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幸福的朝鲜官员们
不知内情的人可能认为，（西）朝鲜官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官员。也许在饺子上台前的20多年间确实是这样的，然而，在饺子上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目前，（西）朝鲜官员群体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福的群体之一。我们通过追索新闻联播中官员们开会时的气氛可以发现，之前官员们在开会时无法掩盖的自得和轻松已经被普遍的凝重和抑郁所取代。
即使在掌握权力核心的七个人里，除了饺子和小李子以及小山子这三个人外，其余四个人几乎看不到笑容——甚至连假装一下都觉得已经没有必要，索性完全无表情。
如果观察再仔细一点，我们还能发现，除了饺子一人以外，即使从小李子和小山子（更不必说其余核心）的脸上也能读出深刻的不安全感。
隔代遗传
饺子一人谈笑风生。其一颦一笑，张合自如，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太祖再世。——那“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霸气和自信，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太祖去世三十多年后，（西）朝鲜人们又一次在最高领袖的身上看到了久违的大气蓬勃、权御群臣的神情。在上一届的最高领袖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目前，只有这个人才真正抓住了官员们的痛点，也只有这个人才有自信和实力利用这个痛点杖责（西）朝鲜的官员们。
因为只有他才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红色贵族血液的继承人，继承的不仅有权力基因，还有生物学上的基因。而他的上任和上上任都不具备这两者合一的优势。
正如在太祖治下的官员们普遍的不幸福一样，目前的官员们也普遍的不幸福。前一分钟还在台上宣讲（西）朝鲜梦，后一分钟就被锦衣卫当场带走。这另类红色恐怖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西）朝鲜的官员们头顶上随时可能刺下来，却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正如太祖时代发动群众揪出当权派一样，人民群众对此欢欣鼓舞。
可是一切没有那么简单。
反腐败和GDP增速的两难困境
三十多年来，官员们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最高原则下，早已习惯把自己定义为一方经济发展的董事长，早已习惯了隐蔽经商，谁的屁股干净呢？这就是官员们的痛点。
可是，被愚昧的人民群众看不到的是，一旦官员们的这个痛点被抓，他们不可避免的会消极怠工——董事长兼总经理不干活，公司不可能搞好。即使小李子的三番五次的开会、发文、甚至以撤职相威胁催他们干活，但是他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不干活：
A. 一干活，就不可避免的要官·商·勾·结，无论是招投标还是政策特殊优惠，只要做出决策，腐败的嫌疑随之而来——无论标的给谁。也就是说，干的活越多，嫌疑越大，被抓的可能性越大。
B. 若干活，得不到足够的好处，为啥还要去干呢。干活不得好处，老婆和情人们首先不同意。仅凭那点公务员工资，即使如不厚都督那般位高权重，其公子也得在国外断炊。
聪明的学者们虽然不明说，但是都知道，（西）朝鲜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速度，也就是GDP的增速上。二十多年的（西）朝鲜经济发展奇迹延续了这个政权。那些不幸运的苏联东欧的同行们，由于没把经济搞好，早已垮台，灰飞烟灭。
在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第一原则下，整个（西）朝鲜人民党大大小小的一把手毫无例外的变成了各个地方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来比拟：各地的一把手即书记是“董事长”，而省长，市长，县长是各地的“总经理”。
香港的张五常，以及北大、清华等许多经济学家论证：（西）朝鲜各地为了经济发展而实际上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司”，这些“公司”之间激烈竞争。各地的GDP增速是竞争成败的关键指标，因而也成为了分管各地的人民党党员职务升迁最重要的指标；同时，为了激励各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干活，党内潜规则是各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可以参与经济利润分红（虽然在公开场合明文规定这个分红是被禁止的被称之为“腐败”）；正是上述模式创造了伟大的（西）朝鲜经济奇迹。
所以，反腐败把“董事长”和“总经理”干活的积极性给干掉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反腐败实际上就是反GDP、反经济增长。
饺子之前的两届对上述逻辑心知肚明，尤其是上上届更加坦率，发明了三个代··表理论以公然允许资本家入无产阶级的党。（西）朝鲜官员自此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官员群体。
然而，饺子的太祖情结中断了这一进程。官员们普遍愁眉不展，郁郁乎不得安生，自杀成风，跑路成风。
毫无疑问，随之而来的是，（西）朝鲜的GDP降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除了90年91两年外最低点——那两年GDP增速很差是因为那个事件的影响。
没有GDP的高增速，（西）朝鲜人民党就会失去合法性；可是，为了GDP的高增速而默许无处不在的腐败，及其所形成的社会不公、收入两极分化（基尼系数逐年升高）也会把这个党给埋葬掉；这是一个看起来无法解决的经济难题。
这个难题将把（西）朝鲜推向深渊。
活着离开这个世界？
