的笔迹。一个是关于《论总纲》写作经过的书面报告，是我口述、老罗笔录的。我们都是老实人，我怎么说她就怎么记，我没有想过写假报告，她也没有提出这里含蓄一点，那里隐藏一点，就是如实地记录。另一个是1977年5月24日，我和王震到邓小平那里谈话。这个谈话记录是我回来后口述、邓英淘记录的。那时是风波过后开始见到希望了。
我本人、我的家庭，在我顺利时没有喜出望外，在我难过时也没有消沉，更没有倒下去爬不起来。很多共产党员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啊！共产党虽然多灾多难，但有多少个家庭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共赴党难啊！在这一点上，我的家庭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可以与之为伍！这是我和老罗感到宽慰和自豪的。
附录：江流等四同志致高狄并转乔石、王震、宋平、王忍之并报中央的信(1989年6月15日)。
高狄同志转乔石、王震、宋平、忍之同志
并报中央：
一、1987年六月上旬，中央党校在全校学工人员中传达了一个白头文件，题为《赵紫阳同志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在阐述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时，赵紫阳同去说：“有这样一种观点：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看成是纲和目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在我春节讲话之后不久，就有人发动了这样一次讨论会，提出这种论点，其目的不外乎要贬低改革，打着四项坚持之旗帜，否定改革、开放之政策，是有的。就是要把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向贬低改革、否定改革的歧途上去。
在讨论这个文件的过程中，会上会下，校内校外，广泛流传说：赵紫阳同志指的是中央党校研究所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的观点，这个会是江流发动的。中央党校一位副校长在向省、部级干部学习班学员传达文件时解释说，这件事就出在党校。另一位副校长在昆明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也说过，"纲目论"出自中央党校。六月十六日在校委听取各单位学习讨论的汇报会上，高扬校长说："紫阳同志找我谈党校工作时，查问过这件事。"在这次汇报会上，研究所负责人如实地讲清了情况，中央办公厅派人参加了这次汇报会。汇报会前后，中办的同志还做了调查。本来事实已经很清楚，所谓"纲目论"出自党校之说，纯系子虚乌有，但领导上却一直不肯实事求是地予以澄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追查所谓"纲目论"的上头来源，还追查中宣部1987年2月编印的《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一些材料》、《若干言论对照》(注：这两个材料的内容，汇集了思想理论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观点，并与1986年末学潮的标语、口号、大小字报加以对照)是谁搞的，怎么搞到党校来的？还采取种种手段打击和伤害了与其有关的同志。
    1987年3月11、12日，中央党校确实召开了一个学习讨论会。会议由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理论动态编辑部、理论月刊编辑部联合召集，得到主管教学科研工作的教育长的同意，有教师学员共40余人参加，中心议题是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掌握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两个半天的会议内容和气氛都是健康的，发言的整个基调都是热情洋溢、满怀深情地肯定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性和重大意义，阐述和论证全面理解和贯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同志们学习领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三中全会路线的表述的历次讲话精神，一致强调两个基本点不可分割，在这个总前提下发表了各自的理解，是完全正常的。讨论会上没有人说过"纲、目"的话，更没有人反对和贬低改革。这是党校师生在校内举行的一次学习讨论会，怎么会、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所谓"纲目论"的假案来呢！这次讨论赵紫阳讲话，追查、批判所谓"纲目论"的事件，其影响遍及全国党校系统和思想理论界，它打击压制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助长了坚持和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的气焰，扭转了根据邓小平同志1986年12月30日讲话(即中发[87]一号文件)所确定的大方向和有关部署，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而这一切严重后果，其源盖出于赵紫阳同志的这个讲话。根据未经核实的虚假材料，制造所谓"反对和贬低改革"的"纲目论"，大兴问罪之师，乱扣政治帽子，其手段与其产党人是多么不相称！两年前的许多情况人们记忆犹新。从1987年1月以来，赵紫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上，开始是划框框，设置障碍；继而突然转向，大批"思想僵化"；在四、五月里一系列讲话之后，竟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途夭折。自此之后，在中国的大地上，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受到保护，更加扩大其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滥起来，以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们希望中央在这次解决赵紫阳同志问题的过程中，对这个所谓“纲目论”的假案，查明真相，澄清事实，辨明是非，给予实事求是的公正解决。并由此总结经验教训，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在思想理论战线认真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造成的恶果。
江流 王正萍 邢家鲤 吴雄丞
            1989年6月15日
注释：
①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94页。
②1987年6月2日，胡启立致紫阳、一波同志的信。打字复印件。
③1987年6月2日，赵紫阳在胡启立来信上的批语。手稿复印件。
④1987年7月14日，薄一波致力群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
⑤1987年7月16日，卫建林就起草中央3号文件补充材料之四、之五的经过给力群同志的报告。手稿复印件。
⑥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页。
⑦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9页。
⑨《中办通报》1987年第18期：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社党副总书记、副首相格拉的谈话。
⑨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⑩1985年9月30日《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